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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路上的那家餐厅人山人海，我们却幸运地很快等到了一张室外空桌。不出一分钟，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所有人都更想坐在室内——这么说吧，我在印度都没见过这么多的苍蝇！ 南半球的圣诞节正是苍蝇的狂欢季。它们不仅觊觎人类的食物，还对我们的肉体垂涎三尺，嗡嗡地直扑到脸上，试图钻进眼睛、鼻孔、嘴巴、耳朵……吸收任何一处的水分。勉强又坚持了一分钟，我冲进餐厅，绝望地想找服务员要求换到室内，却发现等位的人群已经排起了长队…… 我们好似行军打仗般吃完了那顿饭。左手不断在空中挥舞，右手拿着叉子狼吞虎咽，脑袋摇得像神经错乱。根本没用，对苍蝇来说，我们就像是美味的人类奶昔。我们逃离餐厅，继续上路，前往传说中如史诗般壮美的石灰岩柱群“十二门徒”——由于自然、时间和海水的侵蚀，实际上只剩下七个还是八个了。 苍蝇们如影随形。“大洋路”变成了“大蝇路”。途中停车去看另一个岩石景观“伦敦桥”时，我们被围追堵截得几乎走不动路。苍蝇一向讨人厌，但澳大利亚的苍蝇更有种极不寻常的锲而不舍。景色无敌，却很难静下心来欣赏，甚至不敢说话，生怕一张口就会吃到飞进嘴里的苍蝇。游客们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双手绝望地在头上乱挥，我眼见着一位大姐重重扇了自己一巴掌。指挥停车的工作人员头戴一顶有防虫网的遮阳帽，迎接着来自四面八方嫉妒的目光。 “十二门徒”倒的确是个奇迹。海岸磅礴，峭壁险峻，两千万年的岩石伫立海中，不动声色地将人类社会的瞬息碾作虚无。更奇的是，海边狂风猎猎，吹得苍蝇们溃不成军。整个世界终于清净了！我站在风中，只觉周身清爽，直想仰天长啸。 其实有点惊讶——行前做旅行攻略时，居然从未刷到过关于苍蝇的帖子？我甚至能想象小红书式的标签语言——“大洋路苍蝇劝退！”“十二门徒大踩雷！”……或许算法知道我在期待什么，推到眼前的都是“美哭”、“封神”、“人生照片”。如今的旅行似乎只分两类，要么“绝绝子”要么“再也不来”，要么“人生照片”要么“狠狠避雷”。在被算法和大数据驯化的语言背后，是同质化的“出片”追求，以及对“景观”统治的绝对服从。体验最好是标准化的，任何不符合预期的事物都需要“狠狠避雷”。又或者，只要拍到了“人生照片”，任何波折或插曲都大可忽略不计。人们转身低头开始修图，将真实的世界抛在身后。旅行不再是一种对思想的刺激，而是一针麻醉剂，抑或是某种审视和比较：让我来看看你们那儿的基建怎么样，外卖方不方便，房贷贵不贵，风景比不比得过我们的川西/西藏/新疆…… 回看我们的大洋路之旅：阴沉、狂风、漫天苍蝇。谈不上“狠狠避雷”，也拍不出“人生照片”，还差一点把我的老妈弄丢。可这就是旅途甚至人生的常态：充满变数，千疮百孔，却总归不虚此行。比如说吧，苍蝇影响旅行体验，但也带来新的认知——原来丛林苍蝇的嗡嗡声是澳大利亚夏天的永恒背景音，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库克船长的时代，全球变暖又堪比火上浇油。照片里却看不见这一切，只有两个全副武装的中年人，在狂风中因摆脱了苍蝇而放心地张嘴笑着。和身后那些被缓慢侵蚀的岩石一样，真实与真相也正塞在那些看不见的孔洞之中。 其实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塔斯马尼亚，但我简直不知该期待些什么。小时候从《格列佛游记》里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格列佛乘坐的羚羊号正是在塔斯马尼亚遇难，他才开始了海上的漂流和奇遇。对童年的我来说，这个地名就等同于世界尽头。从地图上看也几乎如此，它是澳大利亚最靠近南极的州，在澳大利亚辽阔幅员的衬托下显得像个小岛，实际上与爱尔兰面积相当。 塔斯马尼亚是澳洲人的度假后花园，被亲昵地称作“Tassie”。在网络论坛上，我发现澳大利亚“本岛”人喜欢开“Tassie”的玩笑，暗示他们近亲繁衍，原始落后，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偏远岛屿上。