从北京飞往三亚的前一天晚上，我和铭基把那几盒鸭舌鸭脖牛蛙放进冰箱，并郑重地互相提醒：“明天早上千万别忘了拿出来放进箱子啊！”
然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出发的那天早上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抵达三亚以后才如梦初醒，赶紧在我们的“三亚三亚”小群里发布了这个噩耗。
从香港出发的小昂一家此时还在飞行途中。人在上海浦东机场的小丁立刻采取补救措施——她奔向机场的“周黑鸭”（请给我广告费！），买下了一堆鸭类产品……
等到三个家庭终于在三亚聚齐，已经是晚饭时分。晚饭后我们忙着安顿一天没睡的娃，只得暂时冷落周黑鸭。
第二天又是一场硬仗。娃们玩得很high，但也状况不断。等到这吵吵闹闹、有笑有泪的一天过去，我们各自瘫倒在各自的房间里，实在没法聚在一起享用周黑鸭。
直到第三天的上午，我们才终于迎来了那个期待已久的时刻：一片林间空地上，几个小朋友安静地挖沙子捡松果；爸爸们躺在吊床上，偶尔照看一下娃们；而我们三个女生（好吧，三个妈妈）终于得以从容地坐在野餐桌边，向那些鸭舌鸭脖鸭锁骨伸出魔爪……
“哇！”我们不约而同地做浮夸倾倒状，“怎么那么好吃！”
回到北京已经快一个月了，我发现我还在怀念那一天的感受——温和而不炽热的阳光，穿过林间的风，偶尔飘到耳边的童稚话语，被辣得丝丝吸气的痛快，无所事事的奢侈和愉悦……当然，最怀念的还是三个女生终于可以放松下来闲聊谈心的幸福感，就像在时间的长河中逆流而上，回到了那恍若隔世的英伦时光——那些共同度过的周末和假期，那段单纯而放肆的青春岁月。
想来真是不可思议啊，当年的我们似乎有着挥霍不尽的时间。周末晚上赖在对方家里吃火锅玩无聊的游戏，根本不用考虑几点回家，有时直接在沙发上昏睡过去；加完班换上球鞋就冲去唱卡拉OK，在包厢里像神经病一样群魔乱舞跳着《一剪梅》；结伴去意大利的五渔村，醉醺醺的夜里躺在海边礁石上傻笑着大谈梦想（还有视频为证）……那时的我们半真半假地说着老了以后要住在一起，谁会想到几年之后大家就各奔东西，而终有一天，连聚在一起吃着鸭舌聊会儿天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并不止于对共同过往的缅怀。我在朋友圈里感叹：“Friendship marks a life even more deeply than love.”生命中常有错爱，爱过之人的痕迹也终会淡去，而真正的友谊却往往比爱情更为牢固和长久。当然，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朋友，有些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但我们几个已经深深扎根在彼此的生命里了，即便现在天各一方，那一份共享的生命感、或是类似于共存的东西依然坚不可摧，足以令我们彼此信赖和珍惜。
曾经有位英国女同事对我说：如果无法分享真实的感受，我们恐怕就会变得像男人一样。年岁渐长，我越来越能理解这句话，也越发看重女性朋友之间的友谊。但我们几个之间也不是那种非常女性化的相处方式，连摆pose拍个合影都往往不好意思地匆匆结束，更不会互相撒娇或是说一些很“虚”很“鸡汤”的话。我们的友谊中有份成年人的稳重，不会以毒舌互损来表达亲昵；我们也几乎从来不称赞对方，却一直能感受到那份细水长流的温暖和爱意；看到有趣的东西想第一时间在微信群里分享，遭遇挫折时互相倾诉和鼓励，而当我们看到某些人和事时，也都能不约而同地自动看出那其实都是放屁……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友谊。
如今我们分别散落在伦敦、香港和北京，但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大团聚（可惜思晨常常来不了），时间往往选在小丁一家回国度假的期间。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喜欢选择那些适合亲子游的旅行目的地，希望能尽可能的省心省力又皆大欢喜——我当然也希望我们能够来一趟girls trip，抛下老公和小孩，去一些更酷更精彩的地方，可这暂时还只能是奢望。自从加入了“父母俱乐部”，人生由风花雪月进入原始森林，生活因为另一个人而兵荒马乱、危机四伏，也被迫开始担心核战争和地球的未来……好啦，也许没那么夸张啦，但是生活从此多了很多很多的责任、压力和限制，这一点毋庸置疑。
