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得电影《降临》和原著小说的故事成立，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pair-Whorf Hypothesis），大致说来就是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只是个假说，在科学上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但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似乎能找到很多支持它的论据。
就拿贯穿电影的时间观来说，且不提外星人对于时间的看法，即便是在我们这个小小地球上，不同的文化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时间观。比如在中文里，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时间也的确如自然周期一般是循环往复的，更近似于哲学的概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周而复始，否极泰来”……现在不过是过去的重复，而未来又是现在的翻版；以基督教为传统的西方文化则认为时间有始有终,它始自创造万物的上帝，也必然随着末日审判而终结。因此在西方人那里，时间是线性的，它一去不回头，过去、现在和未来各自为政不可混淆。他们对于时态的变化非常敏感，甚至在英语中，time 可以与buy、sell、lose、measure等词语搭配，就像是某种可以人为进行切分或组合的具有实体性的东西。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本特别有趣的书叫做《天真的人类学家》，里面讲到喀麦隆的一个山地民族多瓦悠人的时间观。他们的语言中没有月、周、日之类概念，而是以现在为基准来推算日子。如果描述过去和未来，便要用到复杂句子如“昨日的前一天的再前一天”，因此几乎无法确认事件的确切发生日。这使得身为人类学家的作者万分抓狂——和人约定时间地点碰面，对方可能会在隔一天甚至一个星期后才露面。对于多瓦悠人来说，时间不是一件可安排的事，而是属于某个弹性颇大的领域。可是也许在他们眼里，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反而荒诞无比——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由时钟控制的“朝九晚五”制度之下呢？为什么要服从于一个严厉的“时间”上帝？
另一个身边的例子是“东南西北”。对于北京人来说，辨别东南西北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一种不言自明的常识。然而对于像我这样只分得清“上下左右”的南方人来说，这简直近似于超能力。当然，南方人的词汇中当然也有“东南西北”，但它们并不属于我们的日常使用范围，而更像是一种书面语言。在北京问路时，每次听见大爷大妈轻松地说着什么“过了这个胡同向西拐，再往北一站地就到了”，总不免从心底生出一股深沉的绝望，伴随着想要砸碎什么东西的冲动。
我还记得小学时来了一位父母都是北方人的转学生，她在主持学校活动时会说出诸如“请北边的同学们安静一点”之类的话，令台下的我们面面相觑——北？北在哪里？
可是，当我去了北京读大学，日常交流中对于这些方位词的频繁使用迫使我不得不努力地去理解它们的含义，我渐渐开始以大学校门的方向（东门和西门）为基准感受东南西北的位置。四年之后，我终于能够（在80%的情况下）理解胡同大妈们对于方位的指示了。然而，自从我大学毕业去了英国，这项“超能力”又渐渐地消失在了另一种没有给“东南西北“留出位置的语言系统之中。
可见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隐含着一种世界观，一个族群特有的思维方式。就像每种语言中都有一些很难翻译的词语，比如中文的“关系”、“面子”、“江湖”、“上火”、“矫情”……那些翻译中最难把握的精髓，往往正是这个族群独特思维方式的反映。
日语里的wabi-sabi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字面的意思是“侘寂”，但实际上的含义更为神秘和广博，可意会不可言传。可以理解为像接纳人生无常、生死轮回一样欣赏不完美世界中的残缺之美、短暂之美、感伤之美、非常规之美，也可指朴素、寂静、谦逊、自然。它是一种日本所独有的美学体系，也是最能代表日本文化特征的哲学。
日语中还有一些能够体现日本人性格特征的有趣词语，像是tsundoku（形容书买下后完全不读，新书堆积的状态），age-otori（形容理发后变丑的状态，我认为所有的语言都应当有这个词！），bakku-shan（背影杀手），burikko（形容那些在人前故意装娇弱、装纯情但实际可能并非如此的女孩子）……我所知道的最夸张的一个词是tsujigiri，可以翻译为“街头试刀”——为了试验刀剑锐钝，古代日本武士夜晚站在街头随机杀人的一种行为……我一直在想：究竟有多少日本人干过这事儿，以至于需要特地为它创造一个词语啊？！
