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挪威,几乎每一个纪念品店门口都站着个怪模怪样的类人生物(雕塑),个头矮小,头发蓬乱,红鼻子长得吓人,还咧着个大嘴,笑得几分痴傻几分狰狞。它们是“troll”——巨怪、山妖、矮人、《冰雪奇缘》中的地精……整个北欧都流传着它们的传说,那些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维京甚至青铜时代。
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挪威的自然险峻而神秘,深山幽谷,林海茫茫,再加上漆黑的冬夜和奇异的极光,大自然那威力无穷的感觉令人心生敬畏,需要以超自然的故事来进行解释。
Troll外形各异,变化多端,生活在人迹罕至的自然之中,通常既危险又愚蠢。它们只在夜晚外出,因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就能把它们变成石头——或许这就是挪威多石头的原因。
就连它的舌头都变成了一处巨石。“Trolltunga”(被译为“恶魔之舌”、“巨人之舌”或“山妖之舌”)是挪威三大奇石之一,凌空横驾于Ringedalsvatnet湖面之上,如舌头般从千尺悬崖边缘突兀伸出。从侧面看,“舌头”似乎只是薄薄一层,仿佛随时会承托不住人的重量而折断。在社交媒体时代,集美景、戏剧性和危险感于一身的地方简直自带流量,引来无数游人在“舌尖”上打卡摆拍。
前往“恶魔之舌”的路途却漫长而煎熬。这是一条世界级的徒步路线,全程来回20多公里,普通人需8-12小时才能完成,中途(除了天然水源)没有任何补给点。徒步难度不算高,却非常考验体力。我们本因时间有限还在犹豫,谁知偶然间刷到官网(Trolltunga Adventures)有两天一夜的露营团,不仅提供向导、食物和帐篷,充裕的时间更令你得以避开高峰,体验清净少人的“恶魔之舌”,从容欣赏山顶的日出日落——光是想想便已心驰神往。刚好合适的日期还有空位,我们一冲动便报了名,硬是在本就紧张的行程中又生生挤出了两天,简直像是鬼迷心窍。
官网并没有说明年龄限制,交完钱我却忽然心里发虚,忍不住写邮件询问,9岁小孩是否适合这种强度的徒步。一位叫Mikael的工作人员很快回复了我,说他们团队徒步的最低年龄限制是15岁,否则便只能参加私人定制小团。私人小团需4人成团,也就是说我们最少要付4位的价格;但他可以给我们打个折,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专属于我们一家的私人营地,以及一位全程陪伴的私人向导。
我的心直往下沉,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让你多此一举!
“那……也只能这样了吧?”铭基无奈地说。
不不不,我不喜欢任何“私人”或“定制”的东西,也不想花那个冤枉钱。但自己的烂摊子还得自己收拾,我垂死挣扎地回复Mikael,附上已经付了款的预订单据,又把我那年龄不达标的女儿吹了个天花乱坠,说她如何身强体健久经考验,绝对不会拖大家的后腿,恳请对方重新考虑……
“对我们来说,了解孩子的体能和意志力是非常困难的,”Mikael毫不客气地反驳我,“我们遇到过很多次类似情况,父母告诉我们孩子多么健壮,结果却成了整个团队的灾难。父母通常不知道这次徒步有多漫长和艰难,尤其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年龄限制,因为我们要对整个团队负责。”
接着,他突然毫无征兆地话锋一转。“话虽如此,如果你能向我们保证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让你们参加这个团队徒步。”
于是我们就来了。尽管对毛衣的体力颇有信心,但出发那天上午,站在停车场的集合处,面对着同团的10位成年队友,以及前方未知的崎岖长路,我努力挤出微笑,却仍不无心虚地攥紧了毛衣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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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像朝圣者一样,低着头,背着包,跟随前面那个人的脚步穿越荒野。地势起伏而开阔,海拔随远处湖泊的轮廓变化而变化。上升的路段和平缓的路段交替出现,而前者又有不同的等级,被向导称为“丹麦台阶”(难度较低的)和“挪威台阶”(高而陡峭的)。
“这是在嘲讽我们!”丹麦女孩Camilla大笑着告诉我,“丹麦是个一马平川的小国家,我们最高的山也只有170米……”
地势平坦意味着适合农耕。我恍然大悟:“难怪你们有好吃的丹麦卷啊!”
