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去埃及旅行是“遗愿清单”上的一项。我和铭基早已把它从清单上勾掉，但我的妈妈还没有。事实上，她身边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已去过埃及，唯独她没有。年过七十，事不宜迟，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决定陪妈妈完成人生梦想。
自由行在埃及并不难，却也不算容易。对于十七年前在那里遭遇的旅游陷阱和恼人刺激，我还有着可怕的记忆。好吧，和印度相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但要和出租车司机讨价还价斗智斗勇、同时第一百零一次拒绝那些叫嚷着“one dollar”的小商贩和看门人也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更何况如今偕老带幼，感觉就像升级打怪、自投罗网……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与精神健康，我和铭基达成共识：放弃自由行，投入“定制小团”的舒适泡泡。
随着出发日期的临近，我越来越焦虑。小红书上大概有几百个埃及中文导游和旅行社，可没有一个拥有一致的口碑。在时间的压力下，我们最后勉强选择了一家，然而仅仅通过前期微信的沟通，已能隐隐察觉两种文化与两套截然不同的人类存在经验之间的张力；实际的接触碰撞又将是怎样一场挑战？去往开罗的飞机上，前面的埃及大哥一人占了三个座位，还要全程把座椅放倒在我的脸上。我绝望地闭上眼睛，觉得这一切也许纯然是荒唐愚行。
航班太早抵达，酒店无法入住。于是，突然之间，神志不清的我们就站在了三座金字塔面前。“它们有点像旅游陷阱，”曾经的英国同事在我第一次去埃及前如是说，“但非去不可。”很难不同意，即使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不只是被时间机器瞬间向前弹射了几千年，我们仿佛也被弹射到了一处非地球的所在。清晨阳光下的金字塔群好似蜜金色的海市蜃楼——沙漠星球上高耸的石碑，点缀着一队队雄壮的骆驼，开罗城在它们的脚下徐徐展开。在漫天黄沙与空气污染的共同作用下，天空、沙漠、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和棕黄色的现代建筑看上去都由同一种物质制成，仿佛建筑只是饱含沙尘的空气结晶而成的固体形式。
金字塔会扰乱人类的时间感。你的时间标尺不得不拉伸并延展到千万年的长度，那种不可想象的距离感令人肃穆凛然。在时间线上，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距离今天的我们，要比她距离胡夫金字塔建成的时间更近。当罗马人到来时，金字塔已经是一个古老的旅游景点了。
想象一下，公元前48年，克利奥帕特拉和凯撒在一艘豪华游船上沿着尼罗河旅行。“它们有点像游客陷阱，”或许埃及艳后也会对凯撒大帝说，“但非去不可。”
妈妈很兴奋。毛衣也是。“我要去埃及了！”临行前一个月，她已向所有的老师和同学宣布了这一重大消息。去年学校举办“书中人物装扮日”，她选择的角色正是埃及女王。我发现人类对古埃及的一切就是有种仿佛源自DNA的天然迷恋，几千年来络绎不绝的游客像被磁石吸引而来一睹上古世界。
严格来说，埃及应该是世界上仅次于苏美尔的第二古老的文明，但在我们的意识中，它以美索不达米亚完全无法比拟的生动形式存在着（这大概也要归功于埃及对希腊人和希伯来人的不可估量的影响）。那里有一长串的名字，简直可以拍成超级英雄肥皂剧：长着动物头的神祇、体弱多病的少年法老、死而复生的父亲、忠贞不渝的贤妻良母和邪恶善妒的叔叔。埃及是文化之根，是故事的源头和模板。它汇集了所有让人着迷的元素，除了爱恨情仇、权力争斗、穷奢极欲，还有神灵、冥界、巫术、符咒——随着我们长大，这些狂野的想象与虚构早已如晨露一般消散，但内心深处谁不念想那处失落的乐园？