某程度上，身份的转变也为我们之间的友谊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女性朋友像一面隐秘的镜子，我们通过相互参照来确定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借助彼此来巩固自己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是的，每一次天南海北重聚，内心深处自认为“少女”的那部分自我都会悄悄苏醒，但与此同时，也许是女性的高度自觉，也许是身边难以忽视的、不断在制造混乱的小屁孩们，作为“妈妈”的那部分自我也依旧昂然挺立。就算我们三个真的抛夫弃子去了一趟girls trip，一路上也肯定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断找机会和孩子通话视频……我常常感到困惑，为什么女人就是“孩子他妈”，而男人却被称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呢？
如果不是那天小丁无意间提起的一件事，我从来都没有意识到我们三个恰好代表着“妈妈”的三种类型：小丁是伦敦的全职妈妈，小昂是香港的职场妈妈，我则是北京的自由职业者。这当然都是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但这些不同的选择并不代表着我们在观念上的分歧，恰恰相反，有时我甚至感到我们都团结在一种没有地域和职业界限的东西里，就像是某种被共同分担的痛苦——那是只属于女性的体验，太过普遍，太过深刻。
其实那件事说来也算寻常：小丁和丁妈在某个工作日遇到一位友人的妈妈，对方前一天刚从国内飞到伦敦帮女儿带孩子，看上去一脸疲惫。她得知小丁已经辞职在家带娃，十分不以为然地对丁妈说：“我可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不工作，我花了那么多钱送她读书，不是为了让她回家做全职妈妈的。”
这件事说完，我们都笑了，拿着周黑鸭的手同时悬在半空。平日里我拒绝承认我们正在步入中年，但在那一刻，浮现在脸上的俨然是只属于中年女子的苦笑——自嘲、无奈、伤感、世事洞明又不失耐心。
这并不是小丁第一次被人质疑她的选择。有位男性朋友很直接地对她说：“你这样是不行的。”“所以你是就这样了吗？”——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是觉得她已无可救药。而他本人的妻子也是全职妈妈，很显然，尽管他在生活上倚赖着她的付出，心中却对她毫无尊重。
身为自由职业者的我也不止一次地受到过同样的质问，有时会令自诩内心强大的我也不免自我怀疑。而作为职场妈妈的小昂也有她的苦恼——工作忙，下班晚，陪伴孩子的时间不够。你看啊，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当全职妈妈，会有人说你不工作不接触社会放弃自我，怎么好意思靠老公养；选择当职场妈妈吧，又会被指责忽略家庭自私自利，工作再出色也不是一个好妈妈……如今我相信所有的母亲都会感到不同程度的mother guilt（妈妈式内疚），很不幸，这就是母性经验的一部分啊。
部分的压力也许源于我们自身。我们这一代的女性从小受到的是“谁说女子不如男”的教育，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切——就像凯尔特领袖布狄卡女王的现代版本，一只手指挥着千军万马，另一只手把孩子抱在胸前哺乳。我们希望成为完美的母亲——不仅要母乳喂养、充分陪伴、科学育儿，还要教导孩子举止得体、礼貌感恩，限制屏幕时间和糖的摄入量，计划丰富有趣的假期活动……与此同时，我们又不顾一切地想证明自己没有被“母亲”这个概念定义和限制，渴望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还要留出时间与配偶和友人在情感上保持联系……哦对了，还得努力维持身材和相貌，不能被人说成是毫无自制力的黄脸婆……
社交媒体又放大了这种压力。我们从来不缺超人妈妈那样的榜样——雅虎前CEO Marissa Mayer，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还有国内那些有事业有三个娃还有马甲线的精英女性，很多工作的母亲都在效仿她们。Sandberg曾在她的《向前一步》一书中恳求妈妈们不要放弃工作，而当我读到时只觉得难以置信——没有Sandberg在保姆和托儿服务上的大手笔投资，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无法听从她的建议。相信我，那些看上去事业成功又家庭幸福的女人们，十有八九是把孩子扔给了老人或阿姨。
通过“男性”方式成功进入父权资本体系的女性往往在思想上也变得男性化，她们将自己的成功视为个人努力的结果，难以理解其他弱势女性的处境，更不会从后者的角度出发反思整个体系的问题。正相反，例如在育儿问题上，她们会找那些弱势女性帮她们照顾孩子，以此来解决自己“分身乏术”的问题，实现自己在体系中更高的攀升。在我看来，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向前一步”。