说这话的人大概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同样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偏远岛屿上…… 不过，作为南半球的岛外之岛，作为咆哮西风带在席卷数千英里惊涛汪洋后撞上的第一块土地，塔斯马尼亚确有几分疏离阴郁的“哥特”气质。在那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电影《雄狮》中，我第一次窥见了这座岛屿的粗犷之美：风声映衬下的静寂中，镜头渐次摇过多石的山脉、粗面岩海崖、庄严的森林和被金色岬角环绕的沙滩。 塔斯马尼亚的“哥特”气质恐怕也源自其暗黑的历史。它曾是土著居民的家园，却被英国殖民者占地灭族。尽管荷兰探险家阿布·塔斯曼在1642年首次抵达此地，并以赞助者安东尼·范·迪门的名字将它命名为“范迪门斯地”（Van Dimen’s Land）；但直到1803年它成为英国流放地，第一个永久定居点才开始建立。在接下来的50年里，英国向这座岛屿送去了超过7万名囚犯，几乎占英国向澳大利亚运送囚犯总数的一半。 我们特地拜访了位于塔斯曼半岛上的亚瑟港监狱遗址。本该怀着沉重的心情，却立刻被周围的美景所震撼。许多建筑虽已被19世纪末的一场大火烧毁，散布在如茵碧草上的断壁残垣却别有韵致。遗址倚着旖旎的港湾，天光水色上下辉映，四周丛林环抱，花木扶疏，堪称“世界最美监狱”，毫无想象中的严酷阴森之气——当然，也因为此地没有监狱标配的高墙或铁丝网。塔斯曼半岛三面环海，海中鲨鱼泛滥，往大陆的唯一通道是30米宽的地峡，由士兵和凶猛的狗群严密看守，令越狱难上加难。总的来说，亚瑟港监狱就是加州恶魔岛的前身。 据说亚瑟港监狱里关押的多是重刑犯，大不列颠殖民地范围内最顽固、最邪恶的犯人统统被送到这里。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他们并非每一个都犯了弥天大罪，有些人只是偷了几块手帕、几只兔子。那可真是酷律无情的年代，小偷小摸、砍伐树木、破坏鱼塘、甚至夜里涂黑脸出门之类行为都可能被判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流放到澳大利亚服苦役几乎是一条“仁慈”的出路了。很难不怀疑，大英帝国此举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清除“低端人口”，顺便也解决了海外殖民地人手不足的问题。 如今有20%的澳洲人是罪犯的后代。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的第5代曾祖母曾是伦敦街头的流浪儿，12岁时因偷了一个8岁女孩的裙子和内衣被判死刑，后被减刑流放。他的第4代曾祖父也曾被送往澳大利亚服刑7年，其罪名是“非法获取一袋糖”。想起小时候看《悲惨世界》，冉阿让偷了条面包就被判刑5年，当时已觉得匪夷所思；两相对比，大英帝国的“血腥法典”还真是不遑多让。 严苛的律法不单只源自富人和精英阶层的冷血傲慢，其背后也自有一套受限于时代认知的逻辑：当局认为酷律会起到威慑作用，如果人们知道自己有可能被判死刑，他们就会倾向于避免犯罪。这也是为什么直到19世纪60年代，为了“威慑”大众，绞刑都是公开处决的——结果却变成了围观群众的娱乐狂欢。 这也正是亚瑟港遗址令我感触最深之处：人类社会似乎永远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座监狱其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实验，想要证明囚犯可以在受到惩罚的同时进行改造——通过建立惩罚和纪律、宗教和道德指导、行业培训和教育体系相结合的制度，使囚犯改过自新，成为未来有用的公民。这显然是个新颖而开明的理念，人道主义的改革浪潮拍打着世界尽头的港湾。许多人的确最终离开了亚瑟港，凭借在狱中学到的技能过上了有用、守法的生活；不幸的是，改革派的某些理论更像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比如，他们认为体罚和酷刑只会让囚犯们产生更顽固的反抗意愿，于是转向心理惩罚，建起了隔离监狱，强迫囚犯在单独监禁中静静反思自己的过错。 