我还听说，德语里有专门的词汇去形容独自待在树林中的寂寞感，对于废墟的迷恋，一张欠揍的脸，或是因为心情低落而暴饮暴食长出的肥肉；北欧国家的人们也特地创造出词语来形容大晴天在外面喝啤酒的悠闲状态，以及为了听到第一声鸟叫而在清晨早早醒来的这种（我个人难以理解的）行为；西班牙人只用一个词语就能描述脸上毛发很少的男人，吃完饭还留在饭桌上聊天的闲散时间，比“我喜欢你”多但又比“我爱你”少的感情，大自然那无法描述的美和魔力所带来的震撼；英语里有一大堆词汇来形容走路——walk，wander, stamp, stride, stagger, stumble……这在其它的西方语言中非常罕见，也许能够说明曾经的英国人是何等热衷于步行？又比如遇到生命危险呼救，中国人直接喊“救命”，英国人却只说“help”——或许正符合他们一惯的矜持心态，大有临危不惧之势……此类种种，都是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别在语言上的反映。
那么，当你掌握了一门外语，是否意味着你从此拥有了另一种思维方式？电影《降临》中的答案是肯定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也相信语言具有神秘的力量，至少，人们会根据所说语言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行为方式。捷克人有句谚语：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get a new soul.我爱这句话，它暗示了一种可能性——你无法拥有很多次人生，但你可以学很多种语言嘛。
长久以来，我一直都意识到自己身体里至少居住着两个人格。说母语中文时，我感性又懦弱，还有种懒散的酷劲儿。除了在相熟的朋友面前比较活泼健谈，其它大多数时候我都（并非故意地）有所保留，往往还伴随着莫名其妙的社交焦虑。我不想参加人多的聚会，害怕和陌生人交谈，每一个从我口中说出的词语都显得敷衍而不合时宜。我并不是真的讨厌人群，但如果可能的话，我只想拿着一杯酒躲在角落里观察所有的人，与背景融为一体。
在网络世界也同样如此。我甚至没有微博或豆瓣的账号，注册过facebook又纠结地注销掉。说实话，开始写这个公众号以后，我曾暗暗希望它永远不要开通“留言”的功能……
“反社会症候群。”铭基总是对我大翻白眼。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还多了一个心不在焉的毛病，也可以称为某种奇怪的目的性丧失。往往就在我马上要做我准备去做的事情，离实现某个计划越来越近时，突然之间，就像停电一样，我彻底失去了兴趣。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在我身上，尤其是去参加聚会之前。不论我有多么期待一个聚会，甚至享受选择穿什么衣服的过程，还是会在出发的前半个小时发现自己只想回家待着，需要凭借不可思议的意志力才能把自己推出门去。这已经不是社交恐惧的问题，更像是一种奇怪的让人停滞不前的超自然力量。
当然，为了能在现实世界中存活下去，就像“24个比利”一样，我也进化出了一些独门绝技。有时，当我需要出门“谈正事儿”，或是不得不接受采访的时候，我就会站在镜子前整顿衣冠，准备变身。
“我要派我的第二人格出场了。”我郑重地向铭基宣布。
“好吧，”他再次翻着白眼，“反正我跟她不熟。”
我的第二人格，基本上就是我说英语时表现出来的人格。她更积极，更开朗，更好奇，更自由。她很愿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更喜欢开玩笑，思考时又很理性，骂脏话和说“我爱你”都毫无心理负担。最惊人的是，她完全没有社交焦虑，从来不打退堂鼓，在聚会上可以跟不同的人聊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在微醺之后，英文更是流利，还忽然拥有了喜剧演员的天赋。（所以有的时候，当第一人格忽然开始大飙英文，她就知道自己已经喝醉并已切换到第二人格了。）
我的中文人格害怕成为焦点，上课时恨不得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英语人格却会在课堂上主动举手提问，演讲时以为自己正身处议会或唐顿庄园；在伦敦找工作面试的时候，英语人格一时兴起，会在面试官面前背诵济慈的诗句，中文人格可打死也干不出这种事；面临某种冒险或挑战时，中文人格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算了吧”，英语人格却总是无知无畏地“why not？”；中文人格也关心世界，但更多地抱持着一种独善其身的态度，英语人格却觉得从贫困、毒品、核武器到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全球变暖，统统都与自己相关……
