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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来说，去埃及旅行是“遗愿清单”上的一项。我和铭基早已把它从清单上勾掉，但我的妈妈还没有。事实上，她身边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已去过埃及，唯独她没有。年过七十，事不宜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决定陪妈妈完成人生梦想。 自由行在埃及并不难，却也不算容易。对于十七年前在那里遭遇的旅游陷阱和恼人刺激，我还有着可怕的记忆。好吧，和印度相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但要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斗智斗勇、同时第一百零一次拒绝那些叫嚷着“one dollar”的小商贩和看门人也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更何况如今偕老带幼，感觉就像升级打怪、自投罗网……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与精神健康，我和铭基达成共识：放弃自由行，投入“定制小团”的舒适泡泡。 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越来越焦虑。小红书上大概有几百个埃及中文导游和旅行社，可没有一个拥有一致的口碑。在时间的压力下，我们最后勉强选择了一家，然而仅仅通过前期微信的沟通，已能隐隐察觉两种文化与两套截然不同的人类存在经验之间的张力；实际的接触碰撞又将是怎样一场挑战？去往开罗的飞机上，前面的埃及大哥一人占了三个座位，还要全程把座椅放倒在我的脸上。我绝望地闭上眼睛，觉得这一切也许纯然是荒唐愚行。 航班太早抵达，酒店无法入住。于是，突然之间，神志不清的我们就站在了三座金字塔面前。“它们有点像旅游陷阱，”曾经的英国同事在我第一次去埃及前如是说，“但非去不可。”很难不同意，即使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不只是被时间机器瞬间向前弹射了几千年，我们仿佛也被弹射到了一处非地球的所在。清晨阳光下的金字塔群好似蜜金色的海市蜃楼——沙漠星球上高耸的石碑，点缀着一队队雄壮的骆驼，开罗城在它们的脚下徐徐展开。在漫天黄沙与空气污染的共同作用下，天空、沙漠、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棕黄色的现代建筑看上去都由同一种物质制成，仿佛建筑只是饱含沙尘的空气结晶而成的固体形式。 金字塔会扰乱人类的时间感。你的时间标尺不得不拉伸并延展到千万年的长度，那种不可想象的距离感令人肃穆凛然。在时间线上，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距离今天的我们，要比她距离胡夫金字塔建成的时间更近。当罗马人到来时，金字塔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旅游景点了。 想象一下，公元前48年，克利奥帕特拉和凯撒在一艘豪华游船上沿着尼罗河旅行。“它们有点像游客陷阱，”或许埃及艳后也会对凯撒大帝说，“但非去不可。” 妈妈很兴奋。毛衣也是。“我要去埃及了！”临行前一个月，她已向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宣布了这一重大消息。去年学校举办“书中人物装扮日”，她选择的角色正是埃及女王。我发现人类对古埃及的一切就是有种仿佛源自DNA的天然迷恋，几千年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像被磁石吸引而来一睹上古世界。 严格来说，埃及应该是世界上仅次于苏美尔的第二古老的文明，但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以美索不达米亚完全无法比拟的生动形式存在着（这大概也要归功于埃及对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不可估量的影响）。那里有一长串的名字，简直可以拍成超级英雄肥皂剧：长着动物头的神祇、体弱多病的少年法老、死而复生的父亲、忠贞不渝的贤妻良母和邪恶善妒的叔叔。埃及是文化之根，是故事的源头和模板。它汇集了所有让人着迷的元素，除了爱恨情仇、权力争斗、穷奢极欲，还有神灵、冥界、巫术、符咒——随着我们长大，这些狂野的想象与虚构早已如晨露一般消散，但内心深处谁不念想那处失落的乐园？ 又或许，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古埃及的魔力更在于它的永恒。变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静止伫立的古埃及却站在变化的对立面。 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于2011至2016年在开罗生活，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报道“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所受的影响以及局势变化。在记录那段时光的《埃及革命考古学》一书中，何伟一开始就解释了古埃及世界观中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 “Neheh”是循环的时间，与太阳运行、季节更替、尼罗河每年泛滥的洪水相关，它会反复重现；“Djet”则是静止不变的时间，每当一位法老死亡，他便进入“djet”，进入众神、寺庙和金字塔的时间。