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之城

如果说我在这个夏天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再也不要将出游安排在暑假的尾巴。在对新疆之行的翘首企盼中度过了整个七月之后，南京疫情埋下的“地雷”开始在各地爆发。新疆防疫要求之严格堪称全国第一，我们每天心惊胆战地查看各地病例轨迹，纠结于是否取消行程，却仍抱着一丝侥幸之心，直到那只靴子终于落地。北京出现新增病例的那一天，我们哀嚎着退掉机票，开始寻找新的旅行目的地。听说由于今年雨水充足，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植被长势喜人，美得十年不遇。我们调整预期，重新振作，一边相互打气说“去看看草原也很好哇”，一边颤抖着订下飞往海拉尔的机票。

然后，命运之手再次伸了过来，所有的挣扎注定徒劳无益。毛衣的学校发来邮件要求开学前至少在京待满14天，再加上海拉尔也出现了确诊病例，我们的最后一丝妄想终于破灭。失望当然也失望，但第一次的失望似乎令第二次变得可堪忍受，更何况全人类都在这一年半的反复无常中不断习得对于失望的承受能力。我们最终还是走出了家门，只不过路线已改为“门头沟+延庆”的京郊五日游。不得不说灵山的风景真的超出预期，广袤的高山草甸和漫山野花竟让人有一丝身在草原的幻觉，也令一颗躁动不安的心渐渐沉静。那是一种略带无奈的悠闲，令我惊讶于舒适与怅然的感觉竟如此相近。理性告诉你，世界随时处于失控的边缘，所有的预期都不再可期；但眼前的自然呈现出某种非人类的道德秩序，提醒你世界并非为了人类而存在，你的智慧与悲喜并不如微风中野罂粟闪烁的光芒重要。

经此一役，我们再不敢对出行抱以太大预期，尤其是那些你天然就会怀有更多期待的遥远异质之地。于是，在某种古怪的患得患失与尽力不去患得患失的混乱交织的心态中，我们匆匆定下国庆假期的景德镇之行，正因为它感觉上是个“稳妥”的选择。景德镇离南昌很近，我们可以和爸妈一同出游，既是旅行又像是回乡探亲。更何况两年前去景德镇大为惊艳又意犹未尽，“千年瓷都”已完全不是年少印象里那个尘封于故纸堆中的灰扑扑沉甸甸冷冰冰的没落小城，它似乎奇迹般地重塑了自身，成为了一座真正的“天工”之城、全国乃至全球手工艺人的梦想之地。

我的家乡南昌与景德镇之间一直有种微妙的张力。南昌是省会，经济更发达，在知名度上却显然不及只是个地级市的景德镇。南昌人对外炫耀时，景德镇又是少数能拿得出手的名片之一。记得香港的公婆第一次来南昌，心心念念的计划事项便是要买景德镇陶瓷。南昌是景德镇陶瓷除本埠外最大的集散地，其所谓“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特性，我从小就朗朗上口，鹦鹉学舌。尽管我绝非陶瓷专家，可自小在充满高质量陶瓷的环境里长大，以至于当年在伦敦租房子，打开橱柜看见房东的瓷器碗碟，最诚实的第一反应竟是嫌弃……从情感上来说，南昌和景德镇很亲近，同时又多少带着点俯瞰的姿态，就像一位一心追赶时代潮水的村长看着他那虎落平川的隔壁二叔。

但世界一直在变，土和洋的认知早已悄然掉转。如今的景德镇依然没有南昌的高楼大厦和夜生活，这里依然是陶瓷的王国，人们依然呼吸着陶瓷的空气，诉说着陶瓷的语言，但景德镇已不再是个封存古老没落技艺的博物馆，新一代陶瓷艺人用他们新鲜的创意和活力令它起死回生。通过无处不在的陶瓷，新与旧在景德镇交织共存，它所散发出的强烈创作能量和艺术气息令其迥异于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

如果你对景德镇陶瓷的看法依然停留在那些频创拍卖天价的青花瓷器，或是千篇一律得几近老土的传统纹饰，只要去一趟乐天陶社的原创市集便会耳目一新。始创于香港的乐天陶社进驻景德镇后，将雕塑瓷厂的老厂房改造成陶艺交流艺术中心，这里有商店、展厅、咖啡馆和教育基地，还有世界各国陶艺大师来此驻场和授课。每周六上午，乐天陶社门口的广场上会有百来个年轻陶艺家聚集在一起，摆摊售卖自己创作的手工作品。

