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你告诉别人你要乘船游览尼罗河，几乎每个人都会提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她在1933年冬天登上一艘尼罗河游船，旅途中激发的灵感化作了后来的经典推理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其实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一条河上，但在那个时代，埃及仍是注意力的焦点、宴会上的王牌，1922年图坦卡蒙陵墓的发现又一次将欧洲对埃及的迷恋推向顶峰。
“近代旅游业之父”Thomas Cook恰逢其时，他一手打造的尼罗河游轮源源不断地将游客送往他们梦寐以求之地。打着阳伞的女人和穿着亚麻西装的男人，在河流与陆地间往返，凝视着潮湿的陵墓，漫步于神庙的废墟，在金字塔前拍下人生照片，与推销纪念品的小商贩们斗智斗勇……基本上，与近百年后的我们并无不同。
上次来埃及错过了尼罗河游轮，这一次我们决定不留遗憾。毕竟，贯穿埃及时间和空间的主线便是伟大的尼罗河，大约95%的人口生活在尼罗河沿岸和三角洲，游历它就是了解真正的埃及——这一传统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就连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都曾带着她的情人凯撒大帝在尼罗河上巡游了几个月之久。那富丽堂皇的皇家游船停靠在神庙矗立的河岸边，女王向凯撒一一介绍埃及众神，并祈求其支持庇佑。显然，两人完全理解尼罗河在埃及文化上的重要意义，更不用说通过成为这条河的主人和神王来获得政治资本了。
在阿斯旺和卢克索之间往返的尼罗河游轮有一千零一种选择：从三桅帆船的简陋甲板到五星级的奢华享受，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我们最后选择的游轮不是最高档的，不过也算舒适实用。我曾担心游轮太过缓慢沉闷，只适合老年人，事实却是我也已经到了一个不再适合“特种兵”式旅行的年纪，需要适当的放松和休憩才能更好地享受旅程。
是的，三晚的游轮之旅是个精美而秩序井然的人造泡泡，保护游客免于炎热、尘土、骗局和安全问题的折磨。这也意味着你被隔绝在泡泡之中，而不是真正的漫游、偶遇、探索、与当地人发生联系。但它同样拓宽了我在埃及的体验，带来更多放空和自由的时刻。尼罗河印证了那句话：旅途与目的地同样重要。城镇、村庄、动物、丛林、田野、沙漠、石灰岩从身边缓缓漂过，我确信自己与阿加莎·克里斯蒂——甚至是克里奥佩特拉——看到了相同的风景：渔夫在波光粼粼的河面上撒网，云彩将河水染得斑驳，孩子们在岸边嬉闹跳水，白鹭低低地拖着倒影向上游飞去……这是你在陆地上看不到的埃及，与沸反盈天、机关算尽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来不可思议，我在人造泡泡里看见了另一个真实的埃及。
在游轮上，我们也渐渐接近古埃及人所过的时间。事情以“neheh”（循环）的步调重复着：靠岸参观神庙、上船继续航行、吃饭、喝茶、睡觉。它们之间的间隙则是“djet”，永恒而完满的当下。出于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所有的尼罗河游轮都在同一时间靠岸和出发，而参观神庙的时间也都只留给清晨与黄昏，几乎整个白天都在河上行驶。漫漫长日，无所事事，在疯狂打卡、一日千里的潮流下显得奢侈而过时。
我给毛衣买了一本关于象形文字的儿童书。大段大段的闲暇里，她参照那本书用象形文字写信给她的好朋友，俨如掌握了某种无法被大人破译的密码，鬼鬼祟祟，洋洋自得。我则读书，上网，整理照片，在船舱和甲板间来回溜达，望眼欲穿地等待开饭。
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坐在舷窗边发呆，看着3米高的芦苇、棕榈树和大片的西瓜田从眼前掠过。牛羊一动不动地站在田野里，两只苍鹭向同一条鱼飞去，偶尔会有火车蜿蜒穿过沙漠。生活沿着河岸延展开去：一位老人站在独木舟上，用鱼叉戳着浅滩，把鱼儿吓到他的网里；两个男孩勤勤恳恳地给他们的水牛打肥皂，看见过往船只便挥手微笑；一队妇女头上顶着什么东西，走过树木掩映的羊肠小径；一位身着白色长袍的男人伫立岸边，衬着破碎的金光，庄严一如先知……
