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14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从曼谷一间冷气充足的诊所里出来，走进暴虐的热带阳光。我仍记得那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就好像有人在狠狠摇晃着我。现在该去哪里？做什么？我仿佛拥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却又不知何去何从，只知道我不想这么早就回到空荡荡的短租公寓。于是我沿着那条街道走下去，恍恍惚惚，漫无目的，直到发现自己站在暹罗广场上空连通着轻轨站和购物中心的人行天桥上，正汗流浃背地呆望着这片混凝土森林。摩天大树，广告牌花朵，马路的交织轨迹，人类的兽群。汽车喇叭、发动机的咆哮和软绵绵的泰语如三重奏般包围着我，身旁有个女人正坐在地上将万寿菊串成花环，不远处的摊位上整齐地排列着不知什么材料做的假老鼠和假蜥蜴，一群穿校服的本地中学生正在自拍，不同肤色的游客拎着购物袋笑语盈盈地走过。所有人都似乎正专注某事或前往某地，只有我一个人既无过去也无将来，像来自二维空间的生物，像一滴油混进水里。中国仿佛已是遥远的记忆，我不知道自己真正的人生究竟正在何处发生。那一刻我感觉灵魂飘浮了起来，悬在半空俯视着自己的肉身：一个独自异国求医、等待某个奇迹的女人。也许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已经进入了自己注定将要开始动笔的这本小说。
否认故事的灵感源于亲身经历对我而言并无意义。早在曼谷时我就已决定，若有一天能够平静地面对曾经的伤痛时，要亲手将那把刀从自己的胸口拔出来。不只是用叙述来疗伤，我也想让私人的痛苦变成可见的痛苦，这似乎是一个创作者的本能和义务——只是那时尚不确定是以虚构还是非虚构的形式。
简单来说，在曼谷天桥那一幕发生之前的近两年时间里，我经历过三次怀孕胎停，做了四次清宫手术。其中第二次怀孕是葡萄胎——一种肿瘤性疾病，有较高的恶变几率——所以不但要两次清宫，术后还要定期监测血hcG水平以确保没有转成恶性肿瘤。也就是说，我一直在乘坐一辆看不到尽头的过山车，每一次焦灼的期待永远随之以急剧的下坠。曾经坚固的世界已分崩离析，那种心灵上的痛苦远超生理的痛苦，你会发现自己活在永恒的恐惧之中——恐惧胎停，恐惧怀孕，恐惧B超，恐惧化疗，恐惧生理的缺陷，恐惧他人的眼光，恐惧自身的偏执，恐惧家人的关心，恐惧仿佛永远不会回归平静的未来，恐惧这如影随形无穷无尽的恐惧……
那时我们已经回国定居，两人年纪都不小了，再加上当时社会还普遍存在着“催婚催育”的风气，我常常从读者那里收到这方面的关心。每次铭基在微博上发照片，都会有人格外关注我的肚子，而衣服和角度的错视往往会引来那种“火眼金睛”的评论：哈哈，老傅有了。绝对是怀上了。恭喜啊。也该要孩子了……我知道这些话语多是出于善意，但它们也无可避免地令我既逆反又伤心。Why don’t you just shut up，我对着屏幕默默地说，你根本不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
尽管孕期胎停的现象如今越来越普遍，但连续三次胎停似乎总该有个原因。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做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检查，无论是我还是铭基身上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没有病因就无从治疗，医生爱莫能助，只得提议我们继续尝试下去。“大概就是运气不好，”那位医生耸耸肩说，“多扔几次骰子，总有一次会中的。”
我至今仍记得那种直冲脑门的愤怒和绝望，仿佛一次身体内部的宇宙大爆炸。告诉我究竟还要再来几次！我想对他大吼，这样的折磨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且不说我的子宫内膜能否承受一次又一次的人流手术，距离生育年龄上限还剩多少时间，我甚至无法想象自己将要怎样生活下去——头顶着一把生育之剑，活在期望与痛苦的无限循环里，所有其他的事情都不再真实。
