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村上春树某本旅行文集的书名，繁体版译名与原著一致，简体版发行时却改成了《假如真有时光机》。不知出版方有何考量，我个人倒是觉得原来的名字要好得多。
“寮国”即老挝（Laos）。新中国成立之初也曾称之为“寮国”，但因国内媒体叫法混乱,陈毅决定用回明朝的古国名“老挝”。“老”为族名，而“挝”本读作“抓”音，很可能是老挝在明朝时期的王城琅勃拉邦的旧称“Muang Sua”的译音（Muang指城邦，Sua是名字）。改名之初读“老抓”，后来也有读“老锅”的，60年代后越来越多地被误读为“老窝”，据说是因为“抓”和“锅”都不好听——恕我直言，其实“老窝”又能好听到哪儿去？就说“老”（Lao）这个族名吧，它源自百粤侗傣原住民族语言中“我们”、“自己人”的发音；中原又一向喜欢用歧视性汉字称呼边缘民族（比如匈奴、鲜卑），所以早期甚至把“lao”写作“獠”、“䝤”、“牢”、“狫”（其实粤语中的“佬”也是同源，只是如今贬义的意味已经很淡了）……相比之下，意为“小屋”的“寮”字可能真不算太糟。
所以，寮国到底有什么？村上春树从日本飞往老挝、中途在河内转机时，有位越南人一脸不解地向他发问。其言外之意恐怕是：老挝到底有什么，会是越南没有的呢？村上春树对此无法作答，也承认自己对老挝几乎一无所知且从未有过特别兴趣，但他在文中碎碎念道：“你瞧，我不正是为了寻找那个‘什么’，这才要动身赶到老挝去吗？而这，不就是所谓的旅行？”
对于第二次前往老挝的我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更为复杂。11年前我和铭基在gap year旅行中初到此地，粗浅的观感是“一个更原始更贫困的泰国”。它肯定不是整趟旅途中最令人难忘的地方，尽管我们也在那里度过了相当安逸的时光。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反倒是在琅勃拉邦住过的那个小旅店，低廉的房价和超预期的干净房间极大地抚慰了两个风尘仆仆穷困潦倒的年轻人。老板是个超级nice的大叔，我们整天躲在房间里猛开空调，他还总是塞给我们他刚买的下午茶小甜点……我们拖拖拉拉地住着，每天只去一个“景点”，像两个废柴一样东歪西倒地躺在湄南河边的嬉皮小店。这里可真好啊，我们不断地对彼此说，有机会一定要再回来——心里却已明白几乎不可能再回来。
故地重游并非罕事，但人们往往更倾向于重访那些主打休闲享乐（比如泰国，或海滨度假胜地）或更有文化积淀的地方（比如欧洲），而这类清单里恐怕没有老挝的一席之地。说得残酷一点，这个总被遗忘的国度似乎缺乏某种让人沉迷的特质。可谁能想到呢？全家大病初愈后，计划春节去个暖和的地方度假——国内各地肯定人山人海，泰国的机票又迟迟没有降价；当铭基试探着提议“老挝”时，每个人的眼睛都瞬间亮了起来。
老挝到底有什么，足够吸引一个人去而复返？或许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有些纯属偶然的力量并无意义可言，但当它降临到你的生活中时，你只能将它视作一种命运的系统性启示。命运是自我选择与无意识选择以及无从选择的混合，于是我任凭自己被引向它的闭环，半心半意地等待着意义的临幸。
尽管只过了11年，关于老挝首都万象的记忆已经模糊到只剩下一两幕场景——
瓢泼大雨里，我坐在摩托车的后座，竭尽全力又徒劳无功地举着一把根本无法遮住两个人的小小红伞。雨水不断从铭基的后颈流下来，我自己也早已浑身湿透。摩托车流之中，身穿雨衣的当地人不时从我们后方超越而过。天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雨衣，天知道我们为什么非要在大雨天赶去郊外的佛像公园。那时的我仿佛陷入了某种绝缘于肉体的麻木，只记得那些摩托车主们偶尔投来的一瞥——带着灰蒙蒙的笑意，与后来在公园里看到的佛像们如出一辙。越过他们的肩头，我看见一座黯淡颓败、昏昏欲睡的城市，湄南河在远处的沙洲之间无声流淌。对哦，我从万象的催眠术中清醒了一瞬，河的另一边是泰国。
重返万象的那个夜晚，我们在酒店餐厅里畅饮老挝啤酒，计划着饭后去酒店附近散散步。计划很快泡汤了——酒店外面是尘土飞扬的昏暗街道，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或店铺，所谓的“散步”俨然是深入黑暗的冒险旅途。我们迅速退回五星级的堡垒，依然幻想着第二天能见到一个首都城市应有的繁荣景象。
但万象显然被时间困在了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里——格林于1954年在这里待过很短的时间，他感到“万象与西贡相差一个世纪”……如今它仍是东南亚最安静最缓慢的首都城市，湄公河两岸的繁荣经济似乎与它擦肩而过。不同于一些穷国的首都，万象连“形象工程”都懒得做，穷得可谓表里如一。参差不齐的民房和低层商住楼在阳光下炙烤，车流仍由摩托车和突突车组成，连流浪狗都慵懒得鼓不起足够的力气吠叫。除了穿插其间的金色佛塔和庄严宝相，万象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南美小镇，随时可能会有人骑着骡子去抢银行——却根本没有多少可偷的东西。比起上次来的时候，老挝的货币基普又贬值了一半，2000基普也只够勉强买根冰棍，我们不得不习惯于在人民币和基普之间进行千倍万倍的心算跳跃。
万象有时又令人想起越南，因为街道两旁的建筑物前总是飘扬着两面旗帜：老挝国旗和老挝人民革命党党旗。大号的镰刀锤子图案位于后者正中，提醒着你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没有存在感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人年事已高，默默无闻。他们并不恐吓人民，但也不允许任何争论。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效，他们也受到诱惑，跃跃欲试，几乎与越南同时开始了“革新开放”，几十年来的发展成果却远远比不上越南。今天的老挝依然是国际上公认的贫穷国家，大部分公共支出都要依靠外国援助。
