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想起来，郎木寺民宿老板的那个劝退电话是一道分水岭，我们的旅途自此被分割成了“之前”和“之后”。虚妄的平静被打破了，看不见的庞然大物终究还是追了上来。
第二天并没有奇迹发生。郎木寺继续关闭，甘南疫情防控似乎陡然严峻起来。郎木寺是我们甘南之行的倒数第二站，原本计划参观完毕便开回夏河结束甘南环线，再从夏河直奔兰州机场飞去敦煌，开始下一程的河西走廊之旅。如今郎木寺和夏河都在封控之中，计划全被打乱，而兰州疫情正呈野火燎原之势，眼看着渐渐蔓延到整个甘肃，敦煌之行也随时可能化为泡影……
忽然之间，我们仿佛坠入了虚空之中，不知下一站在哪里，不知前方是沼泽地还是解放区。尽管健康宝目前仍是绿码，但“过去七天内曾到访夏河”这一事实始终是个隐患。夏河毕竟只是个小小县城，很难精准防控到街道——所有人都在拉卜楞寺来来去去——倘若“一刀切”我们便寸步难行。茫茫草原上充满了茫茫的不确定性，而原本没有边界的辽阔之地突然变得壁垒分明。
可事已至此，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初步研判形势之后，我们都觉得当务之急是逃离甘南，去往一个靠近兰州又暂时安全的地方。于是黄河之畔的临夏州永靖县成为了第一选择，它距离兰州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目前全县尚无病例。“而且炳灵寺石窟就在那附近！”铭基天真地说，完全没有意识到世界已天翻地覆。
我们再次上路了。天蓝得像个谎言，白云不疾不徐地飘过，彷若另一种流浪。在阳光下开着车东奔西突的恣意感消失了，草原风景也开始变得单调而空虚，就像一场高烧退去，一切都恢复到真实的模样。停在路边的小破餐馆吃饭时，老板娘如临大敌般盯着我们连扫三种码并在纸上登记，连点完菜都不许摘口罩——一路以来这还是头一遭。旅游业的局部复苏是如此脆弱，一种忧郁感油然而生：甘南之行在昨晚就已提前结束了。
吃完饭刚上车，手机响了，一看到陌生号码我就开始头皮发麻。对方来自四川防疫办，语气相当严肃地追问我的行踪——“还在阿坝吗？做核酸了吗？”
“我们昨天就离开阿坝了，现在在甘肃，”我据实以告，“核酸每天都做。”
“离开阿坝了啊？”对方明显地大松一口气，“好！好好好！”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不受欢迎的游客，待在任何地方都只会给别人带来麻烦。尽管如此，我和铭基还是不甘心一整天都只用来赶路，决定在去永靖的途中绕去甘南的首府合作市，看看那里著名的米拉日巴佛阁。
据说曾经的合作是一片开满了蓝色马莲花的草滩，如今它已变成了一座漂亮的草原新城。进入其中同样要历经重重关卡——要像唐僧一样“倒换关文”，出示证件以及各种码，还要回答三大天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没有做核酸？最后一个问题既重要也没那么重要，因为无论你上一次核酸是何时何地做的，他们通常还是会要求你当场再做一次。
带着一脸不情愿的表情，他们最终挥挥手将我们放行。不受欢迎的感觉令人心情沉重，更难以想象之后的旅途要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套流程。米拉日巴佛阁里没有照明，全凭自然采光，我沿着昏暗的木梯逐层向上攀爬，恍惚地经过一圈圈的佛像和壁画。此处几乎是一座恢弘的藏传佛教博物馆，可我只觉心里裂着一个很大的洞，没有一个神能够填满它。
经过新一轮的盘问和又一次的核酸，夜幕降临时我们终于到达了永靖县。这里马路宽敞，高楼林立，一派城市风光。预订的酒店看上去也富丽堂皇，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我们才刚兴奋了一分钟，坚硬的现实就劈面而来：酒店保安听说我们从甘南过来，坚持说需要24小时核酸才能入住——而我们的核酸结果刚刚过期15分钟。