职场妈妈们都是现代女性，但她们身处的工作环境却还没有“现代化”到足以支持她们的选择。她们正在探索和挑战一种社会结构，而这种社会结构正在给她们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让她们在养育孩子的同时还要身兼劳动模范，与同辈女性和男性对手保持相同（甚至更高）的标准。
还记得在我更年轻的时候，野心勃勃地踏入职场，却在入职的第一天就看到了自己的“玻璃天花板”。投资银行工作强度很大，男性比例本来就远高于女性，而女性同事们往往在怀孕生子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行业。我的team里倒是有两位女性高层，但一位是离异无孩，另一位是女同性恋者。我想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吧？
公平地说，的确没有一个职场妈妈能够像没有孩子时那样胜任自己的工作。从实际操作的层面，她们真的没有时间。想象一下，你一早起床准备送孩子去幼儿园，却发现他生病了，需要待在家里或去看医生，但两个小时以后你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绝对不能临时缺席……
当小丁还没辞职的时候，她常常遇到的情况是：把孩子送到幼儿园，自己再赶去上班，可是几个小时以后，老师打来电话——孩子忽然发烧，请你赶快把她接走……
“孩子大一点会不会容易些？”当年还没有孩子的我曾经问过经验丰富的女同事。
“这么说吧，他们的自理能力会好很多，可是，”她苦笑摇头，“他们还是需要在下午三点放学回家，你还是会有大量的工作——打包午餐、学校假期、青少年焦虑……”
于是你再也无法以同样的投入程度在职场上打拼了。无论是否情愿，你的优先次序都会发生改变。然后你还会陷入无休止的内疚之中：因为你有工作，你觉得自己是坏妈妈；因为你有家庭，所以你是坏员工。
于是有一些妈妈选择了回归家庭。除了想摆脱这种内疚，更大的驱动力其实来自于一种育儿计算法——将自己的薪水、托儿成本、长期的职业发展前景以及工作对家庭的负面影响统统考虑在内。当一份工作在时间上不够灵活，或者提供的薪水不足以支付保姆或育儿机构的费用，或者带来的成就感不足以弥补它对家庭造成的混乱，那么理性的结论自然是辞职回家更为经济实惠。
但这里面有一个陷阱。我们选择回家是因为对工作不够满意，然而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不满意呢？职场中的性别歧视隐晦而微妙，但你我都心知肚明，女性在工作中并没有得到与男性同等的待遇。女性的薪水更低（相同或类似的工作，中国女性的报酬只有男性的64%），升职的速度更慢，受到的评价也更苛刻。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想要打破“玻璃天花板”，但仍只有很少比例的女性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所以，当她们必须从由于一系列不可控原因而不大令人满意的职业生涯和她们的孩子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她们选择了后者。
所以，这既是也不是一种选择，就像很多女性所谓的“自由”其实也并不是自由。
但拥有选择权的自由仍是可贵的。“女权”这个词常被社会曲解，可是归根究底，女权所追求的不过是女性能够选择自己所喜欢的生活方式的权利，而不用被外界的观念所左右。
与职场妈妈比起来，全职妈妈面对的嘲笑和指责恐怕更多。可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有她们自己的理由——也许有人想更多地陪伴孩子，也许有人不满意她们的工作，也许有人就是真的很喜欢做一个家庭主妇——谁有资格轻视别人的选择，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他人身上？
当年在拉丁美洲旅行时，我与路上遇见的一个韩国女生佳映成为了朋友。相熟之后，年轻人免不了谈论理想，而当佳映说出她的理想时，着实令当时的我大吃一惊。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妈妈，一个全职主妇，”她十分坦然地说，“我觉得陪伴孩子长大是生命中最快乐的事。”
现在想来，我的惊讶大概源于某种刻板印象：家庭主妇老土过时，没有自我，经济不独立，就像电视剧里那些俗气的角色。而佳映你作为一个高学历、眼界开阔、有海外经验的现代白领女性，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好学历和好工作，心甘情愿地待在家里做饭打扫带孩子？
但佳映言语间的坦然自若和落落大方对我是种刺激，令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偏见。如今我自己也做了妈妈，渐渐能够体会那种“自我认可不再围着工作团团转，而是更多地来自家庭”的感受，也愈发能够理解佳映的选择。