市集已成为近年来最时髦的城市休闲活动之一，但乐天市集大概是国内首个以陶瓷为主题的创意市集。从茶具到碗碟，从花器到首饰，从雕塑到摆件……在这里你能看到陶瓷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它是如何以其实用和美感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只看照片的话，这些小摊很容易会被误认为是西方的某个时髦艺术市场，连摊主们一个个都那么有型，年轻、松弛又自信，带着股并不费心追求时髦的时髦劲儿。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碰上国庆市集，特地赶了个大早，却还是很快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淹没。我一向认为自己没有恋物癖，也从不热衷于收集美丽而“多余”的装饰品，在这里却居然一口气买下好几样东西——描绘田园乡村生活的瓷板画，毛衣一眼看上的儿童插画风格瓷杯，做成陨石形状的薄胎瓷夜灯……如果不是天气太热，加上之后还有行程安排，我感觉自己完全可以在此地消磨掉整天的光阴，把家里现有的杯盘碗碟通通换个遍。

（不过还是要友情提醒一下，带着多动儿童逛瓷器店铺和市集一定要格外小心，我们的景德镇之行全程都伴随着我撕心裂肺的吼声：“别动！放下！”）

原创性是乐天市集的最大特色，正是这些高质量的非工业化手工作品令我们心甘情愿地为之埋单。据说想在这里摆摊必须通过每个月的原创审核筛选，只有少数最具创意的设计才能获准进入乐天市集。

规则的制定者和审核者是乐天陶社社长郑祎（Caroline Cheng），全球知名的陶瓷艺术大师，其作品被诸多收藏家和博物馆（包括大英博物馆）收藏。当她在2005年带着乐天陶社进驻景德镇时，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举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没落古城。郑祎把自己在国外学习和掌握的对现代艺术的理解带到景德镇，邀请全世界优秀的陶艺家来此驻场创作，还定时举办讲座和交流会。变化悄然发生，曾经死气沉沉的老瓷厂变得活泼热闹起来，年轻人多了，工作室多了，店铺陆续被租出，人们在这里跨越国籍、年龄、职业，用陶瓷的语言进行交流，于是新的观念、创意和表现形式不断涌现。景德镇拥有完整的制瓷产业链，72道工序明确而精细，每一道都有专业匠人负责，技艺之精湛无可比拟。年轻陶艺家常有奇思妙想，老师傅们则个个身怀绝技，现代艺术和古老工艺在这里碰撞融合，渐渐呈现出开放包容的生态。创意设计类陶瓷打开了新的市场，又因此吸引着更多年轻人留下或加入——毕竟，对于那些心怀创作理想的陶瓷人来说，这里是瓷的故乡，“景德镇”这个名字是瓷的代名词，就像“中国”在西方是瓷的代名词一样。

当然，乐天陶社只是景德镇“文艺复兴”叙事的一部分，更多的蜕变也在同时发生。同样脱胎于老瓷厂的陶溪川成为了地标性的文创街区，曾是皇权象征的御窑厂被改造为荣获“建筑界奥斯卡奖”的御窑博物馆，城郊的三宝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家和匠人，渐渐形成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艺术聚落……靠一个产业维系千年之久的城市，全世界唯此一座。景德镇汇聚着太多万里寻梦、东西交融、潜龙在野和薪尽火传的故事，只要在街头巷尾稍作停留，你就能隐隐窥见“千年窑火不熄”的传承之密。

越来越多的人决定留在这里学习和实践陶艺，他们被统称为“景漂”一族。乍一听似觉不合常理——“漂”者一般都是从小城镇向大都市流动，可景德镇只不过是个小小地级市。然而事实上，景德镇不仅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移民城市。制瓷这条人类最古老的生产流水线吸引了大量外来工作者，明朝中期时来景德镇打工的人就已经超过了10万，清代则发展到了40万。所谓“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古往今来，“景漂”不绝于途。