突然间一阵骚动，舷窗边赫然出现了“海盗”和他们的船只！定睛一看，这些不速之客正展开手中围巾，奋力仰头叫喊——原来是尼罗河上的小商贩。他们把小艇挂靠在我们的游轮上，一边漂流一边叫卖，向客舱中的游客展示着传统围巾、衣服、假莎草纸之类纪念品。如果有人感兴趣，他们就把东西套上塑料袋给你扔上船。如果不喜欢就直接扔回去，想要的话则把钱装进塑料袋再扔回去。这是一项很容易在各个环节上出错的商业活动，但显然历史悠久且利润足够丰厚。小贩们拼尽全力促成交易，甚至熟练掌握多种语言讨价还价，伴随着表演般的愠怒和玩笑。
真没想到啊，躲过了金字塔前的推销，躲过了街头巷尾的滋扰纠缠，终究还是没能躲过尼罗河上的小贩。当然，后者更像是一出舞台剧，没有心理压力，还隔着安全距离。更妙的是，一见到另一艘游轮驶来，他们便如出现时一般迅速消失了。
游轮上的娱乐项目很少。顶层甲板有一个泳池，在冬日里却形同虚设。晚饭后有化妆舞会或肚皮舞表演，但在时差和早起的压力之下，我们吃完晚饭回去往往倒头就睡。船上还有一间纪念品商店和一家水疗中心，可我从未见过有人光顾。
于是，在百无聊赖的水上生活里，众望所归的娱乐活动便只剩下喝酒和吃饭。餐厅一开门，两分钟之内便几乎全员到齐，就好像大家都一直在眼巴巴地倒数。食物不难吃却也毫无亮点，但这是唯一可以进行人类观察的时段。每到此时，我就完全理解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灵感来源：当你不得不和一群陌生人长时间共处一个大型“密室”，狂野的想象便应运而生——哪怕只是为了杀死无聊。
在尼罗河上的游轮用餐，感觉犹如置身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格兰——尽管乘客们穿着T恤短裤，而不是层层叠叠的奶油色亚麻衣服。游轮紧凑的结构和木质家具地板自带复古风情，经理如英国管家般彬彬有礼地在餐桌间穿梭问候，不时对服务员施以眼色，活生生把自助餐搞出了英国宴会的气氛。
写到这里，我又开始生导游H的气。上船前他极力劝说我们在某个小店买了一大堆矿泉水，拼命摇着头说游轮上的水有多贵，痛心疾首的样子像极了那个反复告诫说千万不能把木马带进特洛伊城的人。结果我们买了太多的水，为了不浪费只能连吃饭时都带着。游轮上的餐食都已包含在房价之内，只有饮料酒水要另外收费。别桌的客人们用餐时都会点上一大瓶矿泉水（其实也并没有多贵），衬得一毛不拔的我们格外穷酸。也许是我疑心生鬼，总觉得服务员正是因此对我们态度冷淡。
经理和服务员们最爱围着我们的邻桌转，热情得几近谄媚。那是来自英国的一家五口——爸爸妈妈和三个亭亭玉立的女儿。妈妈和女儿们有着一模一样的金色长发，身高全都超过一米七五，小脸长腿，如花似玉，站在一起当真是气势非凡。爸爸是个其貌不扬的秃头中年男，但有如此美貌的妻女在侧，不禁让人觉得他也不简单。
有一天三个女儿都穿着白色长裙翩然而至，那场景俨如希腊女神重临人间，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工作人员抢着冲过去献殷勤，女神们仰头大笑，金色长发瀑布般倾泻而下。她们的老父亲骄傲地端坐一旁，一边指挥服务员为自己斟满啤酒。这样的时刻让人忍不住思索，来到亚洲非洲的白人们究竟可以生活得多么轻松快乐。
去他妈的英格兰，我在心里说，这一切迟早灰飞烟灭——种族主义、殖民遗风、阶级意识、莫名其妙的小费和装腔作势的交谈……我尝试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眼睛去观察这群人，以及周围更多的、仿佛从殖民时代穿越而来的白人，猜测她会在一桩游轮谋杀案里分别给他们安排什么角色，抑或是怎样的死亡顺序——直到我想起作家本身也是白人，而且时不时在作品中不经意流露种族乃至阶级优越主义。谁知道呢？第一个被写死的没准是我。
尼罗河上遍布他们的身影。没办法，他们实在来得太早——早在Thomas Cook打造出游轮之旅以前，欧洲人就已经乘着dahabiya（一种埃及传统帆船）在尼罗河上航行了。那是印第安纳·琼斯的岁月，只有真正的旅行者和冒险家才会踏进这条河流。