那段日子就像一个黑洞。最可怕的并非怨天尤人式的沉坠（“为什么偏偏是我？！”），而是你在沉坠中还会欲罢不能地自我否定和质疑：是不是你的问题？你做错了什么才导致这种结果？你的女性身份是否已被剥夺？你怎会把自己搞得如此偏执而脆弱？……我和铭基一直对孩子不感兴趣，严格避孕以免节外生枝，直到三十岁后我才第一次隐隐感受到了生物钟的召唤，谁知那竟是一连串噩梦的开端。为什么你变得如此执着于生育？我不断地质问自己，你究竟是真的渴望一个孩子，还是只为争一口气，想证明你有生育的能力？这对你的伴侣是否公平？你们的关系会不会因此改变？你是否比他更有资格做出生育的决定？你的“自由意志”又是否真的自由？并不是每次饥饿都会被填饱，每个欲望都应该被满足，如果你注定无法得到你缺少的东西，这种盲目的追逐是否仍有意义？你要到何时才能接受自己无法改变的事？这又将如何影响你的命运与自我认知？……
如果真能崩溃就好了，我常常想，尖叫，大哭，向人倾诉，尽情宣泄自己的痛苦。可正如许多与我境遇相似的女性一样，我们的内心充斥着永远不会变成闪电的雷霆。记得患葡萄胎住院时，如果不是因为铭基一人无法全程照护，我甚至不想告诉我的父母。我每天躺在病床上配合治疗，朝所有人微笑，一脸平静地看着英剧《唐顿庄园》，而那些疯狂的念头已经在大脑里绕了地球三圈。为什么你宁愿选择独自消化？另一个我冷冷地发问，你担心在家人朋友面前失态吗？你认为把痛苦传递给别人是一种暴力吗？还是说，不育的羞辱比不育本身更为痛苦呢？你又为什么会觉得这是种羞辱？你明知将女性生理机能禁忌化和耻感化的社会文化是如此不公与荒谬，为什么还要沦为它的同谋？
这一切都发生在2014年之前，距离国内“女性主义元年”的到来还有很长的时间。那时公共舆论场中鲜有对女性意识和生育议题的探讨与价值论争，甚至连女性的身体经验（月经、怀孕、堕胎、生产、妇科病、性生活等等）都很少被表述和关注。彼时最受追捧的一类女性形象是精致时尚的全能型“辣妈”——超越了“黄脸婆”和“女强人”的完美女性化身，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以钢铁般的意志维持身材和容貌，产后第二天小腹就自动消失，白天上市敲钟晚上辅导功课，优雅得体地培养出同样优雅得体的孩子……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对于一个相信自己能够拥有一切的现代女性来说，生育也许是一个选项，但更多地被视为自我实现的必经之路——或早或晚，但招之即来。你几乎不会想到它其实也是一种能力。而当“多次胎停”、“反复流产”、“不孕不育”的判决如铁幕般落下，你会感到自己被驱逐出了主流大道，变成孤魂野鬼游离在禁忌之地。
但痛苦也是一种契机，它会发出一连串的追问，令你反思某种不假思索的理所当然，让你意识到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那时的我尚无能力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语言来分析自我，但如今回溯起来，我个人女性意识真正的觉醒无疑就发生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仿佛所有曾经被故意忽略和挤压到潜意识里的感受都开始融会贯通——尽管并非铿锵有力的选择，而更像是无可逃避的命运。
显然，我只是在以后见之明整合当时那些碎片化的思考，就像在地震之后清理心中的废墟。无尽的追问带来无尽的困惑，却并没有打消我继续尝试的决心——也许出于愚蠢的自尊，也许发自生物性的本能，也许只是想要对抗命运，也许人之为人就是会有暧昧芜杂的情绪。我只知道我痛恨那种逆来顺受的被动感，仿佛自己是一件任人摆布的物品。主动出击意味着寻找新的解法，新的解法则需要新的信息。于是我转向网络搜集信息，一头扎进少数群体抱团取暖的秘密领地。