又或许，对我们所有人而言，古埃及的魔力更在于它的永恒。变化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静止伫立的古埃及却站在变化的对立面。
中国人最熟悉的美国非虚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于2011至2016年在开罗生活，以《纽约客》特派记者身份报道“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所受的影响以及局势变化。在记录那段时光的《埃及革命考古学》一书中，何伟一开始就解释了古埃及世界观中两种不同的时间概念：
“Neheh”是循环的时间，与太阳运行、季节更替、尼罗河每年泛滥的洪水相关，它会反复重现；“Djet”则是静止不变的时间，每当一位法老死亡，他便进入“djet”，进入众神、寺庙和金字塔的时间。“Djet”有时被翻译为“永恒”，但它同样能用来描述“完满”的状态。也就是说，处在“djet”的事物已经完结，但不会消逝，而是永存于当下。也许这是对南方地貌的本能反应，何伟推测，“neheh”的灵感得自于尼罗河谷的循环，而“djet”则反映了沙漠的永恒特质。
现代人并不大能理解这些概念。我们习惯于线性的时间，一件事导致了另一件事。时间和重要事件的堆砌构成了历史。但古埃及人不重视历史，也不执着于预测未来。对他们来说，“事件”反倒是不可靠的，因为它们打乱了自然秩序。古埃及人视正常的时间为循环，表述着无止境重复的现在。他们根本不关心我们所看重的“发展”、“进步”、“权力兴衰”，而是热衷于想象某种“永恒”的国度。他们发明了“国家”的抽象概念，为神权和王权注入强大的政治与心智力量。而埃及法老国的确强大到足足存续了三千多年，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最久的政治实体。如此成就足以让相信进步、科技与体系的现代人感到不安——抑或着迷，因为它似乎证明了理性和知识是远比宗教与威权更脆弱的东西。
上古场所总是隐约有种威能犹在之感。眼前的金字塔群彷如古埃及人那永生的灵魂居住之所，他们见证了五千年的时光从头顶掠过，却毫不在意。我有种感觉，即使地球崩溃、人类灭绝，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仍会伫立在时间之外，等待新一轮的智慧生命，见证结局到来时的结局。
“旅行其实没有乐趣，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考验，”加缪曾写道，“如果我们通过文化来理解我们最私密的感觉——即永恒的感觉——那么我们就是为了文化而旅行。”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前仆后继地来到埃及：在消逝之前，我们渴望亲眼目睹那一直活在完满和永恒里的事物。
那完满和永恒之感也来自于历史的断裂。古埃及仿佛诞生于虚无，而后越过顶峰，又回归于虚无。最后一个自称为法老的埃及人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从那时起直到1952年，埃及被一波又一波的外来者征服，语言宗教彻底改变，文化习俗面目全非。如今开罗城内清真寺林立，一天五次的宣礼声定时响起。
我们很容易以为，古埃及人的血统早已在民族融合中渐渐流失。但遗传学、历史和考古学几乎已得出一个明确的研究结论：由新王国时期至罗马帝国时期约一千多年间，埃及人的基因并没有因为外来者的入侵和统治而受到多大的影响（反倒是在更晚近的时期不知何故获得了更多的撒哈拉以南族群血统）。也就是说，古埃及人仍然与我们同在。他们的直系后裔正在开罗的车水马龙中穿梭，前往有空调的办公室，或是在烈日下招揽生意。
可断裂的直觉又是如此强烈。眼前活生生的人群与神庙浮雕上那些侧身站立、僧侣般神圣肃穆的人物是如此不同，看起来可实在不像是法老们的后裔——尤其是当他们毫无顾忌地涌上来向你搭讪、推销或要求合影的时候。
