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时候乘地铁，于车厢颠簸间撞到身边的中年女子。我连声道歉，她微笑摇头。我的目光迎上她的，凛然一惊－－眼前这女子，高鼻深目，轮廓却比西人柔和得多，一眼便知是东西混血－－吃惊的当然不是这个，而是我曾经见过这张脸。
在哪里见过呢？随着列车轰隆之声，我搜肠刮肚地想，不时愣愣看她一眼。
终于想起来的时候，彷佛电光石火，周围的一切瞬间安静下来。怎么这样巧？我看着她，心中百感交集，差一点就要拉住她的手问：你父亲身体可好？
她不认识我。我却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附近。她混血的样貌在人群中格外显眼，我留意到她却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与她并肩行走的老人－－她的父亲杨宪益先生。
杨老先生是我的偶像，大名鼎鼎的翻译家。第一次看他的译作，是凡尔纳的《地心游记》。我非常喜欢凡尔纳，读过他的每一本小说。《地心游记》的译本有好几种，这些年来，我看过杨宪益的，陈伟的，鲁迅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杨老的译本。我不懂法文，没法和原著比较，可是杨老的笔触凝练而不失雅致，令我似乎亲见地底的海洋，亲身感受到主人公在那里迷路时所产生的巨大孤独感。
长大些，读到了《荷马史诗》的《奥德修记》以及萧伯纳的戏剧集，一看封面，还是小小的谦虚的四个字“杨宪益译”。
王小波曾经说：在中国，最好的作者都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我深以为是。读过王道乾译的《情人》，季羡林译的《悲惨世界》，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那种震撼感真令人连笔都不敢再拿。和许多所谓的著名作家比起来，他们的译笔才是真正的大家之作，生花之笔。对于中国这一批优秀的翻译家，我从心底里致以最高的敬意。
新闻报道之类的翻译只注重于信息传递的功能，经史子集古今小说的翻译所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那才是两种文化的真正沟通技巧和传意艺术，牵涉了学和术，情与理。若非学问精深断然不敢轻易执笔。杨老的特殊贡献还在于，他不仅将外国文学翻译成中文，还把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希腊文，法文，意大利文等等介绍到海外。读大学的时候，我认识一位醉心中国文学的意大利女生，她最爱的小说是《儒林外史》。一问她看的译著－－杨宪益的手笔。
就连到了美国，一次与一位法国同事闲聊起来，她说，我看过你们中国最好的小说－－《红楼梦》。谁翻译的？“Yang Hsien Yi”，她清楚地吐出这几个字。
正因为对杨老的崇拜，我早就从报章杂志上看到他的照片，也知道他的家就在银锭桥旁。也正因如此，才能第一眼看到他就马上认出来。老先生温文尔雅，手不离烟，目光纯净平和，心中似乎一派澄清。
如果不是听说过他的爱情故事，我也不会知道陪伴在他身边的混血女子便是他的女儿。
杨老在牛津读书，主攻希腊拉丁文学。彼时结识同窗英国女子戴乃迭（Gladys），从此谱下一生恋曲。戴乃迭的父亲是位传教士，她本人在中国出生，长到六岁才回英国，是牛津历史上第一个中文专业的学生。四十年代他们一起回国，教过一阵子书，后来去了梁实秋主持的翻译馆，两个人一起合作，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常常是杨老拿着书口译，戴乃迭用打字机飞快地打出来，然后再润色修改。
可是现实并不总如“红袖添香夜读书”般美好。文化大革命时，可想而知他们历尽了艰辛。一起蹲过监狱，儿子在文革中精神失常最终自杀，戴乃迭受到打击一病不起。杨老悉心照顾她，直到她去世。在一起的六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相濡以沫直到最后。
戴乃迭。 杨宪益夫妇。
在什刹海遇见他们父女，在我当时的人生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时我已然忘却自己此行的目的，只是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走。记得老先生穿黑色布鞋，步履稳健，依稀能想见他当年一袭长衫的潇洒清雅。我跟着他们绕着河岸走了一个圈，最后回到那扇老式木门前。听不见他们说什么，也可能其实什么也没说。
第二次遇见他们时，已经是另一个冬天。他和女儿似乎送客人出门，几人一起散步一段。我又身不由己地跟着他们走。看起来那几个客人像是来采访他的媒体记者。这次我听到一些谈话内容，好像是说他女儿并不长住国内。还听到老先生淡然的语调，说翻译只是职业，没什么重要，书都送人了。喜欢的是历史，可是没做出什么成绩。不过也无所谓了。
那个时刻我终于意识到他为什么带给我那样大的亲切感。他平静的目光语调，都像极了一个人－－我的爷爷。
算起来我爷爷比杨老还大十岁，一生也是历尽磨难。可是风雨过后却是心平如镜，不起涟漪。他无大喜也无大悲，似乎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是值得狂喜或嗔怒的。也许对他来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因为他已经历过一切。
爷爷甚至很少谈起他的过往经历，年少的我不知道他有过怎样轰轰烈烈的过去，只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遥想当年。学校的教科书里讲方志敏烈士的故事，在爷爷嘴里就是“志敏”，他的好朋友；鲁迅写《纪念刘和珍君》，爷爷微笑，说刘和珍当年可是很标致的人呢；八一建军节，他作为全国仅存的三位参加过八一起义的老人之一接受电视台采访，面对镜头却还是说不出什么，只能重复“城里枪声响了一夜”；被国民党盯上，回家时隔着河看见有拿枪的大兵站在家门口，他转身就走，开始逃亡，甚至去深山里当了几个月的和尚。。。
爷爷东渡扶桑，在日本留学九年，我却几乎从没听他说起过这段经历。印象中提起与这有关的事只有两次。一次是我问他，去外国要签证么？他说：什么签证， 买张船票就去了。另一次是电视上播出富士山的画面，他说：其实一点都不高－－日本人没见过高山。
可是我看过爷爷主编的中国第一本革命刊物《红灯》，看到他写的刊首语后，我惊讶于他曾经有过那样的热情和那样的青春。
爷爷活了整整一百岁，看到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变迁。他看到，笑一笑，走了。仍然无语。
杨老喜欢说：没有什么可留下的，也不要留下什么。就这样吧。而“没有什么”也是我爷爷的口头禅。其实他们留下的，是无数后辈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在他们自己的心里，一切都如燕过无痕。不是真的不记得，而是看开了，看淡了。活在当下，而不是回忆里。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