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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间蜷缩在中环高楼大厦阴影之下的小餐厅，里面人挨人挤在一起，桌子全都是塑料贴面。上了年纪的服务员迅速指引我们在一个卡座坐下——当然是三个人一起挤在卡座的一侧。另一侧空着，后来由另一个似乎是美籍印尼裔的家庭所占据，他们由一位老妇人、一对夫妻和一个五个多月的婴儿组成。我们的膝盖在桌下碰到一起，然后大家都触电般缩回了自己的腿。 对面的家庭茫然地研究着那似乎有无数种组合的菜单。服务员阿姐很不耐烦地催促着他们，用夹杂着生硬英文的粤语作出各种建议——“roast goose very good啦！要多个crispy pork啰！……双拼OK！三拼都得！” 在无与伦比的喧嚣里，我们头碰头地吃着面前的烧鹅，感觉就像坐在漩涡的边缘。所有人说话的声音、杯盘碗碟碰撞的声音、孩子时不时发出的哭声和尖叫声、厨房里炒菜锅嘶啦啦的声音、服务员隔着距离互相喊叫的声音……我和对面的异国夫妇默默交换一个眼神，其中有十分之一的尴尬，更多是入乡随俗的容忍和隐秘的兴奋。 香港茶餐厅的服务员们往往像那种被故意设定为“脾气不好”的机器人一样工作——不断地来回走动，争分夺秒地上菜、清理、催赶客人，努力提高店里的翻台率，“服务态度”之类的东西完全不在考虑。我对他们一向有种敬畏，不敢轻易与之对视——他们的白眼超级厉害，就像小李飞刀。 这让我想起当年去纽约工作，惊讶地发现在那些时髦餐厅排队等位居然变成了一种时尚。也许这样你就会感到有个座位简直是种荣幸，心中充满感激，我想，这和欣然忍受香港茶餐厅的逼仄和白眼是同一回事。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让我们自己刷盘子呢？ 臣服于服务员的威严，对面那位爸爸自动自觉吃得飞快。但他胸前背带里的小小婴儿眼睁睁看着美食当前却无法享用，气愤地不断哭叫着扭动身体以示抗议。爸爸只好一边安抚她一边加快速度狼吞虎咽，却仍难以平息那一团小小的怒火。 就在这时，刚才给他们点单的服务员忽然走过来一伸手。爸爸一愣，却也并无迟疑地马上将孩子交给她。那位阿姐稳稳当当地抱着婴儿，不断做出怪相逗引她，那小小人儿也毫不认生地眉开眼笑。孩子她爸也一边微笑着，终于能够从容地把那碟烧鹅饭吃完。 “我个女刚刚生咗仔，”阿姐冷不丁地说——我左右看看，这才确定是在对我说——她的脸上忽然有了笑容，外祖母般的慈祥笑容，“所以我中意小朋友。” 啊，我默默点头。果然是我印象中的香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当你看到它文明先进国际化的躯壳时，很难想象那里面其实住着一个清朝的灵魂；当你期待着古典热忱的同胞情谊，它却往往抖露出一套精明凉薄、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而当你认定它是个冰冷高效的经济城市，它又忽然于细微末节悄悄流露出一丝人情味，令你心头一暖…… 一次又一次，香港不动声色地传达出同一个道理：感受与现实不能混为一谈。事情真相往往比个人体验更奥妙，有些事无法眼见为凭，甚至不能以我们的感觉为准。 但懂得了道理又如何呢？片面就是人类的天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理解别人根本不是我们生活的重心，误解别人才是生活的重心。用美国作家Philip Roth的话说，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误解别人，然后再重新思考，再继续误解别人。   不过，怎么说呢？即便是浮于表面的“国际化”和“多元文明”也总比没有强。有一天我们在地铁站等电梯，一个内地大家庭排在我们身后，他们家小女孩看我们一眼，二话不说就直接插到前面，她妈妈一看就乐了：“啊哈哈！她跑去占人家位子！哈哈哈哈哈！”语气中充满自豪。 孩子她爸和两位老人倒是一直在说劝说她回来，但理由是“不要挨电梯门那么近”而不是“不要插队”。小女孩兀自岿然不动。