埃及人似乎格外喜欢与外国人合影。尽管有些男人的目光似乎长着牙齿，尽管也听说过当地男性会相互比较谁的手机里“收集”了更多外国（尤其是白人）女性的照片，总体来说我仍视其为热情友善之举——只是第二十五次被人拦下时的确会开始有些烦躁。最难拒绝的是成群结队的孩子，大眼睛里满是好奇，热切得咄咄逼人，无礼中透着无辜。
“Photo？”他们比手画脚，争先恐后。
“One dollar!”有时我真想报复性地如此回应，好让他们知道人心险恶……
孩子们铺天盖地。通常由一两位老师带领，浩浩荡荡出现在各个神庙或景点，伴随着千军万马般的噪音——无论工作日还是假期。起初我认为这是学校额外开展的历史文化教育，但其耗时之长和频率之高不禁令人起疑。读了何伟的书后，我猜想另一大原因在于埃及人口的急速膨胀。据说当地的公立学校已经拥挤到学童们得像工厂工人一样轮班上课，而即便如此，每间教室还是得塞进大约一百名学生。没轮到上课的孩子们何处可去？或许只好徜徉在古迹中打发时间吧。
在老龄化、少子化成为世界性难题的今天，埃及却在经历人口大爆炸。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只占总人口的4.9%，街面上一眼望去尽是年轻面孔。日益攀升的出生率似乎也是革命的副作用之一：政局不稳让许多家庭比以往更不愿意让女性出门工作，结果更多女性留在家里，而留在家里就容易多生孩子。于是城市臃肿得好似快被撑破的袋子，从人类到动物尽皆生生不息，到处都是尚未封顶、裸露着钢筋却早已住满了人的房屋——为了逃避缴纳房产税（没有“全部完工”的房子可以不必纳税），也为了将来添丁进口时可以继续往上加盖三层四层五层六层……
讽刺的是，埃及的老年人口数量如此之少，却掌握着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力。在革命初期，何伟曾认为“人多就是力量”，相信年轻人所占的极高人口比例将彻底改变整个国家。渐渐地，他意识到他的前提出自备受局限的西方观点。而在现实的埃及，真正的权力来自稀少性，“丰富”反倒是人们浪费得起的东西。他最终得出结论：在埃及，年轻人很廉价。
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人群失业率高达34%，但被无知之幕庇护的学生们此刻依然兴高采烈。他们穿行于失落世界的废墟，在诸神与国王严肃的盯视下嬉笑打闹，举起手机热切追逐着外国面孔。在他们身后的浮雕上，法老虔敬地向阿蒙神献上贡品，书记员正在统计战争中砍下敌军手掌和阴茎的数目。很难想象他们对眼前这些后代有何看法，甚至也说不清彼此有百分之几血脉相连。古埃及人已经死了几千年，又鲜少以文字表明心迹，没有哪个活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连古埃及的所有朝代和名字都是在19世纪后期由外国人命名的，他们的历史几乎全由外人撰写。我们给他们创造的形象，有多少是依据镜中的自己？
在卢克索的哈布城，我们又一次被学生大军紧追不舍。不敢回头，只好一径往僻静处躲去。本以为已经“安全”，可我和铭基刚走开一会儿，回来时得知毛衣仍没逃过大军的包围。“好——多人冲上来拍照啊！”我妈描述着毛衣被淹没的场景，“最后是被他们老师赶走的，老师还跟我们道歉……”
毛衣本人的关注点却另辟蹊径。“他们也都是小孩，”她一脸不服气，“为什么他们都可以有手机？”
别了，那个神秘的、辉煌的、死去的埃及。也并不遗憾，在它的断壁残垣中没有任何伤感的东西。就像更古老的尼罗河一样，它早就泛滥并滋润了世界。历史断裂，但其文明的振幅波及和影响了全人类，实在让人很难执着于所谓“直系继承者”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一体，今天尤其如此——看着改编自（受古埃及多神教影响至深的）希腊罗马神话的漫威与DC电影，穿着“中国制造”的衣服，用着苹果和三星的手机。