而在那一长串名字当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恐怕是被称为“提灯女神”的英国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更巧的是，她与法国大作家古斯塔夫·福楼拜在同一时间登上了同一艘dahabiya，从亚历山大港前往开罗。
我对南丁格尔的迷恋源自肤浅的自恋：我的生日是“国际护士节”，正是为了纪念这位现代护理学奠基人。南丁格尔对护理、医疗以及女性权益的巨大贡献家喻户晓，而她在1849到1850年间的埃及与希腊之行却是一生中最不为人所知的部分。
如果不是偶然间读到她的旅行日记和信件（被收录在“Letters from Egypt: A Journey on the Nile, 1849-1850”一书中），我眼中的南丁格尔只是隐藏在邮票、瓷器小雕像和护士誓言背后的模糊形象，一个无私、善良、圣洁、严肃、超凡脱俗的“女神”。这些书信却描绘出另一个南丁格尔，尚未投身护理事业、仍在苦苦追寻人生意义的年轻女子。她才华横溢，游历广泛，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绝佳的文笔和幽默感，但也正经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因为内心的真实召唤并不见容于贵族出身和父母期待。
在因拒绝结婚与父母发生冲突后，一位家庭朋友给了南丁格尔一条救命稻草，提议与她一同去埃及旅行。奇妙的是，埃及之行仿佛一场后知后觉的朝圣之旅，她在这里看到了“一个由古诗、圣经意象、光明、生命和美丽所组成的新世界”。南丁格尔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滔滔不绝地赞美开罗，宣称它是地球上最美的地方——“尼罗河在远处庄严地流淌，三座金字塔尖锐地指向天空。奥西里斯和他的崇拜者在这里生活，亚伯拉罕和摩西在这里行走；亚里士多德来了；后来，穆罕默德在这里学习宗教的精华；或许也是在这里，我们救世主的母亲带着她的小儿子看见了光明。他们的肉身都已消逝，尼罗河和金字塔却依然屹立在那里……”
南丁格尔收集了大量关于古埃及宗教、赫尔墨斯秘教、柏拉图哲学、基督教经文以及诗人、神秘主义者和传教士的作品，试图理解上帝的本质和自己在其神圣计划中的角色。在底比斯，也就是现在的卢克索，她感到自己“被上帝召唤”。一周后，在开罗附近，她在日记中再次写道：“今早上帝召唤我，问我如果没有声名，我是否愿意独自为他做些好事。”完全有理由推测，正是在埃及的经历让南丁格尔下定决心：她的一生将致力于服务他人。
当南丁格尔满怀敬畏地漫步在神庙里，想象法老的土地，聆听上帝的召唤时，与她同船的法国乘客福楼拜更像是在享受放荡不羁的间隔年。他爬了金字塔，骑着骆驼穿越沙漠，在沥青坑里挖出了一具木乃伊的脚（并把它带回了家），还逛了好多家妓院，在埃及欣欣向荣的性旅游市场上大展身手。两人在旅途中或许打过照面却从未真正相识，尽管如此，光是想象两位传奇人物在最意想不到的时空擦肩而过，已足够令人心潮澎湃。
后世作家当然无法放过如此诱人的历史巧合。除了平行传记式的非虚构，我还发现了一本小说，它虚构了两位名人在尼罗河上的相遇甚至友谊。乍一看着实不可思议，因为两人完全来自两个世界——福楼拜性情乖张，爱文字也爱娼妓；南丁格尔理性坚韧，是天生的奉献者。可他们的确也有一些更深刻的共同点，比如虽然来自相似的社会阶层，却都热情而叛逆，蔑视欧洲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两人都在不久前遭受了巨大的打击，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福楼拜刚刚写完第一本小说《圣安东尼的诱惑》，却被他最信任的文学小圈子认为“这本书只适合烧掉”；南丁格尔拒绝了求婚者，也未能说服父母让她追求所爱的事业。简而言之，两个沮丧的天才在亚历山大港登上了同一艘拥挤不堪、跳蚤肆虐的船，而天方夜谭似的埃及代表着逃避、自由和灵感，或许能够揭示他们的命运，“治愈”他们相似的进退两难。