隔离监狱很快成为囚犯们最恐惧的地方。他们住在单人牢房里，必须始终保持沉默，也不得与他人有任何接触。偶尔去小院子里放风，也要戴上麻袋面罩。如果进一步惹麻烦，还要被关进更可怕的“小黑屋”。在孤独的心理折磨中，许多人患上了精神疾病。有人选择自杀，还有人为了逃避被隔离，故意犯下谋杀罪——这样就可以直接被判死刑了……怎么说呢？人类还真是群居动物。 出于“人道”和“进步”理念的心理惩罚效果适得其反，甚至被许多批评者认为比曾经的鞭刑更为残酷。有些囚犯被彻底逼疯，于是被送到旁边的“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它同样是改革新思潮的产物，这一回却大获成功。监狱的元素虽仍存在，但它提供了一个平静、愉快、清洁的环境来治疗患者。这里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大家一同在大厅用餐，进行舒缓心灵的劳作，周围是乡村、花园、教堂的宜人景色。与英国的老式“疯人院”相比，这个监狱里的小小精神病院彷若天堂，也从此开启了对精神疾病进行科学治疗的新篇章。 如此种种不禁令人暗生疑心：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思想观念革故鼎新，当中究竟包含了多少偶然的成分，有多少来自疯狂的假设和莽撞的试错，又有多少歪打正着和弄巧成拙？你大可以说我们是在错误中积累着经验一步步发展到今天，可历史恰恰证明，我们今天所笃信的东西，其实也并非固若金汤，仍需在时间的真火中淬炼。熟悉的虚无从这种矛盾中渗了出来，但我们也早已习惯了将它从眼睑上抹去。就这样煞有介事地活着吧，忘了自己只是幸存者——就像那些活着走出亚瑟港的人们一样。 残酷的流放一直持续到1868年才彻底终止，原因是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发现了大量金矿。淘金者们纷纷涌入这片土地，大英帝国意识到流放被视为机会而非惩罚，人们渴望着被送往澳大利亚，将此地留作监狱的观念就难以为继了。越来越多的移民蜂拥而至，重塑了自己和这个国家。 但无论来自何种背景，澳大利亚人始终珍视着那段黑暗历史，它甚至构成了民族认同的一部分：想想看，被迫离开家园，来到一个全然陌生的荒凉之地，整日面对着燥热、尘土、有毒的动植物和压倒一切的孤独，那种山穷水尽的绝望、从零开始的坚忍、自力更生的顽强不屈，无不令人为之动容，肯定也深深影响了国民的心智。 我一直在想，别看现在的澳洲人个个阳光开朗，一派喜气洋洋，他们的DNA里一定还潜伏着那份顽强。如果马斯克要找合适的人群去火星殖民，那他就得来这个地方。 从理论上说，在这个最偏远孤绝、臭名昭著的前流放地生生不息，塔斯马尼亚人本质上应该是更粗犷坚忍的澳大利亚人，更符合火星移民的标准。实际上他们却是一样的热情快活，有幽默感，懂得享受生活。 他们童话般迷人的首府城市霍巴特只有20多万人口，却拥有我所见过品质最高的户外集市，售卖当地农场新鲜出品的水果、蔬菜、蜂蜜、奶酪、葡萄酒、生蚝、薰衣草……以及各种本地艺术家原创的手工艺品。本地人拖家带口悠然漫步，这里买个扇贝串，那边尝个龙虾包。遇上熟人好一阵寒暄，累了就去旁边公园草地睡上一觉。 他们还有一座世界级的私人艺术博物馆MONA，由当地职业赌徒、数学天才兼收藏家David Walsh 创立。那是个巨大的地下迷宫，由三叠纪砂岩中凿出的洞穴和隧道组成，灯光像夜店，展厅像沉浸式剧场——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就是盘丝洞里的妖精。展品是庸俗和非凡的混合体， 既有埃及木乃伊和古代艺术品，也有挑衅性的当代艺术——包括一面阴道雕塑墙，一辆“肥胖”的保时捷，一个满是空白无字之书的图书馆，还有一台模拟人体消化系统的“造粪机”，每天准点将食物变成恶臭的粪便，而人们就这么兴高采烈地围观着一台机器上大号…… MONA绝不是什么有钱人回馈社区的场所，更像是一个叛逆者乐园、一座世俗的庙宇、一个反博物馆，充满表演和嘲讽意味，丝毫没有道德负担。四周充斥着高科技的隐喻、低俗的胡言乱语和关于严肃事物的黑色幽默，你感到自己跨越了品味的边界，进入情感的荒原，渐渐不知美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又是否重要。 可那绝对是非同寻常的体验。