最后，眼看着电梯缓缓升上来，孩子她妈灵机一动使出了绝招： “哎呀黑人来了黑人来了！” 小女孩吓得一激灵，连连后退，妈妈立刻一把将她抱住安抚。 电梯门打开，一位年轻苗条的黑人女子走出来。妈妈在一旁抱着小女孩，还不忘继续大声“吓唬”她：“你看，黑不黑？黑不黑？” 进了电梯，四个大人还不断地故意逗孩子：“你是白人还是黑人？” “白人！” “我看你是黑人吧！晒得那么黑……” “不是！”小姑娘气得快哭了，用尽全身力气大喊，“我是白人！” 我和铭基好不容易忍耐到出了电梯，进了地铁发现居然还和他们一家在同一个车厢，简直受到了惊吓，立刻穿过人群逃到另一节车厢去。我承认我彻底丧失了与这些同胞交流的欲望，甚至根本不想承认他们是我的同胞。 当然，我并不会天真地以为香港就没有种族歧视，但至少他们知道那是歧视，至少他们了解公共场合言论的边界，至少香港社会还有《种族歧视条例》这一法律武器。反观大陆，我们很多同胞一边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发表着种族歧视的言论，被指责时还辩称那不是种族歧视，反过来指责批评者太过敏感和过度解读。对此，我永远记得CNN曾引述一位网友的话：“如果你不明白为什么这是种族歧视，那么恭喜你，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但在这样一个短暂的假期，我徜徉于香港“多元文化”的表面，享受着它的繁华有序高效便利，无心探讨社会的病症，也不想查究人心深处的真实。拼命工作、赚钱养家、毫不松懈，这是每一个香港人恪守的规则，但游客自有游客的特权，可以随时逃离现场，找到那种能舒舒服服坐下来旁观城市和世界运转的角落。 比如浅水湾。 浅水湾在香港作家亦舒笔下出现得太过频繁，而每次出现必伴随着花园别墅香车美女，以至于听起来都有点俗气。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也正是在此开始了勾心斗角的爱情拉锯，或许动人的爱情总是需要与之相称的美景。也正因为它总是爱情故事的发生地，20年前我第一次去浅水湾时心中满是朝圣般的憧憬——哎，少女情怀总是诗啊…… 如今故地重游，却已是怀揣着一颗老母亲的心——张罗出毛衣的挖沙工具，追在她后面补防晒霜……浅水湾当然是美的，但也没有美到“天下第一湾”的程度，不过，当大家终于各安其位时，我无所事事地坐在沙滩上，吹着海风，看着波光闪烁的南中国海和被它拥入怀中的天光云影时，还是能够理解香港人对此地的偏爱——它是无情都市里的一抹柔情，巨变时代中的天荒地老。 香港到处都能看到大海，很多人每天都要坐船穿越维多利亚港上下班，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大海被城市化了，已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海。浅水湾却仍保有它的恬静和优雅，在自然与城市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坐在沙滩上，看着远处的青山和海面上随波逐流的小舟，你可以幻想自己身在别处，换了另一种活法。直到落日熔金，天色将晚，你蓦然回首，看到身后那些天价豪宅，又于丝丝怅然中生出满腔斗志。于是站起来拍掉身上的沙，不无遗憾又心甘情愿地回到妖兽都市，重返那永不停息的生存斗争。 但至少在这一刻，四周沙滩上的人们看上去并不为苦难或欲望所折磨。和我们同挤在树荫下的是一个也很“多元”的家庭：香港老太太、西方老头、一个粤语说得不大好的中国年轻女子和她那只说普通话的儿子。我和铭基小声八卦着这奇妙的一家：老头儿老太太显然是一对，那母子俩和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儿媳妇。”铭基推测，“老太太的儿子娶了大陆女生。” “儿子怎么没来呢？” “上班呗。” “为什么那个小孩不会说粤语？” “可能刚搬到香港？”他挠挠头，“或者其实住在内地，只是来香港玩的？”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