原因相当复杂。当然有腐败的因素——贪污受贿是官场惯例，“回扣主义”已成佛教与共产主义之外的新兴“国教”；也有地理的局限——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没有海运港口，境内多山地少平原，农业也发展不起来；还有民族性格的原因——老挝人温柔友好，但并不十分勤劳。他们物质欲望很低，也大多不愿牺牲生活质量去赚钱，因此非但跑去泰国打工的人不算多，连农民也没有大量往城里跑。既然人民都如此“安贫乐道”，政府也就更可以理所当然地不思进取了……
最大的幽灵仍是战争的蹂躏。“地理决定论”固然无法解释一切，但命运的确从一开始就对老挝下了狠手。作为一个被五个国家团团包围的内陆小国，边界是它永恒的诅咒。于是所有人都来了，各怀鬼胎，前仆后继，像大雨一样落在逆来顺受的老挝人身上，把这个国家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
暹罗人在19世纪20年代入侵了万象，几乎将它夷为平地；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殖民了老挝，把它和泰国分开，与越南拉拢到一起;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控制了它；美国中情局组织的秘密军队在20世纪60年代操纵了它。与此同时，老挝国内的各个派系也为争夺权力而相互争斗。此外，越南人还想出了一个“天才”的计划：他们选择把运送军火物资的秘密补给线“胡志明小道”建在老挝，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于是在长达20年的越战中，名义上并没有参战的老挝却成了人类史上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国家。为了破坏“胡志明小道”，美国在10年间一共向老挝投掷了200多万吨炸弹，比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投下的炸弹还要多。老挝200多万国民被炸死20万，40万人受伤，70多万人从此失去家园。
美军当年投下的大多是集束炸弹。每一颗集束炸弹内有几百个小型子炸弹，每一颗子炸弹又可以炸裂成几百枚锋利的弹片，覆盖方圆数百米。更可怕的是，大约30%投放到老挝领土的炸弹没有立刻爆炸，相当于埋下了几千万枚地雷，任何一次误触都可能带来致命伤害。如今老挝三分之一的国土依然属于未经清理的高危区域，空袭结束后的40年中仍有超过5万人因炸弹而死，其中逾4成都是儿童。
第一次老挝之行中，我们去了丰沙湾参观石臼平原，还记得一路尽是大大小小的炸弹坑，在景区内只能小心地行走在白色标志之间——这意味着地面和地下的炸弹已被完全清除，红色标志以外则仍是危险地带。11年后，我们拜访了万象的矫形假肢合作企业（简称“COPE”）游客中心，里面展示着各种各样的假肢模型和为地雷受害者生产的众多实用器械，文明与科技之下透出另一种惊心动魄。很难想象2023年的老挝人依然要如履薄冰地走在自己的土地上，不死的战争幽灵在脚下蠢蠢欲动。几位美国口音的游客呆站在铺天盖地的假肢和炸弹前，双手在胸口交握，被迫服从于某种永久而确凿的谴责。
老挝若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先清理漫山遍野的炸弹；但清理炸弹又需要大量的资金，以及至少100年的时间；经济没有起色，资金又从何而来？对于贫穷的老挝来说，这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恶性循环。就像《三体》中的外星人用智子锁死了地球科技，几千万颗“哑弹”的存在也成为了封锁老挝发展的咒印。
在与魔鬼共存的日子里，老挝人只得将它们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必须冒着巨大的危险到田间耕作，甚至硬着头皮去干捡炸弹、拆炸弹的活儿，把弹片、弹壳、火药统统拿去卖钱。在遭受轰炸最严重的地方，人们还会将拆解后的弹壳做成各种生活用品——栅栏、花盆、凳子、锅碗瓢盆……甚至连房子都用集束炸弹的外壳做支柱。
这固然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是被无奈和贫穷主宰的生活，但其中也不乏优雅之处。他们在炮弹里种花，把弹壳打造成精致的餐具和装饰品，随处可见的审美追求透露出对自身的尊重。故地重游，我仍然惊讶于他们的沉静与豁达——连“COPE”放映的纪录片中不幸被炸掉一条腿的年轻男子都有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仿佛早已准备好领受命运的毒箭。这究竟是小乘佛教的精神教化，还是生存策略般的麻木认命？
无论如何，在被世界遗忘的日子里，生活仍要继续，战争的阴霾被热带阳光和佛教经文耐心地洗刷。“越南人种水稻，”一位法国殖民者曾说，“老挝人听水稻生长。”这里的人民不像朝鲜人那样挨饿，也没有中国人或越南人那种雄心勃勃的欲望。他们的政权似乎也和人民一样，有种温和麻木、飘忽不定的无用之气。谁知道呢？也许它将是地球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动力去推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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