我在尼罗河上的虚空中想着这个我并未真正读过的故事，惦念着这两位多少带着“东方主义”视角、却并不令人讨厌的白人旅客。和南丁格尔一样，福楼拜也曾在书信中描述他对埃及的迷恋，以及他所构建的一种全新的国家身份理论：一个人的祖国并不取决于出生地或家庭归属，而是自己所热爱的地方。“在我身上，中国人的特性并不比法国人的特性少，”他写道，“而我们战胜了阿拉伯世界的事实并不能让我高兴，相反，我为阿拉伯世界的失败而悲伤……我是所有活着的生物的兄弟，是人的兄弟，同样地，也是长颈鹿和鳄鱼的兄弟。”
鳄鱼的家园尼罗河也许听见了他的心声。福楼拜终于成为文学巨匠，南丁格尔也因她的护理事业名扬四海。而在那一切荣誉声名到来之前，我也忍不住希望两位年轻的天才能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相遇。他们究竟会相互吸引还是彼此厌恶？两个孤独、丰富、不安分的灵魂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就让命运的齿轮开始瞎转吧，在全能的尼罗河上，一切皆有可能。
岸上则是另一个世界。在田园牧歌与车马喧嚣之外，古老的寺庙和坟墓里延续着关于生死、意义与信仰的深刻问题。从阿斯旺顺流而下直到卢克索，两岸到处都是古代遗迹。在阿布辛贝，我们仰望着“万王之王”威仪持重的脸。清晨的热气球上，我们俯瞰地球上最大的露天博物馆，四周那有如生命体的棕黄沙漠正虎视眈眈地窥探着绿意盎然的尼罗河。帝王谷的陵墓里，我们看着灵魂被一根羽毛称重，国王们信心满满地踏上通往来世的旅程。卡纳克神庙的大柱厅里，我们不得不直面那个最基本的问题：众神真的在倾听吗？抑或宇宙压根对我们漠不关心？
古埃及人和我一样没有答案。他们只是在想象——可那是怎样精彩绝伦的想象！谁也不知道奥西里斯是否真的会在冥界审判他们的灵魂，但在此端的生之世界，这些浮雕、壁画、寺庙、神祇、仪式全都如此奇诡华丽，将世俗生活提升到了全新的层次。那种感觉就好像托尔金和乔治·马丁合伙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宗教，然后委托皮拉内西去设计宗教建筑——唉，我这贫瘠的想象力也只到这个程度……
我们在千年的时光中穿梭，走过一座又一座神庙和陵墓，应接不暇，眼花缭乱。而矛盾的感受也如影随形：
一方面，古埃及的一切都汇聚着死亡、巫术、恐怖、神秘；而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它们的所有印象和看法都是经由考古学家的发掘研究——用科学和理性来为巫术与神秘效力，实在令人困惑和混乱。
一方面，我惊叹于古埃及建筑与艺术之美——尤其是王后谷的Nefertari墓室壁画，精美绚烂无懈可击，千年如新的色彩令人无法置信；另一方面，我也怀疑艺术是一种托词，缓和或隐匿了无尽的苦难……
要吸收的东西太多了，岁月的重量令人头晕目眩。无论多么努力也不可能深入其中，我们无法让自己返回遥远的古代，进入当时人类的心智状态。福楼拜当年旅行至阿斯旺附近时，也曾陷入沮丧和厌倦——他已经受够了寺庙，受够了面对永恒。比起思考，他更想去感受。于是他走进了库丘克·哈内姆的小院，她是风情万种的著名舞伎，擅长一种旨在令男人欲火焚身的“蜂舞”。福楼拜不再情绪低落。“一个人在妓院里学到了如此多的东西。”他如是说，而这位舞女显然也成为福楼拜好几部小说中女性人物的原型。
南丁格尔却似乎从未对古埃及感到厌倦。参观完那些皇家陵墓，她在日记中写道：“整天守在你们种族中最伟大的人的临终床边，回到船上再谈论鹌鹑或伦敦，这是非常困难的。”恕我无法苟同。在地下世界度过了纷繁沉重又稀里糊涂的一天之后，我恨不得大聊特聊美食、热搜和明星八卦。
以一个无知游客的个人喜好，我最中意的是纳赛尔湖上的菲莱神庙。和阿布辛贝神庙一样，它也曾因阿斯旺大坝的建造而险遭没顶之灾，幸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工程抢救，将它小心翼翼地拆解并迁移到另一个岛上组合安装恢复原貌。它也是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三座古埃及托勒密王朝庙宇之一，而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已是希腊人，但并不干扰埃及的宗教和风俗，反而以法老自居，并修建了许多神庙。菲莱神庙就是法老时代和希腊罗马时代建筑的融合产物——却和谐得不可思议，森林般的岛屿环境和乘船抵达的方式又为它平添了某种遗世独立的氛围。从水路行去，岛上的棕榈树、柱廊、塔门如海市蜃楼一般从湖中升起，即使从湖面传来古老的诵经声，抑或是一队白衣牧师高举着上帝的约柜从石柱间疾驰而过，都丝毫不会让人感到惊奇。