400多年前，这座小城仅靠制造瓷器就贡献了全中国一半的GDP。但在这个机器大生产时代，景德镇不仅无法如鼎盛时期那样在国际舞台上竞争，其瓷器产业的规模和产值甚至早已远远落后于工业化程度极高的佛山、潮州和德化。不过，正如曾经的辉煌也许是个诅咒，现代化的危机也带来了另一重机遇。正是景德镇的这种“落后”，再加上它的历史文化遗产，往往会吸引一种全然不同的外来工作者。有别于那些南方制造业重镇的流水线工人，聚集在景德镇的“景漂”们以其工作的细致、技巧和原创性为荣，他们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手工制作陶瓷，而不是一味追求产量的最大化——即使这意味着不得不因为制作过程中的缺陷或失误而反复从头开始。

在如今的“景漂”群体中，许多人本身就来自一线城市。他们选择逃离北上广的喧嚣浮躁，蛰居小城一隅，潜心创作，钻研手艺，努力寻找靠做自己喜欢的事生活下去的方式。我曾经也心存疑惑：满城尽是个人工作室和个体手工艺人，他们真的都能赚到钱养活自己吗？而根据我有限的观察，答案是或许真的可以。景德镇的房价和消费水平都不算高，原材料也相对廉价，只要自己不懒，不愁没有活干。我的表外甥女就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这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开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了稳定的客户和收益。本是南昌人的她在景德镇买了房子，决定在此扎根。而像她这样的青年手工艺人，在景德镇还有千千万万。

对于年轻的“景漂”来说，这座小城的魅力也不止于其历史悠久而功能健全的陶瓷生产传统。作为一个拥有1700年历史的制造业中心，景德镇却同时拥有静谧优美的自然景观。它依山傍水，周边山谷幽深，溪流蜿蜒，伴随着大片的茶园、竹林和稻田。想来也理所当然——对于瓷器生产来说，水、土、火、木历来缺一不可。田园风光和低廉房租自然吸引了许多艺术家和手工匠人，他们租下农舍，改造成作坊和工作室，努力工作的同时也享受着与自然无缝衔接的生活方式。

出发前我已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许多景漂们记录日常的照片：在工作室里拉胚画瓷，在水库里游野泳，在瀑布边开茶会，去三宝蓬看展，徒步上山看日出……山中观云画青花，檐下听雨试新茶，简直就是现代人一心向往的“诗和远方”。尽管你知道人们倾向于在网上展现自己生活中最好的部分，却也不禁自问都市人终日营营役役究竟所为何求。

我们这次全程住在三宝村的民宿，离市区不过十几分钟车程，四周却已是一派乡野风光。村庄依山谷溪流而建，林木蓊郁，鸡犬相闻。三宝村的中心是“三宝国际陶艺村”，由留学归国的陶艺家李见深创建，最初只是由几户旧农宅改建的个人工作室，经过二十几年的积累，如今已发展成集创作基地、陶艺研修、美术馆、食宿等多功能于一身的复合体。严格说它并不算旅游景点，没有什么商业气息，事先不做半点功课的人甚至会不知该看些什么；它更像是一个活态的博物馆，所有的角落和细节都是博物馆的一部分：嵌着瓷瓶、陶罐和关公像的土墙，从外面引入院落的小溪，传统的木制农具，散落村庄各处的、由青年画家文那创作并从此将她送上艺术坦途的神仙主题壁画……自然，也少不了国内外艺术家们极具个性的陶瓷作品。

三宝陶艺村带动了三宝村的发展壮大，也吸引了全世界的陶艺家纷至沓来，于是原生态的乡村风情又有了现代艺术和国际美学的加持。如今的三宝村俨然已是个陶瓷的理想国和乌托邦，却依然保持着大巧若拙的姿态，往往令来到此地的行外人摸不着头脑，甚至失望地宣称“三宝根本没什么可看”。外表锋芒不露，内里藏龙卧虎，三宝村的气质其实正是隐居在此的陶瓷人的气质。做什么事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也许天天和泥土打交道的人，身上就是有这份素朴和踏实。

住在村里的几天，我们算是走马观花地体验了一下世外“陶”源的慢生活。有时上午逛逛美术馆，拜访爸妈朋友的陶瓷工作室；下午去日式茶室喝茶，去集装箱改造成的咖啡店喝一杯冷萃；过了午后最热的时段，带着毛衣去河岸边淌水溯溪打水漂，然后去一家真的名叫“世外陶源”的古朴木结构餐厅吃一顿柴灶饭……