“我当然是古埃及人的后代。”我们的导游H说，几乎被我的问题惹恼。尽管伊斯兰传统更强大也更切身，但他显然也引上古时代的历史为豪。当然，这是他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是他这份工作的根基。
在埃及旅行，导游必不可少，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可实话实说，H的工作表现只能算勉强及格。旅行之神没有眷顾我们，传说中知识渊博如教授、中文流利如母语的明星导游们大概只存在于小红书。第一天接机时，H一开口我的心就凉了半截——这么说吧，我们一两天后听习惯了倒也能凑合，但整趟旅途中毛衣几乎就没听懂过他的中文解说……
H三十来岁，身材微胖，下巴很宽，眼神精明，嘴角却总挂着一个疲倦而无奈的、自嘲般的微笑，还总像许多中国男人一样腋下夹着个手提包。据他说自己从事导游行业已有15年之久，起初做英文导游，16年去了开罗的孔子学院学习中文，之后便开始带中国游客。考虑到他只学了不到一年，能达到如今的中文水平也算是有小有天赋。也许我真正不满意的是他那有气无力的怠惰，那种纯为混口饭吃的工作态度——讲解时能少说一句话就绝不多说一个字，景区太大懒得走路便提前在某个点先讲完再打发我们自己看……我并不奢望他对自己的工作满怀激情，却也不用“躺平”得如此彻底？
H倒是知道“卷”和“躺平”这两个词——拜他的中国客户所赐。疫情三年他的导游事业几乎完全停滞，只得去一家中资企业当翻译，负责中方管理人员与埃及本地工人之间的沟通。“我不喜欢，”他一脸沉痛地摇头，“中国人太卷了！我很累！为什么这样？！我不知道！”
谁知道呢？没准这是种本质性的冲突：两种古老文明的不可兼容性。不过我看他也未见得有多累——至少还有时间和中国同事们打乒乓球呢。一说起这个，H可就不再有气无力了。“告诉我，”他假意求教，却难掩得意，“每个人都说，中国人打乒乓球全世界最厉害，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国人打败我？”
作为一个中文导游，H甚至都不会假装自己对中国的事物抱有好意。闲聊中我妈问起埃及人是否也喜欢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H点头肯定，随即又大笑起来。“不是因为喜欢！完全不是！”他的笑声中带着某种冷嘲热讽的骄矜，“只是因为便宜！可是，你们的东西质量太差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被困在歇斯底里的开罗交通之中。四周躁动的车流抽搐无序，汽车喇叭的合奏与司机的咒骂怒斥宛如高烧中的谵语。人们在路边推推搡搡挨挨蹭蹭，身后是宛若被轰炸过的街道、漫天飞舞的沙尘和顶部戳着钢筋、俨如烂尾楼的住房。因为我其实喜欢开罗，也因为我是个有礼貌的外国游客，于是我只是在心里对H说：大哥，看看你们自己吧！——尽管我也知道，埃及人从不怯于批评自己。
迫于朝夕相处的压力，就算不喜欢彼此，我们也不得不尽力以成年人的智慧粉饰太平。我已知道他无法让古老的墙壁开口说话，他的历史知识也不见得比我多出几分；于是放弃追问，也不再试图与他谈论失落的世界和失败的革命。我们在好奇之海中小心打捞着轻浅的话题，比如食物，比如天气，比如家庭。
然而有时候，就连如此“安全”的话题都难以接续。第一天见面H就告诉我们他有两个女儿，还给我们看了手机里的照片——一对分别是10岁和6岁的卷发漂亮小姐妹。“我想要儿子，可是没办法。”他耸肩摊手，脸上是一贯的、自嘲般的微笑。我闭紧嘴巴，努力不发表意见。过了几天，他却忽然提起另一个“刚出生不到一个月”的女儿。我和我妈、铭基面面相觑，心里直犯嘀咕：这到底一共是几个女儿？之前言之凿凿说“两个”的时候，难道忘了把刚出生的小女儿算进去？
“也说不定是私生女？”我跟铭基大开脑洞，“还是他有第二个老婆？”
没有必要再追问下去。我只要一趟省心的旅程，没想承担起更深入了解人类的责任。但这也更坚定了我对H的看法：他说的话得往洗衣机里甩甩再听。