Camilla一出现便成为全场焦点——活力四射的阳光甜妹,还牵着一只同样讨人喜欢的狗狗!一岁的Kiwi是新斯科舍诱鸭寻回犬,有着黄色皮毛和略显悲伤的眼睛,神情总在好奇和警惕间来回切换。毛衣一见到它便两眼放光——她终于不是团队里唯一的小孩了!她一个箭步就冲上去摸它,却直接被Kiwi吼了回来。
“No!Kiwi!No!”Camilla立刻喝止狗狗,一边忙不迭地道歉,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Kiwi生来就害怕小孩,一靠近就要吠叫,也令她倍感无奈。
毛衣的嘴已经抿成一条委屈的直线。为了改善两个娃的关系,Camilla拿出了狗狗零食,让毛衣喂给Kiwi。Kiwi安静地接受了。于是在之后的旅途中,零食贿赂勉强维系着这段脆弱的友谊。每每在接受贿赂后的一小段时间之内,Kiwi会记得它的新朋友,愿意接受毛衣的抚摸,允许她走在自己身边。然后,突然之间,时效到期,Kiwi好似瞬间失忆,立刻翻脸不认人,直到下一次贿赂到来……
毛衣却已经很知足了。一对夫妻带着一个比她更小的女孩经过,Kiwi顿时大吼两声。“妈妈,”她颇有些得意地看我一眼,“它对我就不会叫得那么大声。”
我对Kiwi感激不尽。有了这段患得患失的友谊,毛衣根本顾不上抱怨徒步的辛苦。一路上她紧跟Kiwi的步伐,观察对方反应,盘点零食库存,将漫漫长路切割成一小段一小段自带保质期的温馨时光。
石头越来越多。巨岩的斜坡似乎比泥土路出现得更为频繁。它们被砂纸般的冰川侵蚀了千万年,表面沟壑纵横。有时仿佛置身月球,一抬头又看见远处的雪山和冰川。徒步的人很多,还有不少人已从山顶折返,背着帐篷和地垫,显然已在山中露营了一晚。但人群丝毫无损山的威严,有时回头望去,色彩鲜艳的一个个小点在那片荒野中渐渐消失,像耐心的海浪吞没它的崇拜者。
幸运的是,天气好极了。一路毫无遮挡,甚至没有树荫,阳光炽烈,人被晒得眩晕。在挪威这绝对是种奢侈——旅行的那些天里,每当有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我都会看到人们抬起头来,一脸虔敬地迎接它,像没有明天那样享受这一刻。
其实气温并不高,我还穿着长袖长裤,团友们却已纷纷开始脱衣服。女生们只穿运动内衣,几个男生直接赤裸上身。年轻确实不一样,我酸涩地想。除了一位法国大叔,我和铭基是团里唯二的中年人。10位团友中美国人就占了6位,老乡见老乡,太多话想讲,一路上都回荡着他们的谈笑声,子弹般从我的耳边呼啸而过。
当你置身一个临时组建的多元群体,时间一长,脑海里不禁会蠢蠢欲动地冒出一些人类学洞察。比如,沉默是否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谈话中不存在自然的沉默、舒适的沉默或深思熟虑的沉默,而只有一种沉默,即尴尬的沉默。他们似乎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这种沉默。
“好吵。”铭基简明扼要地说。
甚至在一对一的交谈之前,我已经“被迫”知晓了每个美国人大致的来历:那对情侣在德国汉堡的普华永道工作;名叫Kathy的单身女孩最近刚被裁员;团队里唯一的黑人是高中历史老师;个子最高的男生正在gap year环球旅行中;最活跃话也最多的Jason住在波多黎各从事风险投资……
“在波多黎各做风投!”我悄悄对铭基说,“怎么听着那么可疑呢……”
好吧,我承认我对Jason怀有偏见。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他——他迟到了足足一个小时,整个团队不得不延迟出发,而他终于现身时居然没有一句道歉。好不容易出发了,他又开始上蹿下跳地找人聊天,自信满满,超大音量。当然,既是团队行动,聊天在所难免,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山野徒步本应是种静谧的洗礼,赋予一个人置身某种纯粹之境的无上满足;我渴望着那样的沉浸,结果却被迫聆听一个不知节制的声音,带着令人惊叹的自负。
在这群美国人里,只有历史老师Bryan看起来是个不擅交际的i人。团队集合做自我介绍时,他也是唯一只说自己来自美国、没有具体到某个州或城市的人。说真的,在我的经验中这也绝对是孤例。这么多年来,我在旅途中见过的美国人几乎无一例外,自我介绍时永远直称自己来自“纽约”、“芝加哥”、“加利福尼亚”、“德克萨斯”、“康涅狄格”……他们似乎想当然地认定,每一个非美国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有怎样的教育背景——对美国地理都足够熟悉,至少知道这些地名都属于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世界的焦点、宇宙的中心。
不仅如此,他们中有些人也习惯性地对别人刨根问底。许多次,对方不满足于我给出的“中国”这个答案,还要继续追问:“中国的哪里?”