人们彼此发现和确认是如此重要——至少，它让你知道大雨并不是只淋在你一个人身上。与那些连续流产了五次、八次甚至十二次的网友相比，我的遭遇近乎微不足道，又仿佛悲剧的序章。任何不幸都不再是孤独的自怨自艾，它可以被分担、被比照、被探讨，甚至被赋予某种“解决方案”。信息之海鱼龙混杂，但一条线索渐渐浮出水面：第三代试管婴儿的PGS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可以对早期胚胎进行染色体检测，然后选择基因没有缺陷的胚胎植入子宫，从而大大降低后期胎停流产的几率。对于像我这样不明原因的反复流产患者来说，它不一定是最优的解法，但很可能值得一试。
当然，采用这一技术的前提是：我必须接受以试管婴儿的方式来受孕。但为什么不呢？我对自己说，什么都好过掷骰子。
就这样，我来到了曼谷。原因很简单：综合试管技术、就医环境、操作手续等因素考量，曼谷的几家辅助生殖诊所是性价比较高的选择。之前gap year在东南亚旅行时，我和铭基也曾多次在曼谷停留或中转，我对这座城市一见钟情且从未厌倦。在感性的层面上，我也渴望能够逃离伤心地，像无名氏一样融入陌生的世界，重拾久违的自由与新奇。
那时我已交完第二本游记的书稿，但写作和生活都因连续怀孕流产而陷入停滞。前方漫天迷雾，我索性在诊所附近租下一个小公寓，全心全意地把自己交付给曼谷。试管流程漫长而琐碎，但并非每天都要去见医生，大多数日子里除了打针之外别无他事。我开始探索这座城市，以某种消极的积极。每天走很长的路，流连于迷宫般的街道和店铺，观察人们的举止言行，随时准备迎接所有的不期而遇。
曼谷是过去与未来的奇异混合体。在太空飞船般的巨型商场和末日狂欢似的享乐气氛之下，许多地方仍然保留着叛逆的地方主义。榕树依然系着丝带，以保护栖居树中的灵魂；当地人仍然把小斑马雕塑和一盘盘切碎的芒果放在神龛里，整夜都点着蜡烛；在我居住的街道尽头，长尾船沿着Saen Saeb运河呼啸而过，感觉就像潮汐在移动；货车后厢改造成的流动鸡尾酒摊每晚都出现在素坤逸大街上，黎明时分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可以乘船沿湄南河而下，欣赏闪闪发光的寺庙和佛塔，也可以漫步于这个星球上最大的肉体民主共和国，在无数脱衣舞酒吧的夹缝里坐下来吃一串烤鱿鱼。你发现自己正身处一座边界模糊、性质不明、反复无常的城市，一种茫然无知的感觉始终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曼谷似乎具有某种混合的天才，这是否令它得以完美地适应旅游业固有的粗俗？你试图破解它的密码，却往往一无所得。你想质疑它的品味，却不得不承认这也正是它的迷人之处。
有一天中午，我从卧佛寺出来，汗流浃背，饥肠辘辘。在网上找到附近一家看上去不错的咖啡店，可按照地图导航到达目的地却遍寻不获。路边有位警察正在休息，我拿着手机向他打听，他只看了一眼咖啡店名字便告诉我，这家店已经搬走了，新地址离这里至少还有两公里。我正失望地打算离开，他却叫住我，拍拍身边的警用摩托车：“走，我带你去。”
摩托车在烈日下风驰电掣，但我们更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推向闪耀的光芒之中。所有的一切都疯狂地朝我涌来，丰沛鲜活，漫流四溢。我抱住警察的腰，任热风吹乱头发，恨不得张开双臂，像小学生一样幼稚而神气——看啊，我在一辆警车上招摇过市！在那样一个小小的奇迹时刻，我完全忘记了再过几个小时要回诊所打针，忘记了自己来到曼谷的目的，甚至忘记了自己究竟是谁。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时刻，梦幻般的感受摧毁又重建起新的自我。你似乎可以悬停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扮演任何你想扮演的角色，犹如一次短暂的重生。
我也渐渐意识到为什么曼谷会让我有一种归属感，为什么我如此享受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没有一个城市像曼谷那样坦然接受人性本来的样子，而不是假装它们并非如此。我可以既是荷尔蒙的奴隶，又是理性的主人；既向往高尚的精神生活，又臣服于无耻的享乐主义；既是犀利无情的审视者，又是盲目追逐不可能之物的疯子。和曼谷一样，我混浊不清，变化不定，但这就是真相——这就是人类无解的方程式。