这种感觉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女人以不同的语言占据了同一个身体。不光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也同样如此。当我笔下的文字显得格外情绪化或天马行空，通常那是中文人格的“杰作”，而每当文字变得理性、严谨、注重逻辑，甚至带有“翻译腔”，爱玩讽刺和黑色幽默……那就是英语人格占据了主场——这不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那样的时刻我是真的用英语在大脑里说话，再将它转译为中文……
最最夸张的是，有的时候，我的英语人格（顺便说一句，她的名字叫Jenny Fu）甚至压抑了“宿主”的某些天性——比如说，她残忍地剥夺了我吃鸡爪的乐趣。因为Jenny Fu忽然像她的英国同事们那样，对鸡爪的形态产生了恐惧的心理。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时，我觉得我一定是疯了，要么就是被魔鬼附了体。后来我和一个意大利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也曾被“魔鬼”附体——有一天，坐在餐厅里，他的英语人格忽然点了一个加了菠萝的披萨，差点把他吓得精神崩溃。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它说早在六十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在研究语言对于个性的影响。有一群住在美国的日本女性接受了测试，她们分别用英语和日语回答了一系列问题，结果令人吃惊。无论是什么样的问题，只要用日语回答，这些女性全都给出了安全保守的答案，然而转用英语时，她们的回应简直就像一群无政府主义的卡车司机……
我亲眼见到过这种矛盾的统一。大学时我认识一个英日混血儿，英语和日语都是她的母语，她能够随时在两种人格中自由切换——说英语时她是个典型的伦敦酷妞儿，机智敏锐，光芒四射，还微微有点放浪；可是一旦和日本朋友们在一起，Kate Moss瞬间变成山口百惠。孔雀收起了羽毛，连身体都好像缩小了两个号，说起话来轻声细语、含羞带笑。有趣的是，她交往了一个韩国男友，两人在一起只能以蹩脚的中文沟通，无论是谈情（“今天，我很多很多想你”）还是争吵（“你，见面女的朋友，我，没关系。所以，我，见面男的朋友，你，也没关系。明白？”）都显得努力而笨拙，就像身体里住进了第三种人格。
我自己学习其它的语言时，也能察觉到性格有微妙的变化，尽管还没到“人格转换”那么夸张的地步。比如说粤语时感觉自己精明市侩、爱发牢骚，说日语时又变得过分谦卑和礼貌。自从学了西班牙语，很容易被它自带的一股子疯狂劲儿所影响，一开口就忍不住耸肩摊手，伴随着加大两倍的音量和懒洋洋的豪爽。
西班牙语中的性别规则最令我抓狂又着迷。和中国人不同，西班牙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有着毫无道理但与生俱来的性别属性，包括没有生命的物体。桌子是女性，沙发是男性。牛奶是女性，面包是男性。大海通常是男性，但在诗歌和水手的语言中又变成女性。我常常觉得，相信一件物品有性别，肯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对世界的认知。
说到性别，西班牙同学Alvaro曾经告诉我，他们认为每座城市都有不容混淆的性别，尽管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激发了我们那帮朋友的灵感，从此开始乐此不疲地玩一个“将每个城市人格化”的游戏。我们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巴黎显然是个永远在怀念自己逝去美貌的坏脾气的老祖母，柏林是个四十来岁、很男性化的那种女同性恋，波士顿是成天喝得醉醺醺、考试却从不挂科的大学男生，伦敦则毫无疑问是个帅大叔，有体面的婚姻，私底下偶尔搞搞同性恋。而纽约呢，她要么是个满脸肉毒杆菌的50岁女人，但坚定地认为自己只有35岁，要么就是个不知道自己有精神病的女疯子。
“阿姆斯特丹是个胡子拉碴的时髦老爸，喜欢骑自行车，跟儿子一起抽大麻。”荷兰同学说。
“墨西哥城是个有暴力倾向的中年男子，”来自墨西哥的同学说，“但内心脆弱得要命。”
“曼谷是身材最火辣的21岁亚洲美女——”泰国同学忽然露出诡异的笑容，“with a penis！”
（顺便说一句，在泰语中第三人称没有性别之分，“他”和“她”都可适用。甚至连“男朋友”和“女朋友”都是同一个词。也就是说，你可以很自然地询问另一个人他是否有男（女）朋友，而不用事先揣测他的性取向。我常常在想，这究竟是泰国的性别宽容在语言上的反映，还是语言造成了这种宽容？）
当然啦，也有可能，语言之所以影响性格，不光是因为每种语言中特有的某些东西，还与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有关。就像在国内跟陌生人打招呼感觉怪怪的，但去西方国家就很自然，回国以后又觉得怪怪的。一个人往往通过自己所说语言的文化价值观来看待自己，我们总是万分在意他人的反应。
