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傅真

从甘肃回到北京，真正留给我们收拾的时间已不到一周。饶是这样，铭基还匆匆飞了趟香港，以光速签下了租房合同。Deadline如刀锋劈来，只能撸起袖子立刻开干。伊藤比吕美的《闭经记》里有句话深得我心：“这种时候我发现变成欧巴桑还是有好处的——无论事前多么纠结犹豫，一旦该上场了，马上就能变得很干脆，目不斜视地往前走。”我们目不斜视。我们一往无前。可那真是地狱般的几天！我和铭基像两个孤魂野鬼，强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凌晨三点从一个房间漂到另一个房间。疫情期间买的露营拖车如今被用来一趟趟地运送垃圾，我在铺天盖地的衣服和书本中反复取舍，铭基也终于不得不直面他那些似乎已被尘封了一百年的文件。 “也好，”他坐在满地垃圾中强行乐观，“人就应该每几年搬一次家，这才是健康的生活式……” 我全身每一块肌肉都在痛苦地反驳。人到中年真是身不由己，到了搬家那天，腰和背仿佛已弃我而去。许多天来的第一次，趁着搬家公司的师傅们忙着封箱搬运的空档，我和铭基轮流冲去按摩店放松了一个小时，回来又继续投入战斗，马不停蹄地扔了一下午垃圾。空荡荡的房子散发着一种强烈而微妙的疏离，近似于去年拔掉智齿后拿在手里的感觉——很难想象它是身外之物，不敢相信自己过去的每一天都与它浑然一体。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附近的一家酒店，因为毛衣的床已被运去了香港。铺好桌子，开一瓶酒，摆上外卖的小龙虾，这是我们告别北京的最后“仪式”。窗外是熟悉的万家灯火，但毕竟是都市，一走了神就变得有些陌生。不知是疲惫让人麻木，还是固守一地的岁月已榨干了激情，我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确已没有太多留恋，尽管知道自己以后也一定会怀念北海的白塔、故宫的红墙、法源寺的丁香、足以让人原谅一切的秋天、坚硬粗糙中惊鸿一瞥的辉煌。这是流浪者天性中的钝感抑或残酷，它引导你更多地生活在未来之中——“朝前看，别回头，对身后消失的一切心知肚明”。 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和朋友们好好说再见。拖延症让我们一再拖延，西藏和甘肃的行程又挤掉了最后可以用来告别的时间。或许潜意识里我也一直在抗拒这件事——离开朋友就像是把半个自己弃在身后。 第二天我们兵分两路：我带毛衣回南昌，铭基则独自飞往香港“开荒”。我们约好三周后再见。 香港租房一般不附带家具，这意味着铭基在开始新工作的同时还要置办新家具、拆包归置旧家具、处理入住的各种琐碎事宜。过渡的日子里他住在父母家，下了班又要一趟趟地往返于新居和家具店。我们每天都在微信上热烈讨论着家具的尺寸和房间的布局，竭尽全力地榨干最后一厘米。但我只是纸上谈兵，他却要躬亲力行。 负疚感与日俱增，可又并不真的想立刻飞去香港。铭基是超人，我却仍处在凡人的过渡期。南昌并不是真正令我有归属感的地方，但父母家是永恒的堡垒，陪我度过人生的每一个过渡期。如果人像树木一样有根的话，这里就是我的根，连孤独感和出走的天性都生发自此，它以宽容与笃定的姿态接受我的每一次离开和每一次归来。 北方的夏天是烤箱，日光如当头棒喝。南昌则是蒸笼，再怎么坚硬的意志也会在黏稠的暑气里慢慢变软。雨倏忽而至，又骤然而止，被打断的蝉声若无其事地重新连了起来。大学校园是个自成一体的小世界，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又一代代地繁衍下去。毛衣很快找到了伙伴——和我一样从小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她们结伴泡在图书馆里打发掉一天中最热的时段，然后在校园里闲逛，去对方家里蹭吃蹭喝，肆无忌惮地大笑，说着只有孩子才懂的语言。这个夏天，我是“集体育儿”的最大受益者。 夜里我时常去大学运动场跑步。