这就是为什么MONA大获成功，全世界的游客纷至沓来，整个岛屿的命运也随之更改。创始人David Walsh俨然已成为霍巴特的守护神，而他的职业赌徒身份，以及他背后那个全世界最大的赌博集团的传说，又为本就备受争议的MONA增添了几分暗黑神秘的气息。“赌博天团”的另一位领导人也来自塔斯马尼亚——忽然之间，一切都变得非常合理——它是冒险家和幸存者的岛屿。 塔斯马尼亚人很为他们的岛屿而骄傲，喜欢夸耀任何本地出产的东西。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湿润，的确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甚至在澳大利亚本岛人的眼中，塔斯马尼亚的农产品也是公认的上等——就像日本人谈起北海道，韩国人说到济州岛。这里盛产全世界最好的樱桃、澳洲最美味的生蚝、近年对中国出口量仅次于挪威的三文鱼，以及品质极高的奶酪、葡萄酒、牛羊肉、薰衣草。 于是品尝美食变成了一项煞有介事的旅游活动。多数游客会专门抽出一天时间乘渡轮前往Bruni岛（中国游客喜欢叫它“不努力岛”），一站站打卡当地特色美食工坊：先来一打现开现吃的生蚝，再去奶酪工坊尝个奶酪拼盘搭配精酿啤酒，在蜂蜜工厂吃个革木蜂蜜冰淇淋，路过巧克力工坊又买上一堆手信……酒足饭饱再去看看灯塔踩踩沙滩，在“不努力岛”上度过不大努力的一天。 圣诞新年假期正是塔斯马尼亚樱桃的收获季，樱桃又是我最喜欢的水果，我们只好在已非常紧凑的行程里硬挤出了两个小时，一大早就直奔樱桃农场。老板是中国人，前台也是中国女孩。“你们运气真好，”她笑眯眯朝远处一指，“那片园子今天是第一天开放。”我们在那新鲜丰收的樱桃园里一通忙活，边摘边吃，挑三拣四，本想“严选”出最好的樱桃带走，可就真的是每一颗都完美无瑕！无论用怎样挑剔的眼光去看，它们的确就是个个莹润饱满、脆嫩清甜——“樱桃界爱马仕”果真名不虚传。 花费110澳币（约合500元人民币），我们一家五口最终带走了五个大小不等、装满樱桃的塑料盒，每一个都满到只能勉强合上。在樱桃园里吃了个肚满腰圆，本以为巅峰体验已过，我们很快就会感到腻味，摘了那么多樱桃最后一定会有浪费；谁知在接下来近一周时间里，它们跟随我们四处颠沛流离，居然没有一点变质的迹象，每一次吃都仍会由衷感叹其滋味之美。尤其是在摇篮山徒步的那天，下山途中体力几乎耗尽之时，铭基突然从背包里掏出一大盒樱桃，那感觉简直无异于天降甘霖！离开澳大利亚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也刚好吃完最后一颗樱桃。 回到香港后，有一天在超市看到塔斯马尼亚樱桃，小小一盒“盛惠”538港币。“我们摘了得有5千块吧？”我妈惊呼，“还全吃了！” 也许这是上天给这个与世隔绝的岛屿的补偿，但更多是岛民们自力更生意识的结果——毕竟，活着走出亚瑟港的人们都是这片土地早期的开拓者。在岛上自驾时，我总觉得自己闯进了某个为世人遗忘的、自给自足的神奇世界，也有点像是行驶在格兰特·伍德的风景画中——绿色田野，波浪般的山丘，井井有条的农场，星星点点散落着的牲畜、农舍、小镇。来自中西部的美国人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正开车驶过自己的童年。 时不时经过某个小镇，通常散发着和顺舒适的气息，房屋大多素净，花园却无不经过了精心的打理。有些小镇就像是商量好了要营造出某种风格，于是家家户户都把门前灌木修剪成不同的动物形状，又或者在建筑外墙上纷纷画上彩色壁画。我们以一种庄严的态度缓缓驶过，很想跟谁打个招呼，但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偶尔有一两个孩子骑着自行车穿过那片静寂。这样的时刻总是伴随着某种令人着迷的失重感，几乎不能相信世界尽头有这样一个地方，而当地人正过着他们不为人知却自得其乐的生活。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可光是看到这样的地方存在着，便足以让人从病态的自我沉溺中破壳而出，仿佛拥有了一种奇妙的自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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