“不是吧？”铭基大声哀号，“才过了15分钟！”
“那也是超过了24小时。”保安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们今天一路上又做了两次核酸，只不过都还没出结果……”
“那没办法，”保安不为所动，“规定就是这样规定的。”
一番掰扯后，保安找来了经理，经理又打电话给上级，结果依然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要不你们再等等吧，”经理说，“等核酸结果出来再来办入住。”
“要是明天才能出结果呢？我们今晚睡哪里？”
“哎……”经理职业性地微笑着，避开我们的目光，“规定就是这样规定的……”
我们如丧家之犬般离开了酒店，然后决定……再去做一次核酸。万一路上那些核酸点不正规呢？我神经兮兮地想，万一等不来检测结果呢？这里毕竟是县城，正规医院的核酸没准还能早点出结果？
人民医院的护士对我们表示了同情，但无法改变核酸的进度。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先去吃晚饭，整顿饭大概也就刷了几百次健康码。来吧，三个不同地方的核酸！我像个神经病一样对着手机屏幕摩拳擦掌，让我看看你们谁是第一名！
显然它们谁也不想当第一名，等到10点依然杳无音信。开着车流浪在夜阑人静的县城街道，我突然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荒谬的被动、愚蠢的服从。既然没有明文规定的防疫政策，凭什么要把他们自行加码的“24小时核酸”奉为圭臬呢？老娘完全可以不住你们那个见鬼的豪华酒店！
我们在另一家看上去也挺像样的酒店门前停下。其实没抱什么希望，但一切出乎意料地顺利。这家酒店只要求48小时核酸，于是几分钟后我们便拥有了当晚的落脚之处，而且房间整洁宽敞，堪称此行最佳。放下行李不禁发出哀叹，不知过去几个小时的折腾焦虑究竟有何意义。
但我们也只是暂时又捱过了一关而已，前方依然大雾茫茫，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慢慢磨损着时间和希望。为了预留充足的时间观赏炳灵寺石窟，我们特地将兰州飞敦煌的机票改晚了一天；可就在抵达永靖的那个晚上，铭基蓦然惊觉石窟已因疫情而关闭。那么明天还有必要留在永靖吗？是不是应该把机票改回去？若是如此，之后的酒店、租车和行程安排是否也要再次更改？
这一路我们都在随机应变见风转舵，机票火车票住宿租车改了又改，像躲避地雷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开所有潜在的危险之地，原本计划完美的行程被砍得七零八落，连尚未开始的河西走廊之旅也难逃“毒手”——张掖已有新增病例，瓜州又宣布关闭榆林窟，这条线路还有多少“盲盒”尚待开启？
“不改了！”铭基轰然倒在床上，“就这样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说出一直纠缠着我的不祥预感：“你觉得……我们还能去敦煌嘛？”
“为什么不能？”
“行程卡里有夏河，会不会根本不让我们进？”
“怎么可能！”他天真地说，“我们是绿码！又没去过那些风险区……现在国家规定不可以层层加码一刀切的！”
我不得不提醒他，这些义正辞严的规定都出自我们日常生活的“首善之都”，但它本身就是最喜欢对外来人员自行加码的地方。
他挠挠头。“我还是觉得……应该不至于吧？”