晚上10点气温仍有30度，暴晒了一天的塑胶跑道排放出股股热气，掺杂着令人窒息的异味，我一边跑一边担心自己会中毒身亡。跑到一定程度，时间就变成液态，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让人提前品尝到永恒的滋味。我在夏夜里淌着汗，想着一次次从不同地方回到这里跑步的自己，以及永远无法突围的现在进行时。 我本想无声无息地度过我的过渡期，躺平疗愈搬家带来的肉体和精神劳损。但掩耳盗铃是没有用的，之前许下的承诺很快找上门来——去年新书刚出版时就已答应了青苑书店的活动邀约，种种原因一拖就是一年多。作为一个社恐症患者，每次公开活动前都是无尽的折磨。我早已习惯用文字而非话语来表达心意甚至整理思绪，常常害怕自己被问到大脑宕机无话可说。谈论自己的作品也令我痛苦，写完的东西像是消化过的产物，你深知它的缺陷而不愿回望，又因为心已被掏空而感到幻灭和虚无。 可青苑书店并非寻常书店，它是从少年时代就一直陪伴我成长的精神家园，回来做一场分享是我所能回馈它的最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也知道关心我的家人长辈都在期待这场活动——在古典的意义上，这是游子归来后要向父老乡亲呈上的汇报…… 不能不去。我痛苦地对自己说，然后派出了我的第二人格。 第二人格的表现谈不上多好，至少她没有当场宕机。但最令我惊讶和感动的，是竟然有那么多读者顶着高温特地从山东、西安、郑州、上海、杭州、武汉、安徽等地道而来，甚至带着只有七个月大的孩子！ 我已经不再年轻了，不会把别人的好意视作我应该享有的权利。甚至，写作者的一大痛苦就是自我贬低，因为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自己的短板，你的审美永远大于你的能力。你怎么配得上这么多的好意？第一人格惶恐地发问。但第二人格告诉她，正因如此才更要召唤出一个更好的自己。 以前我总觉得，作者与读者是一种双向的挑选，彼此通过作品来交流，在文字中共享情感，并不需要以面对面的形式。写作的要义是忠于自我，我担心走得太近会令我不自觉地想要迎合读者，也担心真实的自己配不上他们的预期。可这次活动也让我意识到，身处这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孤独和虚浮的时代，在文字中共鸣的人们也渴望肉身相遇，亲眼见证那份真实，确认自己并不孤单。读者并非想要见到一个无懈可击的作者，或许刚好相反，他们更想看到的是现实中完整的人——抱持着真诚的态度，不回避那些困惑、矛盾、伤痛和艰难。 许多读者的问题都让我心有戚戚。比如，当被问到如何有勇气改变职业道路，怎样才能尽早确认最适合自己的人生。可是真的有答案吗？我也想问自己。不大清楚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很难胸有成竹地指出那些临界点，更遑论什么勇气。先是这样，然后那样，做了一些未经深思的选择，又遭遇了始料未及的重创。计划赶不上变化，路线发生偏移，在每一个意外和机会之间想象并重新想象自己的位置。这边一拐，那里一弯，有时半推半就地一个踉跄，稀里糊涂地来到了这里。说给别人听的时候，似乎可以将其简化和重组，以适应当下的真理；但要诚实地讲清楚自己的故事真的很难，你无法从一团乱麻里提炼出偶然中的必然。 所以答案就是没有答案。没有可以参照的人生样本，也不可能一步到位地构建命运。我们不是上帝，没法指引一束光以最优路线穿越两点之间的距离。如今试错的成本的确太高，可究竟什么是正确呢？又由谁来定义？如果不尝试其中的曲折，你如何确认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分享会后的签书环节，我应年轻的读者要求签了一本又一本的“祝xx成功上岸”；然而苦海无边，所谓的“岸”没准只是一片礁石，随时会被上涨的海水收回去——尤其是在这个沧海桑田的时代。 