作为一个陶瓷的门外汉，那几日令我感触最深的并非陶瓷，而是这种生活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以及身为都市人的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每次开车从嘈杂的市中心回到幽静村庄的时候，饭后在潺潺流水声中走回民宿的时候，夜里躺在床上听着不知名的昆虫集体发出小型电锯般的鸣叫声的时候，我都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幸福和松弛，整个人好像窗外的植物一样彻底舒展开来。毛衣也沉浸在狂喜之中，她在这里才第一次学了“打水漂”（并被外公的绝技所惊倒），第一次被凶悍的大鹅拦住去路，第一次看到家养的鸡被狗追到河里又被主人用网兜捞起……听到她的惊呼和笑声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正漂浮着，被童年时代的潮水托了起来，同时又为她感到深刻的悲哀——大城市真的是个高度集中的怪物啊，它榨取了自然、文化、劳动者等各种来自地方的事物。

在景德镇的那几天，我爸时不时就会发出感慨，说他觉得这里年轻人的面貌与别处不同——也许是穿着打扮的个性，也许是举手投足的从容，总归没有一般小镇青年的盲从和廉价潮流。我理解他的意思。这里提供了年轻人另一种生存状态的可能：不是在大城市或南方工厂里朝九晚九地玩命工作，也不是辞职去西藏、骑行318，或是跑到大理丽江开客栈和咖啡店。景德镇并不能保证将你从工作和压力中解放出来，相反，它提供了另一种思考工作的方式——一种通过将工作和休闲融合在一起、从而超越了工作和休闲二分法的生活方式。景德镇肯定不是中国最美的地方，也大概率无法令你一朝暴富日进斗金，但在这里制作陶瓷的确是一种不错的生活：汲取千年古城的精神和养分，打磨手艺养活自己，有山有水有事做，还有一帮与你惺惺相惜的同道中人——那些和你一样有某件“非做不可”之事的创作者们。这种生活也的确有其不确定性——尤其是收入上的不确定性——但它是你为自然和自由所付出的一点代价。

现在想来，景德镇的例子就像是对项飚那本书中关于“边缘”和“中心”之说的call back。当人人都想从边缘挤进中心时，景德镇却发展出了一种自主自洽又具开放性的乡土意识，把边缘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且有尊严。

追求经济发展和更好的生活品质并没有错，错的是强迫所有人——无论愿意与否——都玩同样的零和游戏。在工业化生产的狂潮中，我们变得太过于习惯于从效率和利益的角度看待一切，相信地球上的所有事物都可以通过规模化而不断“进步”，却忽视了过程的意义和个体的千差万别。每当市场价值和手工价值出现脱节时，我们总是本能地寻求“改革”后者的方法。可是，或许，景德镇小心翼翼地试探和提问，工业化的世界里是否有可能保留一个手工业的角落？手工匠人和巨型工厂是否有可能共存，而每个人都坚守各自的逻辑和流程？

当然，我也不知道景德镇的未来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毕竟艺术陶瓷的市场仍不发达，精致高价值之路走起来步步惊心。景德镇不会永远便宜，老师傅们的毕生绝学也可能后继无人，到时大家还能来这里学些什么？景德镇政府似乎正试图将部分经济转向旅游业，而由于手工艺天然具有观赏和体验的属性，手工匠人的创作和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可以被设计开发为别具一格的文旅产品。这可能是件好事，却也隐隐让人有些不安，担心集体意志和商业规则的双重合谋会以另一种方式粗暴地同化和侵蚀这座小城，而拒绝被异化的人们最终仍逃不过被异化的宿命，变成一个个面目更模糊的线下版李子柒。

但我也许只是在杞人忧天，这些疑虑尚未得到验证。与此同时，景德镇的生活仍在不疾不徐地继续。大多数陶瓷工作室依然处于闭门创作的状态，非经预约不对外开放。年轻的手工艺人依然隐居乡间，朴素而专注地把玩手中泥土，醉心于窑膛里火焰颜色的变幻，并不在意他们的同龄人都在急匆匆赶赴何处，而外面的世界是否又换了人间。