一路上他有数不清的小动作：为了拿回扣拼命怂恿我们在某家店里买东西；进景点验票时发现他会在检查松懈时给成年人买学生票蒙混过关；坐热气球的项目导游一般不参加，他却施施然上来了，后来才发现他应该是把毛衣的指标换成了自己，又以毛衣年纪小不占位置为由说服了工作人员……对于他的各种花样，我们冷眼旁观却并不点破。与此同时，我几乎能看得见，他也一直在默默估量和试探着我们，并按照一系列精细复杂的刻度，在心中给我们的“小气”和“难搞”程度打分。
事实上，他还真在我们面前点评过中国各地的游客——“最小气的是上海人，最喜欢北方人……啊，四川人也不错”（此处纯属转述，不代表个人意见）……在若有所思的打量中，他脸上的笑意变得更加模糊，更加微妙。
前往红海的那一天，我们和H在卢克索的麦当劳吃了“最后的午餐”。麦当劳并不在原本的餐饮安排之内，但我们实在吃够了埃及菜和改良中餐，H也一口答应。那天阳光和煦，天空澄澈，卢克索神庙前的广场上满是正在觅食的鸽子，大摇大摆挡住去路。H伸手驱赶它们，大声说着蹩脚的中文：“鸽子！起飞！起飞！”
这句话让我们连笑了一个月。写到这里我仍忍不住微笑，彼时彼刻更是心头一软，在好天气的加持之下，几乎足以忘却所有咬啮性的小小不快。我们走进正对着神庙的麦当劳，喜洋洋彷如他乡遇故知。吃着汉堡薯条，大家礼貌性地聊天，H却突然说，平日里他一般不来麦当劳。原因很简单：麦当劳是美国的，而他不喜欢美国。
为什么不喜欢美国呢？原因同样简单：美国是以色列的朋友，而以色列是敌人，那么敌人的朋友当然也是敌人。
“所以你们看，我从来不喝可乐，”H指指他面前那杯芒果奶昔，“我不喜欢美国。”
我忍不住看了看他手里的半个汉堡。
“埃及人都不喜欢美国吗？”
“大部分不喜欢。”
“以色列呢？”
“以色列是最坏的敌人。”他咬牙切齿地说，第一次流露狰狞之色。“没有人喜欢以色列。”
“你认为埃及应该接收巴勒斯坦难民吗？”
“我们应该帮助我们的朋友。”
“所以，阿拉伯国家都是你们的朋友。”
“是的。”
铭基插进来提问：“那沙特呢？”
“是的……”他的脸皱成一团，“可是，也有点复杂……”
“因为沙特和美国也走得很近？”铭基追问，“它是敌人的朋友？”
H做了个无奈的手势，笑得有几分尴尬。
“哎呀，”我妈打圆场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那么多敌人……不要打仗，和平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妈又接着说：“麦当劳里都是埃及员工啊，提供了工作岗位这不是很好吗？”
H根本听不了这话。他愤愤地一扬手，如同驱逐一股恶臭。“美国帮助以色列杀死阿拉伯人，杀死我们的兄弟！杀死我们的孩子！”他越说越激动，“我们还要买它的东西，让它赚更多的钱，然后买更多的武器杀死我们？！”
其实埃及麦当劳是由本地人经营的加盟店，百分之百的本地公司。可是当然，头顶着标志性的红底黄M大招牌，它的美国“血统”不言而喻。每当中东爆发冲突时，美国的消费品牌往往第一个受到冲击。
后来我才注意到那则令包括H在内的广大穆斯林民众怒火中烧的新闻：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麦当劳在以色列的特许经营商宣布，它将向驻扎在对抗哈马斯前线的以色列士兵发送数千份免费餐食。尽管中东地区加盟店纷纷与以色列加盟店划清界线，甚至埃及、沙特、科威特、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的麦当劳门店都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了经济援助，然而愤怒的阿拉伯消费者并不买账，依然群起攻之、坚决抵制。回想起来，卢克索的那家麦当劳里的确没几个本地顾客，当时我还以为是口味偏好的问题……