相较而言，我更喜欢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里的说法，关于一个攀岩天才的应对之策：“不是寻找登顶的唯一正确答案，而是训练自己能够耐受途中的所有错误答案，这也是一种成功之道。” 之所以对此有所感触，大概因为我也正处在人生的非常时期，即将奔赴另一片海域。搬去香港是个重大决定，有孩子教育方面的实际考量，但更多的是一种模糊的、先于理性分析的直觉和意向。 也许是疫情综合症，或是政治性抑郁，又或者只是不安分的天性使然，过去几年我好似身在洞穴，过着毫无想象力的生活，看着墙壁上变了形的影像。某样东西向我爬过来，抓住了我，到现在还压在我身上，就像睡眠中压在胸口的猫。我感到自己变得麻木而迟缓，内心好像蒙了一层雾，丧失了表达的欲望。变化已悄悄降临，出路却仍埋在潜意识的深处。我像在透过望远镜观看空洞的岁月，迷迷糊糊地等待明天，在我的生命里再挖出一个空洞来。 并不是过不下去了。生活中也不乏小确幸和小快乐。甚至不是没想过改变——没准正是因为想得太多，行动反而变少。我努力健身，重新报名了西班牙语的课程，却都只是杯水车薪。空洞继续吞噬着我，直到我最好的伙伴说出藏在我心底的那句话，启动了我们共同的流浪者基因。 “走吧。”铭基说。出走的冲动落实后，理性的考量将目的地定在了香港——选择其实不多，所幸仍有选择。当然，香港也早已不是从前的香港，甚至于讨论和讽刺它的没落都变成了社交平台上的流量密码。“是明智的选择，但还不是最稳妥啊……”一位关心我的读者如是说。可是，如果我们孜孜以求的只是明智和稳妥，应该早就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我没有“正确”的执念，只是想要推开一些屏障，想要打破一点什么，想要新鲜事物的冲击，想要亲身而非二手的经验，想要寻找自我的立场，想要拓宽个人自由的边界。于是向前迈出一步，希望自己不会踩空——可是谁知道呢？ 香港只是个海岛。上岸只是个神话。意义只存在于行动之中，至于这片海最终会把我们带去哪里，可能真的不是最重要的答案。 我和毛衣到达香港的前一天，铭基刚刚把主卧的床组装好。我们租的房子是年初刚建成的新楼盘，连窗帘都需要自己配置。在网购窗帘尚未抵达的那些天里，每个早晨我们都在阳光的猛烈狙击中醒来。 宽带也还在等待安装。我打开手机WiFi，附近网络中赫然跳出一个贱嗖嗖的名字：Get Your Own WiFi！ 大件家具陆续到位，但仍有堆积如山尚未拆封的纸箱。在南昌靠两个箱子度过三周之后，眼前这“壮观”景象着实令人崩溃。头几个小时里，我像头困兽般走来走去，绝望地看着以物理形态堆叠起来的我的前一种生活，不知该从何处下手，也不知该怎样变出更多的收纳空间。香港寸土寸金，空间随之缩水，每个角落每寸地方都需要精打细算。我们昏天黑地地收拾整理，一趟趟地跑宜家，每天都在狂拆淘宝集运过来的家装快递。淘宝是新抵埠人士的救星，但香港人工昂贵——内地网购的家具通常免费配送安装，在香港请人上门安装大件家具至少千元起步。这样的时刻的确令人怀念内地廉价便捷的生活，却也意识到曾经的舒适是建立在怎样的底层生存困境之上。所有的便利都有其代价——只是那未必是你我的代价。 无论如何，新家总算初具雏形。每寸空间都已用尽，每样东西都是必需品。这一过程也是消费观的修正，提醒自己其实人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有些千里迢迢带来香港的家具无处归置，被我们挂在二手转让群里，也很快都被人认领。有位本地女孩想要其中一个非常沉重的置物架，周末晚上她独自拉着拖车乘巴士跨越大半个城市上门来取，又千辛万苦地把它拖上巴士又拖回家，一身孤勇真是可歌可泣。 许多邻居应该深有同感。由于毗邻多间名校，很多带孩子来香港上学的内地家庭都选择入住我们这个新落成的小区。在日益壮大的邻居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绝望地断舍离，免费送出再也塞不下的家具。 我也渐渐开始习惯没有美团、盒马和塑料袋的生活。以前那些小挎包忽然没了用场，现在的我靠大背包和帆布袋行走天下。