我仍记得在乐天市集上，小朋友们一脸痴迷地看着那个正在现场演示拉胚的年轻人。他的一双手就像魔术师，一碰到泥土就幻化出各种器形。毛衣在一旁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真的轮到自己上手才知道有多难，既需力道又要巧劲，稍有偏差便土崩瓦解。

“太难了！”她仰起脸问拉胚的老师，“你学了多久呀？”

“十六年。”

“十六年？！”

“是啊，”那人耐心地微笑着，“做陶瓷是一个很慢的工作。”

我常常在想，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手工陶瓷这种古老艺术的复兴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对现代社会“一次性”文化的某种自然反弹。人们已经厌倦了购买机械化流水线生产的大众产品——那些“完美”的、一模一样的、没有意义和独特性的东西。我们和它们没有情感联系，流行风尚一变就可以随手抛弃。

与之相比，手工作品的珍贵之处恰恰在于你不可能创造出另一件完全一样的东西。每件作品都有制作过程中的印记，当一个手工匠人在创作时，他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留下自己的一部分。他给了它们灵魂。当你从匠人那里买下或是自己亲手制作了一个茶杯，你不会轻易想要扔掉它。你会每天用它喝茶，而独属于你的那段记忆也会在啜饮间翩然回返。

最近几年，陶艺重新在世界各地流行起来，越来越多的业余爱好者会在下班后去参加陶艺课程或开放工作室。来景德镇学艺的“景漂”之中，许多人原本也是彻头彻尾的门外汉。制作陶瓷是绝佳的触觉消遣，也是快节奏社会的精神避难所。在这个越来越快、越来越不可控的世界里，它是少数能让你看到劳动最终成果的工作，从自己亲手制作的实用物品中获得满足感。它也是信息爆炸世界的完美解毒剂，令人放慢脚步，活在当下，因为你与材料的互动是如此具有可塑性和即时性。你必须尊重陶土的特性，全神贯注，用力恰当，同时又要懂得放手，向不可预测性屈服。那是一种恍惚的心流状态，难怪人们常把它比作瑜伽或冥想。

这也是为什么陶艺被公认为最具疗愈性和创造性的艺术表达方式之一，也是儿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乔治王子被公开的小学课程表中，陶艺课赫然在列。除了培养耐心和专注力，在三维空间中工作（而不是像绘画这样的二维空间）还可以拓展思维，理解形状和视角，而两只手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也有助于促进神经发育。更重要的是，还有什么地方会鼓励孩子玩泥巴呢？对于像毛衣这一代与自然世界日益脱节、被电子屏幕渐渐吞噬的孩子来说，陶艺能让他们彻底享受变脏的乐趣，并与自然重新建立联系。我总觉得，当诗人卡明斯把我们的世界描述为“泥土般甜蜜，水坑般美妙”（“The world is mud-luscious and puddle-wonderful”）时，他的心里肯定想到了孩子。

想想看，把一团泥土与水混合，做成某种形状，再把它放进火里，最终得到一些美丽、坚固又独一无二的东西，这绝对是种神奇的体验。或许还有种古老的亲切感，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遥远的祖先。毕竟，古代文明留给我们的只有他们的瓶瓶罐罐。正是由于陶瓷埋在地下几千年都不会腐烂，现代人才得以用它们来了解那时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即使是你今天做的东西，或许有一天也会被未来的考古学家挖出来，相互传递，啧啧惊叹。陶瓷是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在世界与个人命运的不确定性面前，它们显得如此确凿而真实。

去爸妈朋友的工作室参观时，那位艺术家让毛衣试着用青花颜料画了一个素胚的杯子，并答应日后将烧造出来的成品寄给我们。青花烧制后颜色会由黑变蓝，毛衣对此充满期待。那时我就在想，将来若有机会，也许真的可以带她再回景德镇游学小住，上山下水玩泥巴，试着用我们的双手创造出一些好看又有用的东西。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以后真的可以用自制的陶瓷餐具装点厨房——虽然每个盘子都不均匀，每个杯子上都有我们的手指印。我也忍不住想象几百或几千年后的某幅画面：当核泄露或生态灾难毁灭了我们的文明和生活，蟑螂或外星人就会占领这个星球。他们有可能会挖掘废墟，刨出我做的罐子。我喜欢想象他们来回搬运罐子的场景，每个人都用他们的六条腿或N只手轻轻地敲击和摩挲着它，惊讶于我们人类会做各种各样奇怪的事情——比如，制作如此蹩脚的瓷器！