无论心理还是生理，曼谷之行都在我身上留下了永恒的印记。试管流程后，经过PGS技术的基因筛查，最后我们有且仅有一个染色体完全正常的胚胎。它被重新植入我的子宫，幸运地健康成长，在一次次产检中过关斩将。就像所有劫后重生的人一样，整个孕期我都恍惚而不安，难以相信自己竟真的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努力对抗焦虑，坚持锻炼身体，祈祷生产时能够一切顺利。邻近预产期时，我向医生说起自己为顺产所做的种种运动和准备，医生却像是吃了一惊。
“你想顺产？”他脸上的神情就好像我刚刚宣布要立刻出发去攀登雪山。
“啊？”我也吓了一跳，“我身体有什么问题不能顺产吗？”
“那倒不是……”医生斟酌了几秒，然后以一种郑重的语气说，“但你这个是珍贵儿啊！”
我的第一反应是想笑。但后来我才明白，“珍贵儿”并非这位医生的随口发明，而是妇产科中一个已近乎术语的通俗说法，用来形容那些得来不易的宝宝，比如试管婴儿，或是不孕不育、习惯性流产、有过第一胎死亡史的孕妇再次怀上的孩子。也正是因其“珍贵”，临床上可以放宽剖宫产的指征，避免出现任何意外。
我仍然选择了顺产，但过程中由于胎儿缺氧还是不得不临时改成了剖宫产。无论如何，我的“珍贵儿”有惊无险地出生了。生活翻天覆地，但失而复得的人似乎没有后悔的权利。有时当我抱怨起女儿的调皮多动，铭基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
“你想想，她是唯一的幸存者啊！”他振振有辞地说，还带着点悲情，“而且在实验室里挺过了那么多天！要是不强壮，不多动，她可能早就被淘汰了！”
熬过了兵荒马乱的产后第一年，我感到体内这场长达四年的地震终于渐渐开始平息。震荡破碎的声音犹在耳边，满地狼藉，伤痕未愈，但我发现自己可以开口向亲密的朋友讲述这段经历了——从最初需要拼命忍住眼泪，慢慢进步到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倾诉带来些许解脱，但还不够，远远不够。还有太多幽微难言的碎片依然沉积在心湖深处——永恒失落之物，无可弥合的伤口，尚未厘清的混乱与困惑，以及从曼谷之行中重生的东西。我知道我必须以某种方式把它们写下来，在回忆和叙述中无情地自我审视，还原细节，界定伤口，重组碎片，把模糊的潜意识变成可见的文字。而每当我开始回忆，几乎都能立刻闻到混合着辣椒、罗勒和腐烂的番石榴的气味，感受到热带阳光刺向身体时那锋利如刀的边缘，就好像我的一部分一直还在那里，还在等待某事再次发生。我记起了曼谷天桥上的蓦然醒转、诊所里女人们望向彼此的目光、自我在潘多拉魔盒中渐渐消融的感觉、短暂却又无穷无尽的悬浮的日子。那些我曾反复徜徉的街道变成了内在场景，想象开始在此栖居，就这样，我在北京又一次进入了曼谷。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长篇小说，感觉就像经历了又一场孕育和生产。它也是漫长而艰难的拉锯战，每天都要在育儿的琐碎日常、隐秘的内心世界和新手作者的自我否定之间马不停蹄地往返。但还是有许多快乐和满足的时刻，或者说是某种价值感。我写作的初衷是自我分析，但故事像雪球一样在脑海里滚动，于真实和想象中扫过的一切使雪球变得越来越大。我本想重写自己，却创造出了别人，又借由他们的眼睛看见了自己；正如我们总以为记忆牢靠，殊不知每次回溯都会修改记忆和对生活的看法，而它们又反过来修改着我们和生活本身。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尤其是专业、细致又极具同理心的编辑马林同学，我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斑马》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尽管仍有许多的忐忑和自我怀疑，我还是很欣慰自己最终抵达了这里——即便无法完全摆脱痛苦，但我凭借写作穿越了它，将它变成了我自身的一部分。现在我可以携带着它继续生活了，为一切新生的体验而奔腾，同时也哀悼着曾经的失去。