我知道铭基有多想去敦煌。同为“敦煌迷”，我倒是十几年前去过一次，他却从未亲临实地。更邪门的是，回国后我们先后计划过三次敦煌之行，可每一次都在临行前阴差阳错地被迫取消，感觉就像受到了什么诅咒——难道这一次它反倒会高抬贵手？就算真能进入敦煌，那会不会是另一场噩梦的开端？我想象着病毒一路向敦煌奔袭，所到之处摧枯拉朽，一个个景点一座座石窟悉数关闭，而我们三人如惊弓之鸟落荒而逃，又或者被关在哪里吃着盒饭，一边痛心疾首悔不当初……这可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在这个风云突变的世界里，遇见疫情比遇见爱情的几率更高。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踏实，一直在大脑里与看不见的对手博弈。但那是一个逻辑已然失效的棋局，对方路数诡谲，令人无从谋划。几番蓦然惊醒，心中恍惚迷乱，楚河汉界变成一座深不见底的火山口，而我正独自一人在无垠的虚空中凝望深渊。
早上起来，新鲜出炉的核酸结果让人略感踏实，可没想到又错过了酒店（极不合理）的早餐时间，无奈只好出外觅食。不知怎地我突然特别想吃肉馅包子——不要油条，不要馍馍，不要牛肉面，只要几个货真价实的、热腾腾香喷喷的肉馅包子。本来想着“这有何难”，谁知就真的遍寻不获。就在我已绝望地决定再和牛肉面死磕一回时，一家专卖包子的餐馆仿佛从天而降，门面上还赫然贴着肉馅包子的精美彩照。我们立刻旋风般冲了进去，正喜孜孜地准备点单，老板娘宣布店里只有胡萝卜馅和土豆馅的包子……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简直能听见身体里的血液一瞬间冻结成冰的声音。土豆馅的包子！这不就是郭德纲的相声么——“大饼卷馒头，就着米饭吃”？
忧伤地走在县城街头，南方胃里装着几个瓷瓷实实的北方包子，那股可怕的不祥之感卷土重来。自从甘南之行被提前结束，人在旅途就像骑着一辆自带刹车的自行车，每一次前进的尝试都会遇到阻力——连想吃个肉馅包子都不能如愿！即便是在最微小的层面上，这个世界都已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为了抓住一点渺茫的确定性，我忍不住再次打去甘肃防疫办咨询，得到的答复却一如既往的笼统含糊。
炳灵寺石窟业已关闭，但我们还需在永靖打发掉这一天的时间，于是决定去刘家峡附近看看那个著名的自然奇景。它是黄河与洮河的交汇处，两河水色泾渭分明，形成半河碧水半河浊的“鸳鸯锅”。更奇妙的是，不同于固有印象，这里的黄河反倒澄碧如洗，洮河却因流经水土疏松区域而变成浑浊的黄色。
我们爬上路边的土坡，站在那里看了好一阵黄河。故人相见不相识，几天前它还是另一番模样。那是在唐克附近的若尔盖草原，我们在山顶的观景台上看到了传说中的“黄河九曲第一弯”——自青藏高原发源后，黄河一路蜿蜒东流，到了唐克突遇川北高山阻挡，于是来了个180度的U形大拐弯，转而向西绕道400多公里，重返青海。这惊人的掉头一拐，便是黄河九曲中的首曲倒流奇观。
上游的黄河并没有在咆哮。甘南草原的黄河风姿绰约，如玉带似长龙自天边款款而来。眼前的黄河同样静水流深，与洮河交汇后也并不立刻相融，而是各自保持黄绿之色默然前行，直到流入一公里外的刘家峡大坝。出大坝后它又依随地势来了个S形大拐弯，然后再次蜿蜒向西而去，在盐锅峡大坝前蓄水成湖。
当然，天下江河无论怎样曲折迂回、妥协于大地之崎岖，最终还是要往东流去汇入沧海。这一事实令人稍感安慰——在一片混沌的世界里，大自然的规律似乎依然确凿不移、足堪信赖。可正如我们的视野只能覆盖全景之一隅，联想起个体生命之于历史长河也不由得“哀吾生之须臾”——长江黄河不会倒流但会拐弯，一个拐弯或已将流年偷换。流水可以既顺应外在又坚守自我，而人终究只是历史的承受者而非见证者。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们努力振作精神，试图效仿流水那圆融的反抗。炳灵寺石窟虽已关闭，但我们仍想试试能否开到它附近某个地方望上一眼——没准能看见石窟所在的崖壁？或者能远远看见周边的黄河石林？
陆路交通比想象中更长，土黄色的山包围着绵延无尽的乡县小路。一路上不断地遇到村口检查点——有的只是走个形式，有的则是壁垒森严的大阵仗。在某个村口，一位女士带着她青春期的儿子同担大任，对经过的每一辆车进行严格的盘查。女士拿走我们的手机，仔细检视屏幕上的行程卡，一连串的地名令她如临大敌。