“Nán Chāng,Jiāng Xī。”我会字正腔圆地说。
然后,整个世界就安静了。
果然,一做完自我介绍,Bryan的美国同胞们纷纷凑过去“教育”他:哎呀美国太大啦!你得说具体地名!
我看见Bryan低头嘟哝了句什么,不无尴尬地耸了耸肩。
后来徒步时,我和他有一小段路刚好走在一起。出于好奇,我便问他来自美国何处。
“匹兹堡,”他怀疑地说,“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
“为什么?”他听上去颇有些抗拒,“为什么‘当然’知道?匹兹堡又不是什么有名的地方。”
“钢铁之城,对吧?”
“哈,”他依然闷闷不乐地低着头,“早就不再是了。”
“还有匹兹堡大学,”我说,“我很喜欢的一个中国作家在那里留过学。”
“我的母校!”他惊讶地看我一眼,“那个作家很有名吗?”
“在中国很有名。”
“他叫什么?”
“王小波。”
Bryan停下脚步,拿出手机开始搜索。“Wang Xiaobo……”他依照我的提示打出名字拼音,“找到了!让我看看……他写小说,还有散文……Cool!我会找来看看的。”
他把手机放回口袋,态度终于缓和下来。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我很想拍拍他的肩,告诉他我完全明白:作为一个有自省能力的美国人,他敏感地察觉到他的同胞们做自我介绍时那不自觉的自负,于是选择了打破“常规”——尽管不为“自己人”所理解。如果我从未听说过匹兹堡,恰好就能佐证他的选择,证明不是所有人都理应对美国了如指掌,而那样的假设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现实却令人沮丧——我成了反面论据,他的道德自觉化作空中楼阁。
关于百无一用的敏感,关于无处安放的道德,我本有巨大的冲动想和他多聊几句,忽然之间却陷入一阵空虚。“深思熟虑的结果往往就是说不清楚。”住过“不知名”城市匹兹堡的王小波说。算了,继续走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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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团徒步的另一大好处是永远不会挨饿。一路上,三位向导不断向我们投喂各种零食——巧克力、饼干、果仁、葡萄干、鹿肉干……我来者不拒,边吃边哀叹一天运动量白搭。午饭在悬崖边享用,绿松石色的湖泊是佐餐风景,衬得三明治和热咖啡都更美味了。
三位向导中一位是波兰人,另两位来自丹麦,都是干练又稳重的年轻人,令人心生信赖。他们有问必答,但只在必要的时候说话,那种北欧式的沉静克制完全是团队里美国游客的反面。唯一的女向导名叫Sophie,一出场就不怒自威——“我的规矩是,”她紧盯着正和人聊得热火朝天的Jason,“我说话的时候,不希望有任何人说话。”
自此,我和铭基背地里都尊称她一声“Sophie姐”。Sophie姐永远戴着墨镜,背着高出她两个头的背包,几乎从不大笑。也许,在北欧的寒风中,像美国人那样绽放灿烂笑脸是行不通的——你的门牙都会被吹得生疼。
不知吃了多少次零食,甚至都没觉得累,我们已然来到山顶。又走了大约一公里,只听见前面一阵小小骚动,“恶魔之舌”蓦然出现,像蛋糕顶上的那颗樱桃。它正是照片中的样子——冰川的杰作,时间的遗迹,像悬浮在半空的一条舌头,散发着奇特而危险的魅力。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把自己送上恶魔的舌尖,在其上辗转腾挪,使出浑身解数,只为拍出一张“人生照片”。
据说在高峰时段,光是等待拍照就得排队至少一小时。我们到达时却是黄昏时分,当日来回的徒步者大多已踏上归程。“你们想拍多久就拍多久,”Sophie姐正色道,“但我的建议是别干傻事。”她指的是在“舌尖”上做危险动作,就像我一直想做的:坐在悬崖边缘,双腿垂挂半空。
大家都沉默了。从拍照的角度(几十米外的一个不那么危险的悬崖)望去,那个反重力的岩石结构看着的确岌岌可危;而四周没有任何安全设施,唯一的屏障就是每个人自己的谨慎和理智。2015年,有位澳大利亚游客在此拍照后不幸失去平衡坠崖身亡,光是想想就令人头皮发麻。
