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夏天（上）

都说搬家脱层皮，我和铭基大概是属蝉的，每隔几年就忍不住要再蜕一次皮——这一次更是大费周章地从北京搬到香港。毛衣的上学问题（也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解决之后，理论上我们应当立刻着手处理搬家事宜，以免临阵磨枪手忙脚乱；但铭基又要忙着准备一个职业资格考试，更何况人本身是有自（duò）重（xìng）的，重度拖延症和旧家虚幻的舒适感又进一步将我们的双脚牢牢钉在了地上……然后，距离搬家日期不到一个月时，我们又应剧组邀请匆匆赶往拉萨，探班电影《藏地白皮书》的拍摄，还参加了西藏部分的杀青仪式。故地重游自然令人感慨万千，更不用说看到自己20年前的故事被镜头重新演绎，像是以身外之身造作梦中之梦。这个项目辗转十年历经坎坷，尽管不时会被告知进展动态，潜意识里仍感觉是遥远得近乎不可能之事；但此番亲临实地，看到一切竟在眼前真实地发生，工作人员穿着印有“藏地白皮书”字样的工作服忙忙碌碌，甚至连男女主角的名字都用的是我们的真名——导演叫演员做某事时，往往直接称呼“傅真”，于是我和女主角便同时齐齐回头——那种感觉实在是既不可思议又有点奇怪的羞耻……

关于这次探班的经历，由于电影尚未上映，我还不大确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不过此行短短几天，和参与造梦的奇幻感同样强烈的，是那种似曾相识的命运之感：每次来到西藏之时，都是人生即将变动之际。第一次进藏结识人生伴侣，紧接着便前后脚去往英国；第二次是为了践行“五年之约”，却如聆神谕般启动了攒钱辞职去gap year的大计；第三次进藏已是gap year长途旅行的尾声，即将回归都市丛林却仍一穷二白居无定所；如今当我们第四次坐在大昭寺的屋顶，拿着20年前的自拍照片再度合影留念，与其说是回顾与总结，倒更像是奔赴下一程前的见证。西藏彷如某种比生命更宏大的意志，像是穿越人生旅途每一站的通道。它究竟要指引我们去向何处？这样的巧合又到底有何意义？电影杀青晚宴上，坐在我旁边的是藏族演员金巴老师。他主演过多部藏地题材电影如《气球》、《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可谓万玛才旦导演的“御用演员”。金巴本人如他的电影角色一般粗犷而沉默，丝毫没有演员身上常见的精致老练。他的沉默是羞涩、自尊、社恐和不习惯使用汉语等多种因素的混合，而当同样社恐的我终于鼓起勇气表明“粉丝”身份，告诉他我看过他的几乎每一部电影时，能感觉到我们之间有一扇门开启了。他仍然喜怒不形于色，但他的真实、善意和内在张力逐渐从暗深处渗透出来，像一座冰山悄然探出水面。

作为粉丝，我知道金巴在演员的身份之外还是位诗人，已经出版过三本诗集。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对他有抑制不住的好奇，想要探寻水下的冰山，让他的沉默发出声音。他也在尝试写小说和剧本，金巴告诉我，“但真的很难”——同为创作者的我也很难不同意。我知道我们都想书写一切，书写我们表里不一的生活和可能拥有的生活，书写人类的爱、残酷和软弱；但人在头脑里构思的东西总是比纸上写出来的更好，而两个内向型创作者的初次交流注定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尤其是在这种觥筹交错的场合。我注意到他的唇边总有一种隐隐约约的微妙表情，像是某种无意识的微笑或苦笑，每当说完一句话时，就会用那微笑把它封印起来，令哪怕最普通的话语也变得神秘而难以捉摸。最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来自甘南藏区的金巴如今仍住在玛曲草原。“以前也去北京住过嘛，”他缓缓摇头，“还是不行……没法住在大城市里……”我回忆着去年夏天游历过的甘南草原——绵延无尽的绿色之海，牛羊、白塔、经幡和黑色毛毡帐篷点缀其间。在唐克乡的山顶观景台上，我们曾默然注视着黄河在茫茫绿意中蜿蜒曲折，又惊人地逆流一拐。“其实黄河第一湾在我们玛曲，”他微笑，“但玛曲没有合适的山可以建观景台……所以就变成唐克的旅游景点了，其实你们看到的还是我们那里……”“你是说，你还是住在草原上？”我追问着，仍有些难以置信，“住帐篷？过游牧生活？”他点头。“游牧。”那个表情又出现了，他仿佛在心里梳理着许多东西，又用一个印记把它们封上。