“你们去过太多地方了！”她叹着气紧锁眉头，朝我们投来谴责的目光。
我很想回应说：还是先让你儿子把口罩戴上吧！但不知怎地，也许是她强烈的不满情绪太具感染力，我感觉自己行程中（乃至人格中）的污点似乎都被放大了若干倍。更糟糕的是，我发现自己在心里默念对不起，几乎是在为自己在世间的存在向她道歉。
在登记簿上登记个人信息时，由于铭基的“回乡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与一般的身份证号码格式不同，这又引发了女士新一轮的不满与怀疑。“你这个号码不对！”她“噔噔噔”地用食指猛敲桌子，“填身份证号码！”
铭基试图解释，但女士不屑地打断了他。“不可能的！”她目光凌厉，如一支支利箭飞来，“在中国每个人都有身份证！”
整趟行程我们都在闪避这无形的利箭。快到炳灵寺附近时，山路完全被拦断，但石林就在眼前，或许再往前一小段就能看见对岸的崖壁。我们下车眺望，在想象中欣赏隐于山涧的吉光片羽。铭基询问值守的大叔，能否上前几步拍张照片就回来，大叔根本懒得搭理他，只用一个“死亡凝视”便令我们连连后退。我能读懂他目光中的含义：赶紧滚吧，你们这些到处乱跑作死的外地人！
回程中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心累。十面埋伏夹缝求生，如履薄冰步步惊心，看到的都是些似是而非的风景，每个瞬间的确定性都需要不断被重新验证。与其说这是“旅行”，倒更像是在努力扮演游客的角色而已。哦对了，全程还得在孩子面前尽量表现得成熟镇定，轻描淡写地解构每一个受挫受惊的时刻，假装我们还能胸有成竹地走进未来……而事实上，“我当然是毫无计划的,根本没有前景,”正如卡夫卡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不能走进未来，而跌入未来、滚入未来，踉踉跄跄地挪进未来，这我可以做到，我能做得最好的是躺着不动。”
可我没法躺着不动。伴随着儿童版《西游记》的音频，我们开回永靖再次去“倒换关文”——也就是做核酸。或许是被我的不安所传染，一向坚称“没问题”的铭基忽然鬼使神差地在网上咨询携程的客服，第二天从兰州飞敦煌到底是否可行。得知我们7天内去过夏河但没去过县内中高风险区，客服起初说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加“三天两检”就可通行，但过了一阵又突然发来一条经过防疫部门核实的消息：7日内去过夏河的旅客落地敦煌便需立刻隔离。
靴子落地不能终结痛苦，但是可以减轻痛苦。至少它消灭了迫在眉睫的不确定性，就像有人替我们做出了决定。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我们应该再等两天，消去行程卡中的夏河轨迹后再赴敦煌，还是索性换个目的地？
若选前者，白白浪费两天的时间不说，永靖虽然暂时“安全”，但其所属的临夏州已有零星病例，按兵不动也有可能变成自投罗网；若选后者，为河西走廊之行所做的一切准备统统泡汤，我们还要在短时间内筛选出那些目前防疫“友好”的城市，重新规划全部行程……
又是一顿心事重重的晚餐，只有毛衣还在兴高采烈地吃着手抓羊肉。作为一个出身商学院的前金融民工，我曾接受的经济学教育告诉我：货币的时间价值就是指当前所持有的一定量货币比未来获得的等量货币具有更高的价值。换句话说：现在的钱比未来的钱更值钱。依据这一原理，我们当然应该放弃敦煌，因为旅行同样包含时间价值——如果经过两天的等待，获得的却是同样的（甚至更少的）“收益”，那我为什么要选择等待？无效的等待不是延迟满足，而是浪费生命。
但Plan B谈何容易。一开始，我们将目光投向与甘肃相邻的省市。去四川？那我们又要掉头返回甘南。去青海？西宁已有新发疫情，多少人的青甘环线之行就此泡汤。去新疆？听说那里的防疫政策超级严格。去宁夏？也许是个选项，但打去银川的防疫部门询问，始终无法得到一个透明而确切的答复……而在考虑所有可能的目的地之前，一个更无法忽略的问题是：兰州疫情依然如此严峻，我们真的能从兰州机场飞往任何地方而不被隔离吗？