“你有见过什么意外发生吗?”有人问Sophie姐。
“没有致命的,”她耸耸肩,“倒是见过一个男人打算在恶魔之舌上求婚,戒指都放口袋里了,结果事到临头腿一直抖,怎么也不敢上去……”
又是一阵沉默的观望。有个疯狂的女人正在“舌尖”上试图倒立,双腿缓慢地抬高,伴随着清晰可见的颤抖……我的胃里一阵抽动。
美国女生Kathy突然下定决心般站起来。
“别骂我,”她把手机交给团友,“自打第一眼看到恶魔之舌的照片,我就发誓有一天要把我的腿从那条舌头上垂下来。”
大家都陆续去排队了,一边等待一边讨论构思拍照的pose,力求拍出“人生照片”——为了精益求精,通常都不会只拍一次。有个白色头发的欧洲男人把相机三脚架支在对面,然后来来回回地折腾,至少拍了7、8趟,看起来仍没拍到满意的照片。还有把山地自行车推上悬崖的,让狗狗跳起来扑向自己的,摆出双人舞造型向后下腰的……这样的时刻很难不让人想起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这位上世纪的哲学家不可能知道抖音和Instagram,却如此精妙地捕捉到了我们现在的处境。他说现代生活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真实的世界沦为影像,影像则成功地使自己被认作是卓越的现实。景观社会不仅仅是影像的集合,更是人与人之间以影像为中介建立起的关系——一种已然物化的世界观。我们的社会生活被景观商品化,我们的存在也不再由自己的真实需要所构成,而是完全服从于景观的统治,变成一种以展示性为目的的需要的堆积。
旅行不也是如此吗?想想我是怎么来到挪威的——一切始于那几张壮丽的峡湾图片,然后我便掉进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兔子洞,一张图片无缝切换到下一张,接着是一个接一个自动加载的视频,永无止境的景观牢牢锁定着我的注意力。看着影像中的人们在“恶魔之舌”上旋转跳跃、颠足球、弹钢琴,一个念头几乎发自直觉:我也想要拍出那样酷炫的照片。
是的,我们终会认同并强化我们所消费的内容。人与旅行的关系也发生了异化:旅行不再是感受和体验,而是出自类似“策展”般的需求,为完成“出片”的目标而劳作不止。景观是一场永久性的鸦片战争,就像一场梦、一种群体性精神病。
舞台般的万年奇石上,我清醒地看着自己从众和发疯:喊着口号,指挥全家人依次摆出事先商量好的pose。亲临实地的感觉反倒不大可怕,因为“舌头”比照片上看起来更宽,还微微向上倾斜,不走到边缘其实看不见万丈深渊。毛衣原本坚决制止我做危险动作,最后一秒却忽然改变主意,要求和我一起坐在边缘。我们小心地一点点挪到悬崖边,垂下双腿,不敢朝下看,只是一径极目远望,只见群山如盆景般微缩,视野直达峡湾彼岸。肾上腺素在血管中搏动,冒险自有其精神奖赏。
而在退回安全地带后,这种愉悦的恐惧才真正达到巅峰。或许这正是人们喜爱登山的原因之一:人有自毁倾向,又被理性所保护。险峻陡峭之地,能令人联想到自毁的情形,却又不至于受到真实的伤害,于是进入某种不无享受的眩晕,强烈地感到自己活着,仿佛险些丧命。
悬崖另一端,帮我们拍照的人是Jason——那个之前一直被我吐槽的美国人Jason。事实上,他一人承担了我们团队大部分成员的拍照重任,取景构图毫不敷衍。“没问题,当然没问题,”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应着大家的感谢,“我自己旅行时找人拍照,常常被拍得一塌糊涂,所以我告诉自己,绝对不能辜负别人的期待……大家都是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当然想要拍出像样的照片。”
我心虚地对他笑了笑,又一次在心里扇了自己一巴掌。为什么我总误以为年纪会催人成熟呢?事实却是我仍在一如既往地妄下断语。明明是同一个人,不符合我的利益时,我嫌他“聒噪”,反之则变成了“热心”。偏见是回旋镖,我眼睁睁看着它半路掉头扑面而来。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那个白头发的男人?”Jason仍坚守在拍照岗位上,一边跟我絮絮抱怨,“他已经是第十次上去了吧?”