如果我们都同意，一个人本身比他的学历或工作重要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些因素来定义他呢？仅仅因为一个女人没有“使用”她的学历，是否意味着她浪费了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其实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我们常会发现自己从事的工作与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完全不同——就像如今的我再也不用跟那些金融模型和财务报表打交道。而除此之外，学校的教育和求学的那些日子还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关于世界，关于生活，关于人类，关于我自己。它们无法被归纳在一张纸上，但我们会在生活中不断地使用它们。在我看来，教育永远不会被浪费。
求职的时候，我们常会听到一个词语“transferable skills”（可迁移技能），指的是那些能够从一份工作中转移运用到另一份工作中的、可以用来完成许多类型工作的技能。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逻辑去做一个家庭主妇呢？任何一个家庭主妇都会告诉你，打理一个家庭需要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懂得时间规划、分配任务、优先次序、合理预算，等等等等。看看日本的那些“大神”级全职主妇，在料理家事方面已经达到了“高能预警”的级别，无论是收纳整理、时间管理还是省钱妙招，感觉处处都在生活智慧上碾压了我们。
也许有些人会称其为缺乏野心、不思进取，但“野心”并不一定是一种只与事业相关的美德（说句实话，在有工作的人里面，能称得上有事业的也并不多）。想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一个更好的厨师或一个更好的朋友同样也是雄心壮志。那些日本主妇对效率、洁净、规整以及生活的精致程度有着非一般的专业要求，将此作为自我能力的训练，并从中获得成就感，这难道不是一种抱负？
当然，全职妈妈最为人诟病的是经济不独立，这似乎变成了她们“次人一等”的原罪——她们靠男人养，因而没有尊严。
但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陷阱。这种普遍的轻视建立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之上，即人们认为家庭主妇的贡献没有价值。可是，家庭主妇的贡献无法用金钱来量化，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管理家务、做饭、打扫、洗衣服、采购、照顾和教育孩子……这些家务劳动难道不是一种工作？难道不该拿到报酬？如果保姆、钟点工、育儿嫂这些家政从业人员的劳动是有偿且能够创造价值的，那为什么全职妈妈的劳动就得不到尊重和认可呢？
更何况，照顾和陪伴是一种特殊性质的劳动。它建立起了亲密关系，付出了感情，也衍生出了爱与伤害。这些都是金钱也无法补偿的。而正是因为这种情感投入，使得全职妈妈们更加甘愿承担无偿的家务劳动——你看到这个死循环了吗？她们被缠绕在了一个越来越紧的“义务”线团之中。
别误会，我完全赞成经济独立。但我真心认为全职妈妈这种选择也应当获得社会的尊重（包括得到报酬）。让女性全都走出家门并不全然是女权主义的胜利。女性有权利定义自己的幸福，并努力按照自己的定义生活，而不是让别人告诉她们该做或不该做什么。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可、减少并重新分配无偿的家务劳动。这对于职场（或兼职）妈妈来说甚至更有意义，因为她们在职场打拼之余，回到家还要在家务劳动上花费远大于男性的时间精力——也就是说，她们承受着有偿和无偿劳动的双重负担。很不幸，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父权社会，母性被赋予了一种“天经地义”的期待，人们普遍认为照顾家庭是女性的职责，女性更加善于家事。然而实际上，除了生孩子和母乳喂养之外，没有什么家务事是男人不能做的。是时候把责任转移到我们的伴侣身上了。
另一个很少被留意到的事实是：“全职妈妈”不一定是个永恒的概念。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家庭占用女性的时间和精力也是不同的。在全职妈妈这个群体中，有很多人是抱持着“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几年尽量陪伴他们”这个想法，而当孩子们上学以后，她们其实也很希望能够回到职场，用Sheryl Sandberg的话来说——“向前一步”。