在某个心力交瘁的时刻，我再次与卡夫卡产生了深切的共鸣。疲惫从头皮一直渗到了脚指头，我的大脑已经宣布罢工。我只想躺着不动——最好是躺在家里的床上不动。
“要不然，”我脱口而出，“我们干脆回北京吧？”
铭基像被烫到一样弹了起来。“不不不不不！”他拼命摇头，“我不要回去！”
“哈？”
“我好不容易请了假……”他顿了顿，仿佛憋着一口气，“而且这样就好像输了嘛！”
“输给谁呀？”我明知故问，突然被逗乐了。
他没有回答，犹自气鼓鼓地在手机上疯狂搜索，满脸都是大写的“不服”。
我想起头天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帖子。发帖的女生同样来自北京，同样为是否要坚持几天后的敦煌之行而忐忑焦虑。她已为此行做了许多功课，还报名参加了一个小众的研学团。下面的留言几乎都在“劝退”，还有不少人指责她“疫情都这样了还到处乱跑”，“别来了，就是你们这些外地游客害死我们本地人”，“这种时候非要去吗？真是不作不死”……女生则一一反击说：“对啊，就是非去不可，就是不去会死。”这当然是气话，背后的情感却强烈而真实。是啊，凭什么合法合规的旅游动辄要被斥为“乱跑”呢？同是受苦的老百姓为什么还要相互指责甚至仇恨？如果“躺着不动”才能规避一切风险，我们是否只能用放弃自由的方式来抵御任何不确定性？
我不知道那位女生最终有没有去到敦煌，但她和铭基的“不服”触动了我，让我相信人仍能从行动中体会自由与尊严。即使短暂微渺，行动本身仍是一种创造——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之道。悲观与乐观同样虚妄，而混沌和不确定中也可能暗藏机遇。我们是否应利用目前仍未彻底关闭的“出行窗口期”，而不是只因恐惧未知便放弃想象选择躲避？
好的，那就走起！忽然之间，我的斗志被再次点燃，摩拳擦掌开始谋划新的目的地。偌大的中国怎会没有可去之处？我看着手机里的地图，几乎感到了一种近似于gap year做计划时的快乐，仿佛可以随时纵身一跃，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其实回想起来，那时更可怕的风险也无处不在，中美洲的每一站都伴随着对于被抢劫、被绑架、被用枪指着头的恐惧，每次坐夜车前都在焦灼地讨论应该把钱藏在哪里、遇到拦路抢劫时应当如何反应……可莫名地也有一种快乐，在丧失与渴望之中，在疯狂飙升的肾上腺素里，痛苦一次次凝聚成形又一次次离开。
也许茨威格的话最能精准地描述这种沉甸甸的快感——“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
我们最终决定去贵州，一个暂无疫情又防疫“友好”的地方。这是很久以来真正的第一次“说走就走”，临睡前我们才匆匆订好第二天的机票、租车以及之后一周的行程，再一次充满希望而不抱任何期待。
兰州机场仍是个隐患。尽管只是短暂中转，可一旦行程卡里出现兰州的轨迹，所有的努力便付诸东流……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久久无法入睡。也许关机是唯一的方案，问题是查验核酸和健康码时又不得不打开……但开机几分钟应该也问题不大吧？……
好啦，是时候“放手”啦，我对自己说，不要顺从也不要死磕。“毕竟东流去”——想想黄河。
我们向兰州机场进发，怀着“逃离德黑兰”的心情。为了将风险降到最低，还没进入兰州我已颤抖着将手机调到飞行模式。兰州机场并不如想象中冷清，尽管飞走的人显然比进来的多得多。一切进展顺利，我们向贵阳飞去。航班准时抵达，直到扫完码走出机场我才真的松了一口气。天气很热，核酸的队伍很长，但我欣喜地一头扎入人群之中，感觉就像刚刚攻破了生活的堡垒。