我想知道他如何转场放牧，家里有多少头牛羊，他如何与“外界”互动，身边有没有可以一起谈论电影和诗歌的朋友……可一再追问会显得太不礼貌，似乎充斥着猎奇心态和他者想象。我只能在脑海里勾勒面前这个人的三重生活：演员金巴、诗人金巴和牧民金巴。尽管只是初次见面，但我感觉他已在心中建立了某种秩序，令这彼此平行的三重生活合为一体。说羡慕并不确切，更多的是惊叹和好奇。那是怎样的一种笃定呢？他对自我的认知似乎非常稳固，心无旁骛地守护着自己的来处。我想象着他偶尔走出玛曲，在剧组里度过如梦似幻的一个月或几个月，然后就悄然离开虚构的角色和人为的世界，回到属于他的草原——那里有他的本质。我想象他在草原上游荡，与土地息息相通，同时用诗人的目光观察生活，对它加以剪辑，穿透现象直达彼岸——这是诗人的特权和义务。回归的时刻近在眼前，杀青之后大家就要各奔东西了。金巴说他明天就动身回家。“先从拉萨飞兰州？”“火车。”“然后呢？”“再转车。”他看着我，“你们呢？回北京？”一股茫然之感攫住了我。我们即将“回归”的，是一个即将不能再被称为“家”的地方，充满了即将被带走的行李和即将被清除的垃圾。一想到堆积如山的任务，我就万分沮丧。我更懊恼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像金巴一样，为什么无法在任何地方获得归属感，为什么天生就缺少“定居”这一概念，就像身体里缺少某种酶。无论住在哪个城市，我总有一种临时过渡的感觉，觉得自己仿佛是在路过——虽然是很缓慢地路过。我也曾以为有了孩子就意味着获得了某些永久性的牵绊，意味着可以从此在某个地方安顿下来；可如今看来，毛衣从我们这里继承的是流浪的命运。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旅行让我变成异乡人，或者是不是某段确切的人生经历让我变成这样——每当一些事情变成常态，我就会失去兴趣，想看看有没有其它的生活方式，想要寻找另一片草原。飞回北京的那天，我又想起了金巴，不知他是否已如一片草叶融入了他的草原。然后我忽然意识到，游牧的本质其实就是流浪，他们也永远都在寻找更丰美的水草。或许人与人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我们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找“远方”——比如诗歌，比如电影，比如高山之巅，比如未知之境。我们不知为何被赋予不同的命运，却又一定要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们又出发了。这一次是去河西走廊，一个我们曾屡次计划又屡次如遭诅咒般被迫放弃的地方。最近的那次是去年夏天，原本安排在甘南之行的下一站，却碍于疫情防控不得不临时改道。自从决定搬去香港，铭基发了狠话，说离开北京前一定要一偿夙愿，于是我们就这么做了，再一次把搬家大业抛在脑后，就像拖稿的作者直到最后一秒还在网上冲浪。魔咒被打破了，这一次我们终于抵达了敦煌。15年后再见莫高窟，漫漫等待所积累的知识和耐心令石窟中的每一秒意味深长。这些年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复制展，也买了不少书籍和画册，可哪怕是经得起最细致观察的复制品，也永远无法比拟15年前初见时雷电一般的展现与惊醒。黄土戈壁和逼仄洞窟的现场感是无可取代的，因为建筑、自然和历史都参与了莫高窟这一大型综合艺术品的创造。也唯有身在现场，你才能真正理解它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王朝的作品，而是无数人千余年间代代相继兼容并蓄，才有可能创造出这般的宏构巨制。随着讲解员的手势，我们在黑暗中齐齐蹲下，屏息等待。吱呀一声，45窟的门慢慢打开一条缝。自然光自带音效般穿门而入，点亮了西壁龛中的塑像，也激起惊叹连连。他们本就是公认盛唐时期最美的群体彩塑，佛祖庄重，弟子谦恭，菩萨柔媚，天王威严；尤其是那两尊胁侍菩萨，神采焕然，笑意微妙，身体曲线一波三折，似神似人似男似女，精美绝伦摄人心魄。而当那束光打在他们身上，诸天神佛如被点化般瞬间活转过来，带着各自的性格和意志。他们的视线汇于同一点，也就是正蹲在龛前仰望膜拜的我们。