很久没有如此频繁地去逛实体超市了，晚饭后想起没买第二天早饭的面包，马上抓起个袋子出门，顺便看看薄荷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到货了没有。幸好，香港仍是个方便的地方，衣食住行基本都能在生活区域内解决。毛衣开学前一天，粗心的老父母才发现她的皮鞋已经小了，赶紧冲去百货公司，童装楼层有专为开学季而设的分区，学生皮鞋排开一列任君选择，从出门到买单不到45分钟也就搞定。 物价高得可怕。刚来的那些天，我常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20年前刚到英国的日子，对着一个个匪夷所思的价格发出无声的尖叫。便利店一瓶水十块，随便吃个单人餐要大几十甚至上百，坐个地铁动辄几十，出租车的计价表跳得比我的脉搏还快。真是花钱如流水，每天都在被深深震撼。 正常啦，每个过来人都见怪不怪地说，穷有穷过，富有富过。 的确如此。渐渐我也发现，即使同样的东西也有不同价格，一瓶水在药店、小摊或平价超市的价格大约是便利店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本地人大多深谙节省开支的办法，比如去街市而非超市买菜，在药房或药妆店购买日用品和零食，在日本城购买家居用品，在打烊前的水果摊购买打折水果，用各种APP攒积分薅羊毛，更不用说还有天下无敌的淘宝集运。TVB剧里的香港师奶几乎把精打细算变成了一种人生信念甚至乐趣，她们可以花半天时间在街市鱼档前盯梢，看见哪条鱼“反肚”了就立刻跟老板讨价还价。这固然有影视的夸张成分，但我遇见的大多数香港人的确是在勤俭而务实地生活。是的，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一样，贫富差距也像一道道巨大的裂缝横贯香港，但多样化的选择和公共服务的完善令每个收入阶层都能相对体面地过好小日子，保有各自生活的空间和尊严。人人勤勉工作努力进取，但也不大爱做无谓的比较。 物价的落差需要时间来适应，这里普遍的规则意识和秩序感则令我如鱼得水。一切井然有序，凡事都有规矩，排队被奉为宇宙真理——还不忘保持队形和礼貌距离。要知道，作为一个非常害怕与人发生冲突的社恐患者，被人插队几乎是唯一会让我抓狂发飙的事情。排队时发现有人打算站在我旁边，而不是排在我后面时，我会瞬间血压飙升，整个人被巨大的焦虑感淹没。有一次在机场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试图与对方理论，得到的却是“傻逼吧你”的辱骂和“谁说排队一定要竖着排”的狡辩，那一刻我真的怒火攻心，甚至认真地思考了要不要以武力来解决问题…… 新生活如同一幅油画，一笔一笔逐渐成形。茫无着落的感觉消失了。我混入熙熙攘攘的人群，乘车散步，熟悉道路，努力勾勒脑海里的地图。这座城市对感官的刺激一如既往，只是看着更衰老了些，和我一样。巴士连咳带喘地跑着，电车也像疲惫得走不动了。等车的人脸上蒙着层阴影，不断抬手看表，急着赶往需要他们出现的地方。游客依然兴奋而陶醉，商业区向初来乍到的人展露富贵繁华，抛出已经生锈的鱼钩。 即使是在旅游旺季的暑假，也能明显感觉街上的人变少了。香港的购物环境和价格不再能吸引内地游客，人民币贬值又使得香港人热衷于北上深圳消费。疫情三年香港流失了近20万人口，港府则加大马力推行抢人计划，吸引了大批内地人才来港发展。这座都市的人就像围绕着它的海港的水，都换了。 四月时来过一次香港，发现很多朋友要么已经全家移民，要么正在准备移民，要么老婆孩子去了国外、自己独守故地。也有不少当年在英国的朋友举家搬来了香港，享受expat的待遇和更温暖宜人的天气。好久不见的伦敦前同事已在香港定居，聊起来才发现我们的孩子上同一所学校。多年老友如小昂和思晨都仍在香港，还有亲人般的中学学妹凡凡，最近新居入伙和我做了邻居……香港从来都是一个码头，一个飞地，各种国籍背景的容器。总有人来来去去，也总有离散的人在这里重聚。每个人都背负着时代本身的重量，也只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