由于前一天贵阳有一例确诊，虽然属于闭环管理，可我们也不敢在此地久留，租了车便直奔荔波。然而有些事情过于荒谬并不能阻止它们发生，自驾途中我接到一个来自甘肃防疫部门的电话，对方说大数据显示我去过兰州某个我压根没有去过的地方，是某位确诊人员的“时空伴随者”。
“那是平行时空吧！”我激动地对着手机咆哮，“我只在兰州机场中转过！手机只开过两分钟！而且我现在已经在贵州！”
“离开甘肃了啊！”我能听出对方声音里如送走瘟神般的如释重负，“好好好！做好三天两检哈……”
大数据的“误伤”并不少见，但这荒唐的插曲仍令我好一阵心惊，担心自己将不再受到“绿码”的庇佑，直到第二天行程卡没有显示兰州轨迹，也再没接到任何夺命连环call。走在碧水青山之间，我意识到自己再次幸存了下来，只因那庞然大物暂时还懒得攫取我的自由。而我们的旅途就像一辆车子，突突突半天打不着火之后，终于轰然启动飞驰向前。
啊，南方！丰盛、湿润、郁郁葱葱。什么牛肉面，什么土豆包子，我把它们统统抛到脑后，南方胃在南方的美食之海里畅游。大街上几乎看不见口罩，人们闲散而喧闹，花花绿绿的夜市摊位好似海底鲜艳的鱼群。我仿佛短暂地触碰到了一个昨日的世界，与之相比，我们日常生存其中的世界像是一个相当拙劣的赝品。
我无法再详尽地叙述贵州之行。因为写到这里我已精疲力竭，在回忆里重新经历一遍“逃跑计划”并诉诸文字的过程已经累垮了旅途本身。我也常怀疑写下这些琐碎无聊的细节到底有何意义，毕竟那只能算是旅途中的插曲，而我们终归得以幸运地逃脱——在当下的网络语境里，连受害者都必须完美无瑕，幸运者就更没有诉苦甚至诉说的权利。但我仍然想要记录和记住，想要成为自己生活的读者。身在其中时，我们只是凭直觉踉跄前行，看不清脚下的路。只有回头审视时，才能辨认出当中的逻辑和因果，从而获得某种“后见之明”。人生活在当下，可未来也时刻包含于体内，也许这就是书写的本质。
也因为我们的贵州之行实在相当随性，几乎是在地图上随意圈出了几个地点：荔波、茂兰、肇兴侗寨、大利侗寨。潜意识里似乎把它当作一场劫后余生的疗愈，只想慵懒地观看和吸收，不做任何思考或评判。这大概就是汉德克所说的那种“根本性的倦怠”，它带来一种“特殊的闲适”与“放松的无为”，自我被弱化了，伤口在倦怠中愈合。
即便是在充斥着表演式少数民族奇观的肇兴侗寨，我也不再去考虑什么“游客凝视”，或是纠结于那些鼓楼、稻田、少数民族仪式是否只是符号化的装饰，会不会正是我们这些渴望“原生态”的游客最终将田园牧歌糟蹋成过度开发的景点，而这种指责本身是否又折射出某种精英式的优越感……正相反，我十分满足于做一个“凝视”的游客，漫无目的地履行着游客的本分——看篝火晚会，做蜡染扎染，买手工绣品，拍一大堆照片。
而体验异乎寻常的美妙。我们仿佛被搁浅在此时此地，生活终于只属于它本身，而不是只为过渡到下一件事和再下一件事。至今回想起贵州之行，耳边仍会立刻响起一片激越的蝉鸣。据说北方的蝉已大量减少，但贵州的蝉鸣依然震耳欲聋，穿透山林、村庄和时间的长流。伴随着这永恒的背景音，记忆的碎片像鸟儿一样翩然回返——
在荔波，乘皮筏艇划过缥缈仙境般的水上森林，湖水随光影呈现不同层次的绿，溪流上笼罩着乳白色的轻雾；在茂兰，我们的探洞向导是村口大姐介绍的15岁少年，爬山涉水如履平地，翠云草掌叶木如数家珍。他引领我们从异界般的洞穴中重返人间，又一起坐在屋檐下看雨任时光虚度；在肇兴侗寨，毛衣一不小心跌入稻田，满脸满身都是绿色的泥点；在大利侗寨，当地人仍如古老传说中那样过着自耕自织的生活，从古井取水，住自己盖的榫卯结构木屋。我们每天上山去村民吴大姐家吃饭，喝她自制的米酒，听她讲自己抗癌成功的故事，看毛衣和她家的孩子们滚在地上疯玩……
一天下午，侗族姑娘小杨带我们去寨外的山里寻访瀑布。一路上清泉不竭，大得吓人的蝴蝶和各种颜色的蜻蜓漫天飞舞。我们穿越葱茏的稻田与山林，终于见到隐于山间的那道小小白色闪电。其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瀑布，但在炎炎夏日里如逢甘霖，更何况还附赠一路的风景和小杨的童年回忆。回程中我们聊起侗族大歌，小杨忽然停下脚步，直接现场给我们来了一段。据说大歌喜爱模拟自然生态环境的声音，诸如将虫鸣蛙叫、小河流水、林涛阵阵等大自然和声入歌。而听到小杨的歌声，就算再迟钝的人也会立刻意识到她是在模仿蝉鸣。