尽管景德镇的年轻人引领着陶瓷业的现代化，他们仍然尊崇并学习古老的技艺，也更喜欢称自己为“匠人”而非“艺术家”。其实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匠人从未被真正认可和欣赏，就像创造了中国那些伟大古建筑的建筑师们总被视为工匠而不见于典籍。无论多么杰出的工匠技艺和设计，也会被称为“奇技淫巧”而被士人看轻。手工艺如陶瓷同样如此，博物馆和拍卖行里的那些瓷中精品巧夺天工完美无瑕，背后却全都是一个个无名匠人的远淡身影。

但他们所创造的器物却得以流传至今，也令后人得见前人的沥沥心血。从制作到烧造，过手七十二道，一切艰辛都附着于最终的成品。在陶瓷的故乡，人们更懂得欣赏这无名之名，因为他们知道完美境界的来之不易。景德镇的御窑博物馆里展示着在别处难得一见的“瓷器拼图”，它们由从御窑厂遗址地下发掘出的瓷器残片粘合复原而成——明清两代时，朝廷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专门烧造宫廷用瓷，不惜工本，精益求精。瓷器烧成后还要经过严格的挑选，获选者被运至京城，落选者则往往被集中打碎，就地掩埋。考古发掘出的御用瓷器落选品残片数以吨计，与远在故宫的宫廷藏瓷遥相呼应，也令人看到精品背后有着怎样严苛的试验和艰苦的劳作。

在景德镇，匠人们会在烧窑前祭拜窑神。窑神名叫童宾，又称“风火仙师”。他本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位烧窑瓷工，当时御窑厂奉旨烧造青花大龙缸，但因难度太大久未烧成，督造太监为此加倍逼迫和残害瓷工。童宾为了抗议朝廷，纵身跳入火中，以骨作薪，赴火而亡。数日后开窑，大龙缸竟然烧成。此后御窑厂为童宾立祠，景德镇人将他奉为窑神。每当看到景德镇的陶瓷工匠时，我总会想到童宾。他们都是景德镇的无冕之王。

但博物馆里多是高高在上的皇家珍品，窑神庙又是被扭曲为神话的古老传说。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连通古今，安放属于景德镇民间手工匠人的记忆？在景德镇的最后一天，一座瓷房子隐隐让我看到了答案，以其不尽完美又胜于完美的形式和故事。

那座色彩斑斓的圆形瓷房子位于浮梁县新平村的一处高地，通体镶嵌了数不清的瓷片、瓷瓶、瓷盘，被当地人称为“瓷宫”。瓷宫的主人是91岁的余二妹，为陶瓷奉献一生的老景德镇人。她12岁便在陶瓷作坊里学艺，后进入瓷厂工作，改革开放后自己经营柴窑和陶瓷厂，可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她热爱陶瓷，平日里也喜欢收藏陶瓷，包括自己厂里生产的瓷器和瓷板画。几十年下来，累计收藏了六万余件全部按照传统方法烧制的作品。

然后就到了那个宿命般的时刻，就像一个人被闪电击中，从此被天使或魔鬼附了体。2009年余奶奶在天津跑销售时，偶然看到一座被古董瓷器和瓷片里外包裹的小洋楼，当下无比震撼，感叹于景德镇作为举世闻名的瓷都竟没有一座像样的瓷房子，从此决定要在家乡建一座“瓷宫”。

2011年，81岁的余奶奶不顾家人激烈反对，开始着手建造瓷宫，从选址到设计全部一人包办，不仅花光积蓄穷尽收藏，变卖房子和金银首饰，还借了一大笔外债。在长达5年的施工期间，她白天在工地上工作，晚上独自一人住在不通水电的茅棚，焚膏继晷，节衣缩食。5年里相关部门不止一次要求她拆除这座建筑，子女也和她反目，数年都不往来。内外交困，步履维艰，而老人竟从未放弃。2016年，第一座瓷宫落成，还有三座仍在建造中。