“Djet”有时被翻译为“永恒”，但它同样能用来描述“完满”的状态。也就是说，处在“djet”的事物已经完结，但不会消逝，而是永存于当下。也许这是对南方地貌的本能反应，何伟推测，“neheh”的灵感得自于尼罗河谷的循环，而“djet”则反映了沙漠的永恒特质。 现代人并不大能理解这些概念。我们习惯于线性的时间，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时间和重要事件的堆砌构成了历史。但古埃及人不重视历史，也不执着于预测未来。对他们来说，“事件”反倒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打乱了自然秩序。古埃及人视正常的时间为循环，表述着无止境重复的现在。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所看重的“发展”、“进步”、“权力兴衰”，而是热衷于想象某种“永恒”的国度。他们发明了“国家”的抽象概念，为神权和王权注入强大的政治与心智力量。而埃及法老国的确强大到足足存续了三千多年，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最久的政治实体。如此成就足以让相信进步、科技与体系的现代人感到不安——抑或着迷，因为它似乎证明了理性和知识是远比宗教与威权更脆弱的东西。 上古场所总是隐约有种威能犹在之感。眼前的金字塔群彷如古埃及人那永生的灵魂居住之所，他们见证了五千年的时光从头顶掠过，却毫不在意。我有种感觉，即使地球崩溃、人类灭绝，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仍会伫立在时间之外，等待新一轮的智慧生命，见证结局到来时的结局。 “旅行其实没有乐趣，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考验，”加缪曾写道，“如果我们通过文化来理解我们最私密的感觉——即永恒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是为了文化而旅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前仆后继地来到埃及：在消逝之前，我们渴望亲眼目睹那一直活在完满和永恒里的事物。 那完满和永恒之感也来自于历史的断裂。古埃及仿佛诞生于虚无，而后越过顶峰，又回归于虚无。最后一个自称为法老的埃及人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埃及被一波又一波的外来者征服，语言宗教彻底改变，文化习俗面目全非。如今开罗城内清真寺林立，一天五次的宣礼声定时响起。 我们很容易以为，古埃及人的血统早已在民族融合中渐渐流失。但遗传学、历史和考古学几乎已得出一个明确的研究结论：由新王国时期至罗马帝国时期约一千多年间，埃及人的基因并没有因为外来者的入侵和统治而受到多大的影响（反倒是在更晚近的时期不知何故获得了更多的撒哈拉以南族群血统）。也就是说，古埃及人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们的直系后裔正在开罗的车水马龙中穿梭，前往有空调的办公室，或是在烈日下招揽生意。 可断裂的直觉又是如此强烈。眼前活生生的人群与神庙浮雕上那些侧身站立、僧侣般神圣肃穆的人物是如此不同，看起来可实在不像是法老们的后裔——尤其是当他们毫无顾忌地涌上来向你搭讪、推销或要求合影的时候。 埃及人似乎格外喜欢与外国人合影。尽管有些男人的目光似乎长着牙齿，尽管也听说过当地男性会相互比较谁的手机里“收集”了更多外国（尤其是白人）女性的照片，总体来说我仍视其为热情友善之举——只是第二十五次被人拦下时的确会开始有些烦躁。最难拒绝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大眼睛里满是好奇，热切得咄咄逼人，无礼中透着无辜。 “Photo？”他们比手画脚，争先恐后。 “One dollar!”有时我真想报复性地如此回应，好让他们知道人心险恶…… 孩子们铺天盖地。通常由一两位老师带领，浩浩荡荡出现在各个神庙或景点，伴随着千军万马般的噪音——无论工作日还是假期。起初我认为这是学校额外开展的历史文化教育，但其耗时之长和频率之高不禁令人起疑。读了何伟的书后，我猜想另一大原因在于埃及人口的急速膨胀。据说当地的公立学校已经拥挤到学童们得像工厂工人一样轮班上课，而即便如此，每间教室还是得塞进大约一百名学生。没轮到上课的孩子们何处可去？或许只好徜徉在古迹中打发时间吧。 在老龄化、少子化成为世界性难题的今天，埃及却在经历人口大爆炸。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4.9%，街面上一眼望去尽是年轻面孔。日益攀升的出生率似乎也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政局不稳让许多家庭比以往更不愿意让女性出门工作，结果更多女性留在家里，而留在家里就容易多生孩子。于是城市臃肿得好似快被撑破的袋子，从人类到动物尽皆生生不息，到处都是尚未封顶、裸露着钢筋却早已住满了人的房屋——为了逃避缴纳房产税（没有“全部完工”的房子可以不必纳税），也为了将来添丁进口时可以继续往上加盖三层四层五层六层…… 讽刺的是，埃及的老年人口数量如此之少，却掌握着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力。在革命初期，何伟曾认为“人多就是力量”，相信年轻人所占的极高人口比例将彻底改变整个国家。渐渐地，他意识到他的前提出自备受局限的西方观点。而在现实的埃及，真正的权力来自稀少性，“丰富”反倒是人们浪费得起的东西。他最终得出结论：在埃及，年轻人很廉价。 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人群失业率高达34%，但被无知之幕庇护的学生们此刻依然兴高采烈。他们穿行于失落世界的废墟，在诸神与国王严肃的盯视下嬉笑打闹，举起手机热切追逐着外国面孔。