这就是那种时刻了——才刚开始你已知道它会洞穿一生。小杨在唱歌，林中所有的蝉都在附和。歌声既远又近，静谧分外鲜明。阳光也如瀑布倾泻而下，我们仿佛沐浴在一片金色海洋里，潺潺涟漪便是这复调的乐曲——无情呼应着有情，共同传递着一些我们听不懂却又必须知道的事情。大段的拉腔串联起自然万物，世间的一切似乎都在一瞬间被抓获住，同时也轻轻拂去了人类所有的野心。自从离开茫茫草原，这是另一种辽阔的时刻。
贵州之行尚未过半时，铭基的北京健康宝弹窗了。自此他又陷入了提交信息、申诉解除、每天查看几百次健康码的“土拨鼠之日”。每天一睁眼便看见他一脸虔诚地举着手机，就好像在向虚空中的防疫之神祈祷。我们怀疑是因为曾短暂路过的甘肃省合作市出现了病例，但这无法解释为什么同行的我没被弹窗。大数据是一个神秘的黑箱子，正如我曾被它误伤而铭基安然无恙。被弹窗就意味着不能购买回京的机票，于是我们迟迟无法确定归期，眼看着又要开始谋划Plan C甚至Plan D；好在最后一刻弹窗突然解除，与它降临时一样猝不及防。我们再一次得以侥幸逃脱。
北方已经入秋，凉风收敛了夏日的热情，我却仍时时翻看手机里的旅行照片，感觉像捧着一个水晶球，球里仍是丰盛而喧嚣的夏天，蝉还在声嘶力竭地叫个不停。年少时读过一首俳句：“知了在叫，不知死期快到。”那时我懵懂无知，对蝉的哀怜与身为人类的优越感矛盾地融为一体。如今我却更为那短暂的蝉声所震动，谁能说我们比它们更懂得生之意义？
前几天得知贵州大巴侧翻事故后，想起这首俳句更觉得寒意沁骨。那是一辆从贵阳开往荔波的大巴，那是一条我们也曾走过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其实都已坐上了那辆大巴，驶向历史的深处。我也想起旅途中偶遇的大叔一家，他们来自贵阳，闲谈中聊起疫情防控，大叔说这几年贵州相对“安全”，他们对此几乎没有切身经验；又因为工作要求，假期都只能在省内活动，有种“不知尘世是何年”的疏离与茫然。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贵州也不再是“化外之地”，不知大叔一家是否安好？水晶球里的蝉鸣，或许终归只是梦幻泡影。
但我确曾在旷野中感受过风，但我确曾被蝉鸣所唤醒。回看这次旅行，无论有多少“逃难”的成分，无论多么焦虑、无奈或随性，它依然印证了我的直觉，那就是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美是邂逅所得，旅途中那些细微的美和感动让灵魂变得更敏锐也更坚强了一点，近似于川端康成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的心情。
“如果说，一朵花很美，”他写道，“那么我有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自语道：要活下去！”
再怎么“临时”也要好好活下去，像蝉一样发出声音，超越这眼前的枯枝败叶。因为一朵花很美，因为江河毕竟东流，因为世界就在那里，明亮而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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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日巴佛阁
贵州荔波
茂兰
肇兴侗寨
岜沙苗寨
大利侗寨
传说中的牛瘪，其实挺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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