写作《斑马》的时候，我爸曾转发给我一篇文章，大意是说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报信”。据说大江健三郎把出自《圣经》的这句话当做他写作的基本原则——“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报信就是讲述，就是把自己曾险些为其吞噬的那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讲述出来并加以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感觉自己是逃生者，虽然并没有苦尽甘来、重新归队的庆幸，更无意劝说他人也去结婚生子、做试管婴儿；但“报信”无疑正是我想做的——报信给这个世界，驳斥那些想当然地看待事物、随心所欲定义女性的人，告诉大家那些阴影中的故事还有另一面。
报信更是为了连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被发明出来，也许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有些秘密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但在小说的世界里总能找到灵魂或生命旅程的交汇之地。有些声音一旦被听见，也许就会有共鸣和回响，而所有的个体经验就会汇入一种更广阔的意义之中。我希望生育、身体以及更多关于女性的话题可以被更广泛而深入地讨论，我希望人们不再对不孕不育、试管婴儿讳莫如深，我希望我们都能尝试去理解他人的选择，也可以诚实地直面自身的软弱和不堪、分裂与矛盾。报信不是试图交出一份普适而正确的逃生指南，因为我们注定无法掌控一切——不管多么努力、小心、“人间清醒”。事情就是会出错，生活就是会有意外发生，偶然和荒谬将你推向某种命运，你可能会滑向生活的边缘，可能会挣扎着逃脱，也可能被引到始料未及的开阔之地。无论偶然会导向怎样的终点，重要的是我们都不放弃讲述和追问。但愿我们的故事——尤其是女性的故事——能够继续被讲述下去，让每一个人都被听见和看见，也让后来者毋需从零开始。
对于许多创作者来说，谈论作品与作者本人生命经验之间的关联并无必要。我同意这个观点，但这次还是选择了以这篇文章交代前因。我很幸运地拥有一些从博客时代开始就陪伴我至今的读者，在我心中他们已经更像是朋友，所以也想借新书出版的机会告诉大家，过去这些年我的人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再次感谢读者，感谢编辑马林同学，感谢身边那些一直在倾听和鼓励我的朋友们。感谢我的女儿毛衣，她给予我第二次成长的机会。感谢我的先生铭基，他以无比强大的爱、耐心与奉献陪伴我走过黑暗。尤其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让我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全然的、无条件的爱，面对这样的爱我无以回报也别无选择，只能把它继续传递给我的孩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在此我还想特别说明一下：这本小说的灵感的确源于我自身的经历，但除了连续怀孕流产的基本事实和泰国试管婴儿的操作流程之外，故事中的所有人物和情节均属虚构，还请读到小说的朋友们不要做无关的联想。而在生育主题之外，其实《斑马》还有更多的东西，关于寻找自我，关于奇遇和秘密，关于救赎与重生，关于异域风情与文化现象……希望这本书能带你穿越回到夏天，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异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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