在他们身后的浮雕上，法老虔敬地向阿蒙神献上贡品，书记员正在统计战争中砍下敌军手掌和阴茎的数目。很难想象他们对眼前这些后代有何看法，甚至也说不清彼此有百分之几血脉相连。古埃及人已经死了几千年，又鲜少以文字表明心迹，没有哪个活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连古埃及的所有朝代和名字都是在19世纪后期由外国人命名的，他们的历史几乎全由外人撰写。我们给他们创造的形象，有多少是依据镜中的自己？ 在卢克索的哈布城，我们又一次被学生大军紧追不舍。不敢回头，只好一径往僻静处躲去。本以为已经“安全”，可我和铭基刚走开一会儿，回来时得知毛衣仍没逃过大军的包围。“好——多人冲上来拍照啊！”我妈描述着毛衣被淹没的场景，“最后是被他们老师赶走的，老师还跟我们道歉……” 毛衣本人的关注点却另辟蹊径。“他们也都是小孩，”她一脸不服气，“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有手机？” 别了，那个神秘的、辉煌的、死去的埃及。也并不遗憾，在它的断壁残垣中没有任何伤感的东西。就像更古老的尼罗河一样，它早就泛滥并滋润了世界。历史断裂，但其文明的振幅波及和影响了全人类，实在让人很难执着于所谓“直系继承者”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一体，今天尤其如此——看着改编自（受古埃及多神教影响至深的）希腊罗马神话的漫威与DC电影，穿着“中国制造”的衣服，用着苹果和三星的手机。 “我当然是古埃及人的后代。”我们的导游H说，几乎被我的问题惹恼。尽管伊斯兰传统更强大也更切身，但他显然也引上古时代的历史为豪。当然，这是他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他这份工作的根基。 在埃及旅行，导游必不可少，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可实话实说，H的工作表现只能算勉强及格。旅行之神没有眷顾我们，传说中知识渊博如教授、中文流利如母语的明星导游们大概只存在于小红书。第一天接机时，H一开口我的心就凉了半截——这么说吧，我们一两天后听习惯了倒也能凑合，但整趟旅途中毛衣几乎就没听懂过他的中文解说…… H三十来岁，身材微胖，下巴很宽，眼神精明，嘴角却总挂着一个疲倦而无奈的、自嘲般的微笑，还总像许多中国男人一样腋下夹着个手提包。据他说自己从事导游行业已有15年之久，起初做英文导游，16年去了开罗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之后便开始带中国游客。考虑到他只学了不到一年，能达到如今的中文水平也算是有小有天赋。也许我真正不满意的是他那有气无力的怠惰，那种纯为混口饭吃的工作态度——讲解时能少说一句话就绝不多说一个字，景区太大懒得走路便提前在某个点先讲完再打发我们自己看……我并不奢望他对自己的工作满怀激情，却也不用“躺平”得如此彻底？ H倒是知道“卷”和“躺平”这两个词——拜他的中国客户所赐。疫情三年他的导游事业几乎完全停滞，只得去一家中资企业当翻译，负责中方管理人员与埃及本地工人之间的沟通。“我不喜欢，”他一脸沉痛地摇头，“中国人太卷了！我很累！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 谁知道呢？没准这是种本质性的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不过我看他也未见得有多累——至少还有时间和中国同事们打乒乓球呢。一说起这个，H可就不再有气无力了。“告诉我，”他假意求教，却难掩得意，“每个人都说，中国人打乒乓球全世界最厉害，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人打败我？” 作为一个中文导游，H甚至都不会假装自己对中国的事物抱有好意。闲聊中我妈问起埃及人是否也喜欢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H点头肯定，随即又大笑起来。“不是因为喜欢！完全不是！”他的笑声中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矜，“只是因为便宜！可是，你们的东西质量太差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被困在歇斯底里的开罗交通之中。四周躁动的车流抽搐无序，汽车喇叭的合奏与司机的咒骂怒斥宛如高烧中的谵语。人们在路边推推搡搡挨挨蹭蹭，身后是宛若被轰炸过的街道、漫天飞舞的沙尘和顶部戳着钢筋、俨如烂尾楼的住房。因为我其实喜欢开罗，也因为我是个有礼貌的外国游客，于是我只是在心里对H说：大哥，看看你们自己吧！——尽管我也知道，埃及人从不怯于批评自己。 迫于朝夕相处的压力，就算不喜欢彼此，我们也不得不尽力以成年人的智慧粉饰太平。我已知道他无法让古老的墙壁开口说话，他的历史知识也不见得比我多出几分；于是放弃追问，也不再试图与他谈论失落的世界和失败的革命。我们在好奇之海中小心打捞着轻浅的话题，比如食物，比如天气，比如家庭。 然而有时候，就连如此“安全”的话题都难以接续。第一天见面H就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女儿，还给我们看了手机里的照片——一对分别是10岁和6岁的卷发漂亮小姐妹。“我想要儿子，可是没办法。”他耸肩摊手，脸上是一贯的、自嘲般的微笑。我闭紧嘴巴，努力不发表意见。过了几天，他却忽然提起另一个“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我和我妈、铭基面面相觑，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一共是几个女儿？之前言之凿凿说“两个”的时候，难道忘了把刚出生的小女儿算进去？ “也说不定是私生女？”我跟铭基大开脑洞，“还是他有第二个老婆？”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