（网图）在那样的对视中，人与神之间的屏障消失了。我们眼前是一个更接近人世的佛国世界，富有神性更充满世俗感情。菩萨的微笑是属于大唐盛世的，雍容恬静又大气昭然，透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无畏与自信。这是“人”的重塑，也是历史深处的乡愁。微光烛照，众神的目光穿越千年，你在其中看到自己，也看到无数先人胸中景象。

（网图）感受一下吧，讲解员梦呓般地说，感受一下一千年前跟你们同一位置的古人的视角……同行者中，有人已隐隐眼泛泪光。唯有置身现场才能真正体会莫高窟之伟大——它是民间艺术对每一个目击者的内心征服，是同样共存于我们灵魂深处的笃诚与世俗。我常把古代的莫高窟想象成一个社交场所：每逢佛教节日，十里八乡的人们纷纷涌向莫高窟，到各个洞窟中去燃灯礼佛、绕塔观像、祈福发愿、聆听讲经说法、举行公众活动……冬天避风，夏日阴凉，洞窟很可能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够满足人类社交需求的场所，尤其是在荒凉孤寂的黄土戈壁上。他们当然是虔诚的，灵魂永生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乃至精神支柱，如此才能艰苦地熬过一生而又知足；但莫高窟同时也是他们的博物馆、美术馆和学校，我相信他们在方寸之间看到了远方的世界和历史的风雨，还有那些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东西。他们在宗教场所接受艺术的训练，看到日常事物中蕴含着美和愉悦的证据，也由此产生一种生命的超脱感，换上另一双眼睛去面对庸常。而那些艺术的创造者呢？那些籍籍无名的工匠画师是如何在西北边陲成就这般巍峨惊人的艺术高峰？西魏时期画在窟顶的野牛、猪、虎、狼、鹿和黄羊，线条洗练生动仿佛一挥而就，满溢着画师本人无所拘束的生命激情；柔软至可以拈花的佛手，在空中斜掠疾扫的飞天，只用一笔就能完美勾勒的圆圆佛光、女子曲线和垂直长线，如此潇洒流畅，简直是违背人体力学的“神来之笔”……还有最令我震撼的254窟壁画《舍身饲虎图》，画师竟极具开创性地将先后发生的事情编织在同一组画面里，将以竹枝刺颈的萨埵与决绝跳下山崖的萨埵手脚相连，又让他们不同时刻的眼睛在一条直线上彼此注视，仿佛在相互问询，映证心意。这跨越时空的对视石破天惊，又无数次地与未来的生命遥相对望。这哪里是壁画啊，分明是先民的灵魂图谶！肉身易朽，信仰和情感却会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延续，令萨埵王子、无名画师，以及无数像我这样生存在不同时空的人们，彼此生命流注，绵绵不绝。

笃诚信仰和薪火相传的技法积淀是莫高窟艺术的根基，却仍无法解释它超群绝伦的辉煌。那是因为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学者们这样解释，西域之地自古就是混血熔炉，而处在丝绸之路咽喉位置的敦煌则是中西文化和人类文明的集散与流变地，时时刻刻都在扩张和内蓄，连信仰都交纵参差济济一堂——君不见285窟中，西域的菩萨与中原的菩萨，佛教的飞天与道教的飞仙，印度的诸天与中国的神怪，众神在壁画中相遇，留下永恒的定格？在这样多元环抱的空间，各种文化的碰撞交融自然会激发人们创造的潜能，催生奇丽的艺术瑰宝……可我总觉得还有另一种解释，它关乎人与自然之间奇妙的召唤和连结。无论如何赞颂敦煌鼎盛时期的繁荣景象，但凡亲临实地者，都会切身体会到这是一座何等孤独的城市。敦煌是被沙漠戈壁包围的一抹绿洲，视线所及，空茫一片，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车子行驶在苍凉无际的戈壁滩上，却更像是漂浮在与生命隔绝的无望之海，真有“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之感。我们喜欢想象商贾云集、八方来仪的盛况，而事实上，每一个抵达了敦煌的古人——商贾、僧侣、使臣、戎卒、贬官、囚徒——都是漫长艰险旅途的幸存者。“西出阳关无故人”之所以传唱不朽，正因为那是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这样的地方，心胸的旷达也是由不得自己的。荒野意味着缺席，意味着失去，也意味着绝对的自由。自由带来想象和创造，令无中生有，又激起美的感受。敦煌总让我想起唐代那些意象宏阔的边塞诗，其中不乏悲慨离恨，却也渗透着对寥廓与荒寒之美的欣赏、对世界图景的全新想象。如果没有塞外生活的切身经验，大唐的诗人们就不会有这一审美观的突破，而唐诗就会失去它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当岑参、高适、王昌龄们走出营帐，眺望大漠孤烟雪山落日之时，莫高窟的工匠画师们也正在洞窟中忙于创造。朝夕相伴的无尽荒野释放了他们的无穷想象，画笔、泥土和颜料成为宣泄的渠道。他们将激情和狂想倾注在千篇一律的黄土戈壁上，于一片荒芜中营造着心中的极乐世界。艺术成立的根本是纯粹，而自然最原初的裸露和辽阔一次次撞击和清洗着灵魂，于是纯粹不只是选择，更像是代代相传的命运。