“是吧。”
“太自私了!”他气愤地摇头,“那么多人等着拍照,为什么要这样耽误别人时间呢?”
说曹操曹操到。一抬眼,那个白头发的男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Jason回头跟我说着话,完全没留意到对方。
“两三次我能理解,十次是不是太过分了?!”他兀自大声说,“他到底要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啊?!”
我拼命朝他使眼色,好半天他才会意,一转身,正与那个男人四目相对。
“当他的面我也敢说,”Jason还在嘴硬,声音却低了下去,“他确实是自私嘛……”
白发男人继续朝我们走来,手里拿着相机。我的心都跳快了一拍。
“不好意思麻烦你。”也许他听见了,也许没有。他的目光扫过我们,最终把相机递给了铭基。
“我在三脚架上试了很多次,可是好像有什么问题,一直没拍上……能不能请你帮我再拍一次?”
我和Jason对视一眼,又同时移开了目光。他的眼神里有几分愧意几分怀疑,但没再嘟哝,只一径用手机找着角度。回旋镖正中眉心,我们微不足道的人生里又有了微不足道的领悟,像一段走了点弯路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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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恶魔之舌”继续行走一公里,终于抵达我们的营地。山顶的风景与山谷间迥然不同,嶙峋的石头路不见了,眼前是大片丰润的草地,潺潺溪水滋养着紫色和黄色的小花。也许是北欧夏夜的阳光,又或者是1200米的海拔,这里的光线有种超凡脱俗的质感,柔和而澄澈,弥漫着完满的意蕴,仿佛发自神明。
我们的帐篷就坐落在山崖边,属于“半永久”设施,里面的睡袋也长期不更换,睡觉时需要套上一层干净的内胆——和食物一样,这些日常补给也都由向导每日辛苦背来。我们一家三口被分到两个帐篷,毛衣迅速独占了一间,令我和铭基都松一口气——她从小睡觉就360度旋转踢人,我们从来不敢跟她同床共枕。
晚饭是浆果果酱配面包和炖驯鹿肉配米饭。都是向导在“厨房帐篷”里现做的,味道相当不赖。用餐环境更是无与伦比:四周是巨大的山脉和冰川雕琢的岩石,湖泊在脚下被它们分割成抽象的图案,那闪闪发光的绿松石色如迷药一般,将所有思绪搅成一片绿松石色的空洞。抬望眼,雪山的纯白条纹像慵懒的笔触一样划过天空。每个角度都是惊人的风景,在某程度上,美令人精疲力尽。
我知道这是一期一会的幸运。阳光会让人忘了大山能有多凶险,我们看到的是它最仁慈的一面。可这也只是人类赋予它的情感,事实上它既非善良也无恶意,只于存在和延续中兀自欢悦。无论是山石冰川还是阳光雨雪,它们压根对人类漠不关心。这里的风景早在我之前就形成了,我走之后它还会在这里,永远不会老去,迎接四季轮回,漠然重复着它不以为意的美。奇怪的是,这种强大与无情——以及相对应的人之微渺——对我来说反倒是种安慰。
晚饭后天光依然明朗。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居然又开始了一次小徒步,去往山顶之上的又一个小小山头,在那里观看日落,以及一个类似“布道石”的奇形怪石。日落是永恒的奇迹,金色余晖缓解了严酷,棱角与沟壑都渐渐变得柔和。我们不断发出惊叹,而那个我已忘了名字的丹麦向导就这么静静站在一旁,嘴角挂着老父亲般的笑意。
我忍不住问他,当徒步登山成为日常工作,是否仍会惊艳于眼前的美景?
“这是我第45次来到这里……”他沉吟片刻,却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喜欢看大家脸上的表情,你们的震惊和兴奋会让我一次又一次地重温我自己第一次看到这风景的感受。”
他的话让我久久难忘。我觉得他道出了某些事物的本质:当我带着父母或孩子去往我喜欢的地方、体验我珍爱的体验,我也是在以他们的名义和他们的眼睛重新感受这一切。
回程时与来自波兰的年轻向导闲聊起来,他说自己还在上大学,本来就爱好徒步登山,趁暑假来挪威打两个月工,既能爬山又能挣钱,工作安排也不算辛苦,简直两全其美。另两位全职向导则都早已大学毕业,行前自我介绍时还特地说明了所学的专业——显然都和徒步或旅游业毫无关系。有时不得不羡慕欧美人的这类“特权”:人均手握一个本科甚至硕士学位,也可以主动选择去当体力工作者。住在英国时也常见到在餐馆或酒吧工作的年轻人甚至中老年人,谈吐不俗,不求“上进”,“浪费”学历而心安理得。这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更有“职业平等”的思维,更是因为有社会保障体系为其托底——既然滑落也不至于粉身碎骨,那又何谈“阶层滑落”?