尽管菲莱神庙是为古埃及神话中司掌生命、魔法和生育的女神伊西斯而建，这里却到处充斥着想要留下自己印记的男人的影子。托勒密三世以埃及法老的形象出现在城墙上，哈德良皇帝同样如此。罗马人建造了图拉真亭，拿破仑士兵的涂鸦清晰可见，各种文字千年不绝的“xx到此一游”遍布神庙各处。
令人感伤的东西却藏在角落里。那是被官方认定的“最后的埃及象形文字”，日期是公元394年8月24日。在此之后，科普特文彻底代替了象形文字。在某种意义上，菲莱神庙是古埃及宗教最后的堡垒，一个伟大文明最后的避难所——直到公元6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正式关闭了这座寺庙。自此它被改造成了一座教堂，墙上刻着科普特基督教的十字架，标志着古老建筑的全新角色。
但文化从来不是彼此隔绝的孤岛，你的来世或许只是我的前生。参观菲莱神庙时，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形象抑或故事，此地供奉的伊西丝女神和基督教文化中的圣母玛利亚都有太多超出巧合的相似。比如，她们都是慈爱、善良、勇敢的永恒母亲形象，头上都有一个圆形光环，也都有一个神圣的儿子。伊西丝的丈夫奥西里斯被邪恶的弟弟赛特害死，伊西丝穷尽方法使其复活了一个晚上，并怀上了儿子荷鲁斯（对比耶稣因圣灵成孕）。荷鲁斯出生于12月25日（再熟悉不过的日子）。在艺术表现形式中，伊西丝常常被描绘为抱着婴儿荷鲁斯的坐像，与抱着婴儿耶稣的圣母玛利亚如出一辙。
发现二者之间神秘相似性的显然不只是我。从古埃及世界向基督教世界转化的过程中，伊西丝崇拜很可能在意识形态上为后者的成功奠定了根基。菲莱神庙在6世纪开始供奉圣母玛利亚，伊西斯和荷鲁斯的雕像被重新诠释为圣母和耶稣的形象。意大利的伊西斯神庙、朱诺神庙、密涅瓦神庙和戴安娜神庙也被改造成圣母教堂。至今科普特基督教的仪式里还保留了很多古埃及的唱诵，只是把荷鲁斯换成耶稣基督，把伊西丝换成圣母玛丽亚。
这只是宗教巧合吗？还是因人类需求而“进化”的同一实体？我相信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再重演。宗教像一张地图，一个故事总是通向另一个故事。有时能找到起点，有时不。也许确曾有一位圣洁美好的女性，也许她确曾为世界创造了圣人，又或者那只是一次精神事件。她的故事旅行了数千年，一路上经过各式各样的文化，以不同的名字流转于世间。她曾是努特，是盖亚，是阿赛特，是伊西丝，是赫拉，是雅典娜，是阿佛洛狄忒，是圣母玛利亚，是爱，是美，是善，是真理。古往今来，我们都因内心的需求召唤过这些名字，未来也将如此。而在这永恒的轮回里，憎恨别人的宗教其实就如同憎恨自己的。
我在菲莱神庙里默默数算着时间——如果基督教要像古埃及宗教一样长久存在下去，那它至少还有整整1500年。而伊西丝不会消失。无论信仰如何演化，女神都会以别的形式在时间中永存。我漫步到岛屿尽头，独自与古代世界共处了片刻，试图消化那超出人类生命的、无法丈量的浩瀚。众神的形象空茫地俯视着我，尼罗河拍打着浅滩。这条河也有它自己的永恒，见证着人间无尽循环的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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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老的Wi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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