可是如何“向前一步”呢？许多结构性问题让重返工作岗位如此艰难。以我曾经的女同事们为例，她们无法像从前一样每周工作100个小时，所以这类工作出局了。正因为她们二三十岁时“向前一步”的步子迈得太大了，于是在四十岁左右发现自己身陷一个必输之局。更何况，在她们养育孩子的时间里，世界日新月异，别人正在积累经验和价值，她们无法回到十年前离开的地方重新出发。就像一只冬眠的熊，当你醒来走出山洞，外面的天地已物是人非。
那么，那些甚至想要转换跑道的人又该如何呢？从头开始吗？从头开始的薪水足以支付保姆或育儿机构的费用吗？值得吗？从职场中离开过一段时间的女性会付出巨大的职业生涯代价，其结果就是很多人只能无奈地选择继续当全职妈妈。
有时我会幻想着某个解决方案，比如说，企业可以提供一些封闭式项目，并附以清晰的时间表和交付物要求。如果想要让那些曾经的中高层职业女性重返职场，不需要用一间办公室和朝九晚五的坐班制困住她们。给她们一些真正可以做的事情，告诉她们你什么时候需要它，这才是重点。在某个网站或地点发布明确的项目需求，我敢保证会有很多人申请——想想她们具备的管理、谈判、预算能力，还有那些从未失去的专业技能。很多工作完全不需要在办公室里完成，妈妈们在家里就可以建金融模型，写战略分析，做平面设计，起草法律文书或公关方案，撰写公众号文章，策划大型会议……
项目制的工作其实也对企业有利。一般的自由职业者或合同工也许并不会像妈妈们那么卖力，因为后者极其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有了明确的项目描述、时限和报酬，更多对某一职位来说可能“大材小用”的妈妈们会愿意加入某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在短期内满足了她们的需求。我相信很多妈妈甚至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家庭来做一个项目，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投入和忙碌只是暂时的。当工作和家庭被更多地放在一起比较，当所有的人都明白妈妈的价值时，也许一份合适的全职工作也就离她不远了。
相信我，女性真的是神奇的物种。我们天生具有超人般的生产力，而经历过熊孩子的洗礼之后，我们的时间管理能力会更加强大，因为我们的每一分钟都必须提高效率。这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比如说，给新手妈妈一个睡着的宝宝——只要短短一个小时哦——她能够完成的工作量很可能会是一个没有孩子的人的十倍！
不过写到这里我还是有点沮丧，因为无论是企业提供项目制的工作，还是雇主推动更有弹性、时间地点更灵活的工作制度，或者政府提供更便宜更好的托儿服务……这些都会有帮助，然而只要我们的社会依然默认家务和育儿是女性的“天职”，那么得到这些“帮助”的就仍只会是女性。为什么男人从来不需要面对“兼顾事业和家庭”的焦虑和社会压力呢？为什么只有女性在事业和家庭间进退维谷？
很多人告诉我们：知足吧，女性已经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优待。但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首先，我们的出生权就不平等，中国每年有几万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
然后，问问你身边的女性朋友，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几乎每个女生都有过被性骚扰的经历。看看最近的北大沈阳事件，北航陈小武事件……还有更多的口头调戏和言辞侮辱。有时我真觉得，作为女性，能够身心健康地活到今天绝非易事。
就业方面的性别歧视就更严重了：未婚未育，雇主担心你随时结婚走人；已婚未育，雇主担心你生孩子休产假；已婚已育吧，又会嫌弃你休哺乳假，或者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担心你生二胎……
如果你决定不因孩子影响工作，全力打拼事业，会被人指指点点，说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如果你选择照顾家庭，那么你就是依附于男人的可怜虫，而且一旦离婚，根本受不到法律保护——男人为男人量身定做的新婚姻法了解一下？
还有生育权。在中国，未婚的健康单身女性一般不被允许冷冻和保存卵子。已婚状态下冷冻卵子的条件也很严苛。可笑的是，男性却可以以“生殖保险”为名去冷冻精子。也就是说，女性的生育权是为男性的利益服务的……