看看Kiwi的主人、丹麦女孩Camilla。她刚从哥本哈根大学的兽医学专业毕业,即将开始硕士课程。“所以我需要在开学前赶紧多打工赚点钱。”她如是说,可我一点也看不出她的迫切——这不是还在挪威徒步旅行吗?事实上,闲聊中我发现Camilla已走过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徒步路线,包括远在秘鲁的印加古道。作为一个二十出头还在上学的年轻人,这样的“奢侈”远非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同龄人所能企及。丹麦的平均最低时薪大约折合人民币116元——即使同为“牛马”,有些“牛马”却显然生在罗马。我非常喜欢Camilla,她是那种会让我这样的中年人心生“这要是我孩子该多好”之念的年轻人——善良而不幼稚,活泼而不鲁莽,整个人热诚明快,像颗小小的太阳。我能想象在之后的人生中,她仍会一直这么闪闪发光,背后是福利国家那张巨大的安全网。
回到营地居然还有节目。悬崖上生起了篝火,大家围坐在鹿皮垫子上,喝着向导现做的热巧克力,自己动手烤棉花糖。闪烁的火光中,每个人的脸都变得模糊而动人。经过一天的相处,现在我看他们时,目光中已多了一种接近温柔的东西。是的,大家彼此仍不熟悉,我们之间仍有隐形的墙壁;又因世界越来越分裂,即使来自同一个国家,交流时也需小心绕过某些话题。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地停留在最安全的浅水区,谈论着将我们这群人连系到一起的东西:大山、徒步、世界各地的卓绝风景。这样已经很好了,现在我打心眼里这么想。我渴望走进大山,走进旷野,与那辽阔无际的世界息息相通,哪怕遇见山妖也没关系。而这些素昧平生的人们也与我有着同样感受,怎能不珍惜彼此的相遇?
Jason在极力夸赞毛衣的体力,对她大吹“彩虹屁”。“你是什么时候变成世界上最酷的9岁小孩的?”他故意装作大惑不解的样子,“是一直都这样,还是8岁的时候变的?”
这话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毛衣已经被夸得飘飘然不知所以。得知她丢了kindle,Kathy问她“那我们有没有吸取宝贵的教训呢”时,她下意识的反应是拖我下水——“我妈妈也丢了裤子!”
当夜色深沉到某个程度,大家便心照不宣地开始讨论一个同样深沉的话题,关于如何在营地上大号。有那么几个瞬间,我好像被传送回了13年前委内瑞拉的罗赖马。但斯堪的纳维亚毕竟是高度富足文明之地,营地里竟有个专门作此用途的帐篷(被大家称为“Poo Tent”),里面赫然是个锃光瓦亮的马桶!Sophie姐向我们讲解过其使用方法——不得不说规矩颇多,有时“文明”也令人倍感压力。大家谨慎地观望着,没人敢轻举妄动。晚饭前我一咬牙勇闯“Poo Tent”,发现即使弯腰坐在马桶上,头还是会被帐篷压得抬不起来,别扭的姿势令人便意全无。听我这么一描述,团友们都陷入一阵绝望的沉默。
“可是我已经两天没有……”Kathy说。
“我也是……”我说。
“不能在外面……对吧?”Camilla说。
“该来的总得要来。”Kathy作视死如归状,又朝我们投来狡黠的一瞥。“不过,知道你们也不大好,我就感觉好多了。”
睡觉前,我们就着从石缝中汩汩流下的山泉水刷牙洗脸。水冰冷刺骨,我龇牙咧嘴草草了事。上次在野外露营已是太久以前的事,我的大脑兴奋,身体却迟迟难以适应。被困缚在那个蝉蛹一般的内胆中,我几乎动弹不得,只得僵直地躺在黑暗里,闻着那历尽千帆的睡袋散发的可疑气味,听着身边铭基和隔壁帐篷里毛衣传来的呼噜二重奏,绝望地等待睡意降临。时间缓慢地流淌,外面风吹草动,静默分外鲜明。帐篷内的温度不断下降,几乎肉眼可见的寒气如潮水漫涨,从睡袋上冲刷而过,终于浸没我暴露在外的口鼻,又一次令我意识到未经“武装”的肉身是何等不堪一击。在被失眠放大的感官里,那体悟如此强烈,近乎痛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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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睡着过。好在天终于亮了,我哆嗦着爬起来,像土拨鼠一样从背包里刨出了羽绒服。向导轻轻敲着帐篷,给我们送来热咖啡和燕麦粥。昨夜那横扫一切的冷酷与荒芜消失了,晨光中的群山舒展绵延,我仿佛重被接纳其中,再次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下山前,我们仍有机会重访“恶魔之舌”。经过山中一夜,我对挪威传说中的恶魔或山妖有了新的理解:山里的确像是住着充满敌意的超自然之物,而它们也完全有理由因领地遭入侵而勃然大怒。