愤怒与骄傲如内伤闪烁，使谈话黯淡。为什么不早说呢？我想问H。既然那么痛恨麦当劳，完全可以大大方方拒绝我们的邀请啊。可我没有问，也没再继续这个话题。争论没有意义。在这幅非黑即白的宗教寓言画中，人性只剩下复仇这一笔。尽管革命失败，经济每况愈下，但地缘政治和仇外情绪遮蔽了对国家前景与个人生计的忧虑。忽然之间，我也有些理解了何伟在某个采访中的直言不讳。他将埃及与中国比较，认为虽然中国人也常指责西方，但内心也隐隐知道有些错误是自己亲手造成，所以必须由自己来解决问题；然而在埃及，每一个错误、每一个问题都是别人的错——是美国人，是以色列人，但绝不是他们自己。
可是，这其中当然也有历史原因。埃及受到的殖民影响比中国大得多，就连埃及学（Egyptology）都是以一种殖民行动起家的，至今许多最重要的考古遗址依然由外国人主持发掘。历史的幽灵始终徘徊不去，有时甚至是以一种自相矛盾的形式：埃及人总是一边抱怨强人领袖又一边热爱强人领袖，而埃及现任总统塞西将军所做的许多事情，本质上与几千年前的法老们并无不同。
当我从自己的思绪中回过神来，却发现H已经不见了。不欢而散？“没有啦，”铭基说，“他去给女儿买礼物了。”
他回来了。手里拎着个袋子，如释重负，眉舒目展。“我每次出差，女儿都一定要我带礼物回家。”他假装无奈地笑着，却显然乐在其中。啊，我的心又是一软。不管到底有几个女儿，在他那反美斗士和伊斯兰主义者的人格之下，终究还是藏着一颗老父亲的心——至少，我希望如此。
又或者，一个人是或不是什么，从来不甚清晰。而只用自己的观点去理解万物却无异于一种暴力。
离别在即。大家聊着各自的行程，一边走出门去。我们将前往赫尔格达，在红海边躺平几天；H则搭火车回开罗，短暂休息一天便要再次开工，迎接一个中国大团。“我不喜欢旅行团，”他再次露出社畜的痛苦神情，“每个人都有要求！真的很麻烦！”
哎，人人都不容易。在埃及旅行常需早起（比如3点半起床坐热气球，4点半起床去阿布辛贝神庙），作为导游不得不长期起早贪黑，再加上埃及几乎终年炎热，夏天暴晒如烤箱，也的确是一门辛苦营生。我盯着他疲倦的眼睛和被马车钩子划破的牛仔裤，越看越让人有些共情。那些千方百计点点滴滴薅来的回扣，终究还不是为了养家糊口维持生计？此刻他又牵着毛衣的手，两人叽里咕噜地说着英语（是的，毛衣还是听不懂他的中文）。想到他对毛衣的喜爱和照顾，不禁还是心生感激。
告别的时刻终于来临，铭基把手伸进裤兜。我看到H脸上被礼貌掩盖的渴望，沐浴在埃及人最崇拜的太阳金光之下，完全就是伊索寓言里诚实良善的阿拉伯人。我和铭基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为了这一刻的温情，也为了捍卫南昌人和香港人的名誉，于是铭基二话不说，就掏出了与他的服务水平完全不成比例的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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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屈从于当地人的趣味，摆出cheesy的姿势拍照
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位法老埃赫那吞（aka埃及吴建豪），他在公元前14世纪进行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宗教改革，试图废除传统的多神崇拜，独尊太阳神阿吞。然而这场改革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的儿子图坦卡蒙继位后又恢复了传统的多神教信仰，而阿蒙神的祭司们报复性地将有关埃赫那吞的任何指涉都从石刻中挖掉了，直到现代考古学的发现才使这段历史重见天日。无论如何，埃赫那吞是一神教的先驱、大胆激进的政治家、张扬凌厉的神秘主义者，甚至被描述为“人类史上的第一个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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