诚实地说，景德镇瓷宫远远比不上天津瓷房子的奢华精美，毕竟后者的主人是身家上亿的著名商人和古玩收藏家，房子内外所有的瓷片、瓷器、石雕等都是价值不菲的文物；而景德镇瓷宫的“设计参考图”是余奶奶花20块钱打印的永定土楼照片，装饰所用瓷器都是老人数十年积累之物。瓷宫内部的展览装饰也颇具“民间”色彩，其主角是一幅幅大小不一的瓷板画——除了四大名著的故事，还有五百罗汉和一百位中国历代帝王的画像，甚至还紧跟时代地添加了跟现代社会文化相关（包括“一带一路”）的题材……它们依某种秩序排列成一个个圆圈，拼凑出一位老人眼中的历史和世界。

瓷宫开放后颇受游客欢迎，许多旅游攻略会教你如何在里面拍出“时尚大片”。曾经屡次要求她拆除建筑的当地政府也口风一转，开始大赞它是“中国文化和瓷器历史的代表”，称颂余奶奶“为后人留下传世之宝的良苦用心”。瓷宫当然有其重大意义——至少，它是一座属于景德镇陶瓷手艺人自己的宫殿；可我也时常怀疑，有些事情分明是不论理由的，人类却总爱将令人满意的故事错当成先见之明和远见卓识。我看过余奶奶的采访，当描述起建造瓷宫的初心时，她其实讲不出什么大道理，只强调这是她一直想做也非做不可之事，而当她在天津看到那座瓷房子时，某种模糊不安的渴望变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讯号，甚至不是从大脑传来的。如果你一定要对它背后的原因追根究底，她也许只能苦笑着原谅这个问题。

我得承认，我为余奶奶的故事着迷且动容，正是因为它那“月亮与六便士”式的性质——就好像那甚至不是她自己的选择，而是属于她无法逃避的命运。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某人却偶然间被命运击中，被一个大于她自己的使命召唤，然后一路奔向一个不受驾驭和不可理喻的未来，那几乎是一个文学性的时刻：世上最不可能去做这件事的人独自踏上了不可能发生的旅程。

这一程筚路蓝缕，但我猜她肯定也从中得到了常人不可思议的满足。站在瓷宫三层的窗口俯瞰这座圆形建筑的时候，被一圈圈滋养并塑造了我们的神话传说、历史事件和文学故事的瓷板画所环绕，你无法不感到巨大的虚无——所有这些帝王首领、朝代更迭、英雄史诗，到头来都汇合在一位老妇所造的瓷宫，就像爬在一袭锦衣上的小小虱子，令一切所谓的意义都显得太过年轻。也许并非有意为之，但瓷宫的形式自有某种真实：时间不是一条在我们眼前展开的直线，而是一列同心圆。我想象余奶奶站在圆心，仍穿着她那不到十块钱的旧衣服。她在造房子的过程中解开了生命之谜，成为了新的智者，加入了她收藏的那些瓷板画中先辈的队伍。她就是他们的延伸，过去和未来累加在她身上，但在她身后也全都会退回到这个瓷做的房子。“历史是幻景而生命中有永恒”，她比时间更早知道自己故事的结局。

或许这也正是为什么人会如此亲近陶瓷吧，我想，两者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同构关系。就像人类一样，它源于大地，塑于人工，成于天意，既脆弱又不朽，既广大又精微，既单一又蕴含着无穷可能。在与陶瓷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我们渐渐学会用泥土创造世界，以局部看待整体，感受自身与更大事物的关联。许多神话传说甚至宗教都曾提到，我们人类的始祖是由泥土做成的；而神话的本质是寓言，是过去给出的指示，是等待变成预言的记忆。陶瓷究竟是什么呢？恐怕连余奶奶这样的老陶瓷人也无法言说。说它是回忆吧，说它是预言吧，它是泥土，是烈火，是灰烬，是时间，是人的力量，也是自然本身。

番外：

景德镇也并不是只有陶瓷可看。作为一个景德镇（以及江西）的非官方民间野生“自来水”，我还想推荐一下附近的浮梁县寒溪村。也许最好的瓷杯要配最好的茶，浮梁自古以来便是名茶之乡，白居易《琵琶行》中就有“商人重利轻别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名句。此地今年重又声名鹊起，因为它经历了“大地艺术节”在国内本土化的第一次落地尝试。