如果说前一天徒步感觉相当轻松,一夜没睡,今天身体终于发出了微弱的抗议。一路岩石密布,下坡很容易崴脚,膝盖也开始隐隐作痛。愿望已然达成,新奇感烟消云散,团友们都进入了某种灵魂出窍的状态,连Jason都失去了他那神经质般的活力。大家默默无语地走着,机械地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前面,发出沉重的喘息。人类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我忍不住想,为什么会选择自讨苦吃?长跑、登山、铁人三项、极限运动……其中肯定存在某种心理机制,抑或是不受我们控制的力量,令人心甘情愿地受苦受难。也许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两千年前,第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便死于精疲力尽。作为一个月跑量大约120公里的初中级跑步爱好者,有时连我都能感到那危险而诱人的死意。
但硬币的另一面也可能是置之死地的生之确证。不求回报,无需“胜利”,只为证明自己有能力超越自我的极限。而唯有在那逼近极限的“濒死”之时,人才更强烈地确知自己活着。有时我甚至在想,挪威有着严酷的自然,以及世界上最漫长而黑暗的冬天,很容易令人萌生死志;而挪威人之所以如此热爱户外运动,上山下海滑雪溜冰无所不能,或许也正是出于某种演示性的狂热,某种需要确证自己存在的迫切?
每隔几分钟,毛衣就会问一次“快到了吗”,语气一次比一次更摇摇欲坠。到了那段陡峭的“挪威台阶”,连Kiwi都难以抚慰她的幼小心灵。当然,走到了这里,终点已近在眼前。我心情矛盾,既渴望完成路线,又不舍离开山野。我知道当徒步结束,我又会一头扎进手机,任凭自己被海量的糟心新闻所淹没。奇怪的是,当身在山中,除了拍照,我甚至根本想不起要打开手机。人们总把躲进山野等同于逃避现实,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正是想要活在真实里。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错,但我们已被社会性吞噬,忘了自己其实仍是动物,需要时不时离开人造世界,在自然中重新汲取能量,与自己古老的往昔连接。
我看向身边的团友。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我们都不是最幸福的人。我们花了太多时间抱怨、审判、比较,思考还有什么想得到的尚未得到、还有什么本该或可以做得更好、外部的人和事物又是怎样妨碍我们得到更多更多更多……
但我们在挪威的大山里不一样。我们花时间享受简单的快乐。白绒球般毛茸茸的羊胡子草。冰川和流水将巨岩雕刻出波浪的轮廓。灌木丛里藏着毛衣和Kiwi都爱吃的野生蓝莓。阳光从参差的岩脊下方照来,形成金色的扇形穹顶。湍急的瀑布是大自然永恒的白噪音机器,山泉水清冽而甘甜。山中的一切都在重塑我内心的风景——是陈词滥调也是真心实意。在这个愤怒比快乐容易、怀疑比相信容易的时代里,山还我们以惊奇和满足的能力。它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提醒我们:人类不是衡量万物的标准,而那些在我们眼里未臻“完美”的事物,其中也有许多“刚刚好”。
它也是一扇传送门。走出大山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卸下过去那具残骸——贪婪、傲慢、怨憎、情绪消费的狂欢、解构一切的轻佻、党同伐异的硝烟和战火……带着山之馈赠,我们轻盈地回归日常,准备好去想象一个新的世界,以及渺小而真实的线下生活。
这是我最喜欢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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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恶魔之舌”还留给我另一样“纪念品”。
到达终点也即起点时,我看见有一个小团队正在路边整装待发。他们随身携带头盔、安全带、绳子和快挂,一看便知是要去野攀。一个念头呼啸而至:我也想以那种方式“沉浸”在山里,和岩石对话,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与山建立一种更具体的关系。
野攀的基础训练是室内攀岩。作为攀岩儿童的家长(毛衣已学了3年攀岩),我对这项运动并不陌生,但自己只尝试过一次便打了退堂鼓——我的臂力和指力都一塌糊涂,挂在墙上仿佛蚍蜉撼树。算了吧,你就不是这块料。很久以前我便这么告诉自己。接送毛衣的日子里,尽管也被岩馆生机勃勃的气氛所感染,尽管也为女儿找到了热爱的运动而高兴,却从未真的对攀岩动心。
现在我却莫名体会到了那诱人的召唤。它像一个贯穿乐曲的音乐动机,始终潜行在之后的日子里。离开挪威,我们原计划在伦敦待上8、9天,不曾想临时刷到了奥运会攀岩比赛的票,于是当机立断快闪巴黎。在那近乎完美的“流动的盛宴”中,在如火如荼的比赛现场,亲眼目睹人类在这项运动中的最高水平,以及她们千锤百炼后神一般强大的身体,我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大脑里鼓乐齐鸣。去呀,主旋律益发响亮清晰,去吧!