你看，时至今日，对平等权利的抗争仍是女性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时移世易，看似一切都在高歌猛进，但所有人不过在世上原地打转。你可以换丈夫，却不能改变处境。你可以换工作，却无力扭转偏见。就像儿童乐园里的旋转茶杯，杯子转啊转，但其实每个人都被牢牢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我们仍有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例如，在事业和家庭的问题上，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这两者永远无法平衡，我们永远无法同时拥有一切。我们能够做的，是清醒地认识自己，然后遵从内心的意愿，选择我们愿意为之奋斗的道路——无论是做家庭主妇还是事业女强人，无论是丁克还是女同性恋者……人们生来就有着不同的分工和命运，不需要将每一位女性都捆绑在传统的女性角色里。
如果我们选择做全职妈妈，那么最重要的是精神的独立——把自己当成和男人一样平等独立的个体而非附属品，并且真心认同自己的价值和贡献。如果有意愿拓展在其它领域的兴趣，那就付出努力去学习，去创造，去寻找自己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的位置，不需要让“家庭主妇”这个唯一的身份定义你。
如果选择做职场妈妈，那就适当降低对自己的期望。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妈妈这个身份很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潜力。当我们的努力不够完美时，不必内疚自责。我们也不需要迎合孩子的每一个要求，有时可以把事业摆在第一位。如果偶尔错过了孩子的学校演出，或者由阿姨给他们讲睡前故事，那也绝对不是世界末日。接受自己的局限是我们保持事业、家庭和心智健全的唯一途径。
我们的社会将母性建构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一种绝对正义，并设定了“母亲”这个角色应有的种种内容和标准。但我们理应对如此“制度化”的母性心存警惕，因为它将我们限制在母亲这个身份中，并且时刻加以审查和批判：
如果一个妈妈独自和朋友出去旅行，甚至只是晚上去酒吧放松一下，她很可能会遭遇“你这么潇洒，孩子谁带啊”的责问。可是爸爸们似乎从来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一个妈妈偶尔给孩子吃不健康的垃圾食品，或者偶尔情绪失控，或者有时没有照料得当，那简直一定会被人指责。然而爸爸们只要给孩子换一次纸尿裤，做一次饭，偶尔陪孩子玩一下，大家都恨不得起立鼓掌：“哇塞，真是个好爸爸！”
更不用提怀孕和哺乳期的种种限制了。好像妈妈们就应该素面朝天，不能化妆，不能烫发，不能做指甲，不能奶粉喂养……
在我的女儿正式上幼儿园之前，我去参加过幼儿园给家长开设的亲子课堂。在一次讨论中，一位爸爸义愤填膺地说：“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妈妈给孩子喝奶粉——是怎样自私的妈妈才会不愿意母乳喂养？！”
有时我会有点羡慕香港的女性。因为产假只有十周，而且大多以事业为重，香港妈妈的母乳喂养率很低，但社会对此抱以理解和尊重，更不会加以苛责。还记得我生完孩子，我的婆婆从香港前来探望，甚至对我给女儿纯母乳喂养一事感到惊讶：“不麻烦吗？”她们那一代的香港女性已经普遍不喂母乳，铭基和他妹妹都是喝着奶粉长大的。
别误会，我当然不是说母乳喂养不好，我只是说，一切都应当是女性自己的选择。愿不愿意，合不合适，女性自己的感受最重要。在“妈妈”这个标签之前，我们首先是一个女人，是一个人，是我们自己。“母性”不应该有一套准则，这世上可以有很多种妈妈——有把一切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的妈妈，也有爱孩子也（或者更）爱自己的妈妈。“妈妈就应该始终把孩子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前”这种话语，对不起，我不接受。
尽管充满考验，我依然觉得成为母亲是人生中一趟神奇美好的旅程。养育孩子的确会改变我们对于生命、世界和未来的看法，但它不应该限制我们的生命，缩小我们的世界，透支我们的未来。愿我们都能昂首接受考验，顺利回程。愿我们的自我都完好无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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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北京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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