河西走廊一路有看不过来的自然与人文景点，最难忘的却仍是身在旅途的感觉。在黄沙滚滚的戈壁滩上自驾，总有一种奇妙的错位感，像是进入了一个偷来的时空。那是某种纯粹之境，被震耳欲聋的静默填满。光天化日，万物不言，前方遥遥无期，荒漠漫漫无际。风也无法丈量此地的幅员，太阳迟缓地移动着，直到晚上9点才会落下西天，凭空赠予你额外的时间。对于正处在生活的某种非常状态中的我们来说，这仿佛一种救赎，令原本逼仄焦虑的情绪得以舒展。搬家迁居算得了什么呢？人类生而微渺，所有占领时空的幻想都只是徒劳。西北的世界如同世外，却也在历史活灵活现的存在当中。这条古道上竟仍有一些事物经受了时间和风沙的冲刷，兀自岿然不动。尽管曾经蜿蜒万里的汉长城只余脊状土垄，雄震四方的千年阳关只剩一截烽燧，作为边塞诗中重要意象的玉门关也坍缩为一座四方形的黄土城垒；无情历史依然在它们身上体现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威势，那残败和荒凉甚至益发映证了昔日荣光，你几乎能嗅到一丝西汉或盛唐气息。或许它们早已成为中国人共通的文化符号和精神密码，一到历史现场就自动连上基因WiFi，于是《关山月》和《凉州词》便从心绪茫茫的记忆中飞来，将你传送回李白和王之涣的时代。

但西域从来不只属于我们。尤其是对于汉族人来说——无论是以节杖长弓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还是轻松驾驶着汽油“骆驼”的现代人——西域之行都是一种世界观的学习和反思。它使你打开远眺之眼，看到那些不容忽视的邻居，看到过往时空里有无数民族强大而深厚的存在。中国史往往被收敛为中原史又被收敛为汉族史，但在这里你会意识到没有人可以独霸土地或神或记忆。在这条满载英雄传说和征夫泪水的古道上，最令我着迷的是班超的故事。他经营西域三十年，几乎凭一己之力前后平定五十余国，成就万世之功业。班超横空出世的军事与外交才华早已传颂千古，但我更感兴趣的是他成为传奇之前作为一个凡人的情感和选择——比如，出身史学世家的班超，怎么会在40岁这个“大势已去”的年纪，决然放弃平庸而安稳的书吏工作，投笔从戎奔赴西域？当然有“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动力，就像几百年后那些“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大唐文人。可我觉得某一类人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在向往未知甚至是绝地的处境，他们会追逐模糊的执念，主动为自己选择飘零的命运。否则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当身处西域最边远之地疏勒国的班超与疏勒国王一同抗击来犯的龟兹、姑墨军队，而汉章帝担心他独木难支、下诏命他回国之后，他却被胡人哀哀恳求的真情打动（疏勒官员甚至在班超马前自刎身亡，行至于阗国时，国王和百姓也放声大哭，不少人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竟又在归国途中掉头折返疏勒。那时汉军已全部撤回国内，班超却兀自坚定了献身西域的决心。此后二十余年，即使身处玉门关封关、别无后援的绝境，即使遭遇亲信盟友的背叛和故国人心的疑忌，班超仍孤悬异域苦苦经营。西域诸国干戈不息，胡人忽降忽叛、心地无常，班超时而赴汤蹈火杀伐决断，时而纵横捭阖以夷制夷，还要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没有长久的信赖，也没有真正的理解，无论来自故土还是异域。对外他有无数副面孔，对内他可知自己究竟是谁？我尤其为日本作家井上靖书写班超的小说《异域之人》所打动。井上靖一生痴迷西域，他以内敛的笔调写出在时代激荡中生存下来的人的姿态。