于是我真的去了,以一个初学者(而非家长)的身份再次回到岩馆里,然后迅速地爱上了这项运动——尽管第一次爬完回家,小臂酸痛得连门把手都转不动。现在本人正处于“人菜瘾大”的阶段,几天不爬便手心发痒,躺在床上大脑自动重温线路。有时会毫无来由地自言自语说“好喜欢攀岩”,像一场无人接收的告白。这样的魂牵梦萦令我自己都起了疑心,觉得或许真有某种山妖或恶魔的邪法在作祟。
为什么喜欢攀岩?因为攀爬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从一长串会爬树的猿类进化而来。因为其中有无穷乐趣,而最大的乐趣在于那种不断突破自己的体验。你觉得自己很差,这是客观事实,但每一次努力都有寸进,都令你更接近顶峰。回馈如此明显,让你对自己的潜力有了全新的认识。
因为攀岩也是脑力运动,需要在无数可能的路线和动作中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令我的“做题家之魂”熊熊燃烧。我也喜欢观察每个人的解题思路,面对同一问题时交出的不同答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独特之处,即使他们的技术水平千差万别。
因为攀岩是移动的冥想。它不是一个让你与任何事物对抗的过程,相反,绝对的专注能让你进入另一种存在方式。身体被推向极限,精神却得到深度休息,彻彻底底地活在当下。
因为它令你直面恐惧和失败。即使是无需保护绳的抱石,前进不得、悬而欲坠时也会有“一松手就死”的性命危殆之感。跌落和失败不可避免,如此频繁,你不得不学会把自我放到一边。到了后来,接受失败反而会给你力量,甚至觉得没有什么成功或失败,只有尝试和学习;而如果“成功”意味着要承担太大的风险,那么它就根本不是一个选项。这是我从未在考试中获得过的领悟。
也因为我终于可以和女儿分享同一个小世界的快乐。我们一起去岩馆,一起读线,互相鼓励。她比我厉害得多,足以当我的老师,这难得的“优越感”令她春风得意。岩馆的气氛也合我心意:我可以一个人爬线,享受孤独和专注;整个社群又是如此友善而包容,总会有人为你加油欢呼,与你分享挫败的沮丧和进步的可能。每次看攀岩比赛,我也特别喜欢看选手们赛前一起读线讨论的画面,那种团结和开放的氛围似乎和任何其它运动都不一样。
我仍在慢慢磨炼自己的技能,希望终有一天它能把我带到难以想象的开阔之地,学会山和石头的语言。阳光,树影,悠悠流云。微风,鸟鸣,绒毯般的苔藓和地衣。我的手指抠进石缝, 眼睛扫描石头的细节,身体在岩壁上平衡自己。抬头望向悬崖时,我所看到的不再是一片荒芜,而是一张活生生的脸,充满机会、陷阱和无限可能。人造的塑料玩具往往昙花一现,自然中的线路却很可能长存永驻。那正是我的心之所向——在广袤而永恒的高处,用身体去感受我在地球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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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伦敦
Home away from home. 想念伦敦不只是因为公园草地美术馆音乐剧,更是因为这里有家人一样的老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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