记得19年去日本濑户内海艺术祭时大为震撼，洋洋洒洒写下两篇超长的观感，当时我就在想，如果国内能有这样用文化艺术带动乡村振兴的在地性艺术项目就好了。没想到现在真的有了，顾问还是濑户内海和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的发起人北川富朗先生，地点还在我的家乡江西。今年春天，“艺术在浮梁”大地艺术节第一次在浮梁县寒溪村举办，26位艺术家利用茶田、闲置民房、废弃仓库等地方进行在地创作，令整个村庄变成了没有屋顶的美术馆。

当我们国庆假期时前往寒溪村时，艺术节虽已结束，但不少艺术装置仍继续保留在村里的各个角落，主办方也依然组织了小团体导览活动。如果说我本来还对这个项目的完成度心存疑虑，所有的担心在看到寒溪村的茶园和建筑师马岩松在此完成的装置作品《大地之灯》时便已烟消云散。

这张照片虽不足以尽现亲眼所见的美景，但你也大概可以理解寒溪村何以在众多乡村的激烈角逐中脱颖而出——茶园自身的曲线和绿意无与伦比，江西确有不少像寒溪村这样的沧海遗珠。《大地之灯》将茶田的自然曲线提取为装置的形态，它矗立在这一区域的至高点，与四周景物相得益彰，让人想起古典园林建筑的借景手法，也有一份中国画式的写意。风吹过时，“灯”的褶皱与其中针叶树的绰绰之影令它看上去仿佛飘浮于空中。入夜后装置会被点亮，呼应村庄灯火，数十公里内都能看到，宛若一座灯塔。

（网图）

据说村民们平日里多在茶园中劳作，鲜少有人会登顶欣赏美景。而“大地之灯”唤起了人们穿越茶田登顶的渴望，也让他们重新发现了家园之美。诚如山本耀司的那句名言，“‘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也让我想到，大地艺术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它的确跟环境有独特的沟通，如果没有这样的作品，你不会如此深刻地感受到人、自然、艺术的对话与共生。

“艺术在浮梁”的志愿讲解员基本上全是当地村民。作为乡村真正的主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艺术家和游客的存在，讲解起每件作品时不仅头头是道，还充满热情和自豪。下面这张照片是邬建安老师的《五百笔@浮梁》，他邀请当地居民随心所欲地用毛笔在宣纸上画出一笔，再将这些笔画剪下来，拼贴出一幅有点形似Jackson Pollock的水墨拼贴画。

一位当地大姐正向我们展示其中由她创作的部分。

显然他们喜欢这些作品。它们并不只属于艺术家，而已成为当地居民共同拥有的产物。我想这大概就是完整意义上的好作品，它不是高高在上地自说自话，也不是生硬地将美术馆里的艺术装置直接搬进乡村。作品与场所自然联结，日常与非日常穿插交会共同创造着风景，这种“在地性”正是大地艺术的独特魅力。

因为艺术节的到来，寒溪村如今多了一些自发性的小卖部、餐厅和民宿，这是可喜的变化，也是大地艺术节“用艺术振兴乡村”的根本意图。不过，带动村民致富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艺术节并不想要把某个村庄变成另一个人造景区。面对国内乡村日益严重的空巢化和老龄化问题，这一实验更想要探讨的是如何用艺术给乡村带来持续不断的活力，以及城市生活之外的可能性。对于某类人群（比如艺术家和手工艺人）来说，城市已不是唯一的梦想和答案，他们可以选择物业成本更低的乡村安身，施展自己的才能，同时带来新鲜的思想、活力、甚至新兴产业，与村民发生互动，带动乡村发展，就像景德镇三宝村的例子。这也是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因为人类经常忘记自然并不是与我们分离的东西，当你失去了与自然的联系时，你其实也失去了与自我的联系。

（最近“艺术在浮梁”大地艺术节又推出了秋季展（10月15日到11月15日），若有机会不妨去看看，具体信息可以关注他们的官微“艺术在浮梁”。真心推荐，绝非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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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