在故事的最后，独留异域三十载的班超暮年思乡，上书朝廷求归故里——“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71岁时，班超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不仅生入玉门关，而且过了酒泉，进入国都洛阳。井上靖写他在洛阳街头徜徉，被路边孩童唤作“胡人”。“三十年的异域生活使他变得更像一个老胡人，”作家将苍凉想象倾注于笔端，“大漠的黄尘改变了他皮肤和眼睛的颜色，孤独的岁月夺去了他身上汉人固有的从容和稳重。。。”回到洛阳仅仅二十几天，班超便与世长辞。班超殁后，西域再度叛乱，战火不息。安帝永初元年六月，汉朝终于放弃西域，召回都护及屯田官吏、士兵。玉门关再次关闭，此时距班超去世不过五年。此后汉王朝彻底罢设西域都护府，班超毕生功业转瞬化为虚无。其实在漫长历史中，无论是怀柔之术还是雷霆手段，中国历代王朝的西域政策始终都是把庞大的军费和兵力扔进无底洞。即便在汉朝也有许多人对此不满，发出“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就连帝王本人也往往摇摆犹疑，阳关和玉门关时而敞开时而紧闭。班超以一己之力维持着中央帝国在异域的权威，这使命与其说来自皇帝，不如说是来自他自己谜一般的内心。班超是大冒险家，也是亡命之徒——妹妹班昭在奏疏中说他“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出生入死只为践行自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那究竟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我毁灭，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我们大可以说人所有行动的终极意义都是徒劳和虚无，但比起被动的奔忙，班超以超越时代的主动性完成了自己的生命叙事。他主动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这使得他既是历史的牺牲又成为它的创造。
可这也令我想起遥远时空中的另一群人，瑟缩在权威下无从选择的她们。当年班超想借助乌孙之力攻打龟兹时，曾上书汉章帝，提到汉武帝刘彻与乌孙和亲、后来在宣帝时得其相助大破匈奴的往事。和亲的主意来自另一位西域英雄张骞，正是他建议汉武帝嫁女联姻拉拢乌孙，从此开启了细君公主的不幸命运。刘细君是罪臣江都王刘建之女，被一纸诏书封为“公主”。她应该是中国历史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和亲公主，尽管在她之前早已有至少四位宗室之女被以公主身份送往匈奴和亲。那时汉王朝国弱民贫，无力与匈奴一战，只得选择输送女人以乞和平。在由男人写就的史书中，这恐怕是一种示弱的姿态和无能的象征，于是这些可怜女性的名字统统被抹去，只留下被粉饰为某种外交活动的“史实”——即使她们为这个王朝的和平安定牺牲了所有。而细君公主之所以得以史书留名，也许只是因为和亲的对象从敌人换成了盟友，和亲政策不再是忍辱求和，而是结盟抗敌。讽刺的是，这样的结盟其实并不稳固——匈奴得知乌孙与西汉结盟，也效仿此法，派单于女儿与乌孙王和亲，被封“左夫人”，其地位更在“右夫人”细君公主之上。元封六年，刘细君踏上西行之路，长途跋涉数月到达乌孙国都。边陲异域，家园万里，江南水乡换作草原牧场。如今我们只能从细君公主所作的《黄鹄歌》中窥见她的满心悲苦——“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刘细君没有班超的幸运，西出玉门关后她再未回还。乌孙有转房婚的习俗，国王死后细君须再嫁继承王位者即国王之孙。在汉人看来这是违背伦常之举，细君难以接受。她曾上书汉武帝请求归汉，却只等来让她为了国家大局“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的回绝。细君只得含悲忍辱再嫁新王军须靡，生下一女后不久便郁郁而终。刘细君死后，汉武帝又将另一位宗室罪臣之女刘解忧送给了军须靡。解忧公主性格刚强，胆识过人，与她那同样多才多智的婢女冯嫽一道扎根异域，化干戈，定基业，深刻地影响了乌孙国的内政，为边疆稳定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在巾帼传奇的背后，是刘解忧背井离乡五十年、历经四朝三嫁的沧桑和委屈——甚至在57岁的年纪，她还不得不“从胡俗”嫁给军须靡与匈奴公主的儿子泥靡，其心酸无奈可想而知。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无论后世如何渲染称颂和亲公主们的使命和贡献，也无法抹消她们只是作为政治工具被加以利用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外交史就是一部和亲史。自汉以降，除了宋和明（此处尚有争议），历朝历代中原王朝的和亲公主数以百计。她们大多客死异乡，有些甚至被丈夫斩杀。在历史的旷野里，女人的哭声总被忽略不计。之前去西藏探班时，我们带毛衣参观了大昭寺和小昭寺。给她讲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她的第一反应是“公主好可怜啊”。除去因高原反应之苦产生的共情，我猜她大概也从大昭寺和小昭寺的规模对比上窥见了端倪。我从小在历史课本上读到这段被极力渲染的汉藏融合“千古佳话”，而事实上，撇开地位争议，文成公主一生孤独应是共识。她是松赞干布的第五位妻子，两人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三年。松赞干布死后，大唐与吐蕃兵戈再起，失去故国庇佑的她幽居深宫长达三十载，至死也没能重回中原。有时我也在想，如果这些女人没有被迫远嫁异域，留在汉地的人生会更幸福吗？恐怕也未见得。女性是没有家的，只有被分配的去处。在无法改变也无法逃避的命运里，此处和彼处都是殊途同归。再想想随解忧公主远嫁乌孙的侍女冯嫽，何等聪慧果敢的一位女性，不仅迅速习得当地语言风俗，更临危受命孤身入敌营谈判，只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化解一场战争。此后她更被汉宣帝封为正使，乘锦车持汉节慰定乌孙，造访城郭诸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外交家。甚至在陪暮年的解忧公主回到汉地后，当得知公主之孙治国无方、致使乌孙局势又起动荡时，冯嫽再度主动请缨出使西域，并再一次力挽狂澜平定内乱。休言女子非英物。在等级森严的男权社会，冯嫽凭胆识才华硬生生闯出一片天地，其功绩在西汉无几人可望其项背。和亲之行成为冯嫽改变命运的机会，她的非凡才能得以充分发挥。如果当初没有随公主远赴异域，这样的天才只会陨落得无声无息。可历史上又有几个冯嫽？或者说，历史上本可以有多少个冯嫽？为了实现抱负或超越出身，有志男儿可以选择万里远行立功异域，如班超，如玄奘，如高适。而对于寻常女子来说，留下或出走却都身不由己，她们只能逐命运之流，在史书的缝隙里挣扎求存。在这条满载丝绸、诗歌、马蹄、刀兵、梦想、绝望的古道上，把时间想得这样久远，简直像把历史的漫漫长路走了一遭。大西北的时间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计量单位也不一样。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没有历史感的环境里，高楼大厦包围下的名胜古迹更像是某种展品模型。但人总是渴望理解过去，渴望寻回失落的文化童年，让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即使历史已被无数谎言扭曲，即使班超或刘解忧的故事与我们现在的生活看似并无关系，我们还是会竭力从中找出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大概也是旅行的意义。至少于我而言，它消除了心中的负罪感，令抛下一切出来旅行这件事变得更加合理。搬家可以临阵磨枪，毛衣跷几天课也没什么大不了，只因为我们就是可以这么做，可以不管不顾地奔向远方，这样的自由比任何东西都更值得珍惜。细君公主的《黄鹄歌》在玉门关外无声飘荡，我们一路向西，知道自己随时可以掉头回去。
（下篇明天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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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