说到底，所谓身份认同，不仅在于你的自我感觉，更关乎你感觉他人如何看待你，以及这一点如何影响到你对自我的认同。所以我们在说母语时也许是个自信的专业人士，而初学另一种语言时却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蠢蛋。
尤其是当我们身处异国他乡，不单要用另一种语言生存，还常常遭遇全新的文化冲击。拿我自己来说吧，在中国的前20年，我从未遇见过某些情况——
我从未用英文面试找工作，参加商业谈判，和同事讨论办公室八卦，向老板辞职；
我从未租过房子，申请过信用卡，或是研究语意不明的宜家家具说明书；
我没有参加过酒吧竞猜（pub quiz），穿礼服去毕业舞会，在夜店跳舞至凌晨；
我从未和种族歧视者吵架，抽大麻，参加慈善义跑，看温布尔顿网球赛，在马路上摆摊儿，看没有字幕的电影；
我也从未试过站在Oxford Circus地铁站出口等人，10分钟内听到30多种语言在身边飘过……
有太多太多的第一次在异国发生，而每个第一次都伴随着第二种语言的使用，使用之后他人的反应，以及我们又在他人的眼睛里看到了怎样的自己。
那么，也许语言其实并没有多么神奇的魔力，也许塑造我们个性的并不是那些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术语和俚语。也许就算你把整部牛津词典放进大脑里，思维方式也不会发生任何改变。而只有当你将这些词语倾注在愿意倾听和回应的人的耳朵里，这种语言才真正影响到你是谁——更确切地说，你认为自己是谁。
番外：
顺便聊聊我的第三种人格，尽管它与本文主题并不直接相关。
在最近的两年中，我渐渐察觉到自己体内有第三种人格形成。其原动力来自于一个最近刚度过两岁生日的小不点儿——我的女儿毛衣。
在她出生以前，我，一个社交焦虑症患者，总是小心地避开所有不熟识的人的雷达，平静地生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可是自从她呱呱坠地，这种平静被打破了，我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以及一套全新的语言系统。
一开始，我是月嫂口中的“产妇”，紧接着又变成“宝妈”或“毛衣妈妈”——不得不说，第一次听到这些称呼的时候，“虎躯一震”尚不足以形容那种介于“叫谁呢这是”和“不确定是不是在骂我”之间的奇突感受……紧接着，各种此前我只理解其字面意思的中文词语劈头盖脸向我袭来，比如“吸奶器”，比如“纸尿裤”，比如“溢乳垫”、“尿布疹”、“黄昏闹”、“猛涨期”、“口欲期”、“分离焦虑”、“睡眠训练”、“蒙特梭利”……
伴随着对这种全新语言的掌握，我仿佛闯入了原来的世界所附带的一个秘密小世界，它的边界透明开放，却像穿着隐身衣——没有小孩的人看不见它，也不得其门而入。那里有许多熟人，如今是与我惺惺相惜的战友；还有更多的陌生人，也因为能以同一种语言交流而生出亲近之心。我发觉自己开始和陌生人聊天打招呼，还可以积极参与各种话题的讨论，从吸奶器的品牌，辅食的制作一直聊到儿童敏感期和幼儿园的选择……太令人吃惊了——一个热情、友善、宽容、具有极强同理心的自我，简直近似于一个说着中文的英语人格。
毛衣三个月大的时候，我因为带娃腰酸背痛开始去做按摩。前几次都是沉默寡言的第一人格在控场，可自从得知按摩师有个只比毛衣大几个月的娃，每次按摩我们都热火朝天地聊到最后一分钟；
搬到北京以后，我迅速地认识了小区里所有同龄的孩子，知道谁不爱吃饭，谁是小霸王，谁越睡越晚，谁周末去了哪里玩……；
由于她的可爱、可笑、可恨或无理取闹，在餐厅里、飞机上、旅途中，我不得不常与周围的人互动——无论是聊天还是道歉，努力承担起作为家长的责任；
我买了一大堆第一人格绝不会买的育儿书（尽管也没怎么看），身不由己地沉迷于0-3岁儿童的绘本世界；
我的周末开始献给公园、动物园、儿童乐园，以及各种第一人格永远不会去的地方。选择假期出游目的地时也开始将“是否适合亲子游”纳入考虑范围；
最近的端午假期，我们的庆祝方式是去看白雪公主木偶戏（！）以及恐龙儿童剧（！），而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在有小孩以前，我想象中作为妈妈角色的自己，是类似于人格化的阿姆斯特丹的存在——时髦，潇洒，随性，也许还赤着脚。嘿，孩子们，叫我Jenny好了！想象中的自我对毛衣的小伙伴们说，然后给每个人斟满一杯啤酒。
贯穿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我也一直在头脑中列一张清单，上面是那些惹人讨厌的家长的老生常谈，并且发誓，等我当了家长，绝不会对孩子说这些话——别碰那个！脏！不能挑食！不要浪费食物！不能去那边！危险！赶快去洗手！把你的房间收拾干净！有什么好哭的！别哭了！……
然后，当我的第一人格一个激灵，忽然意识到第三人格在半个小时内已经第16次重复“不能只吃肉！米饭也要吃！”的时候，不免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仿佛自己置身于某人正在撰写的一个故事中。
尤其是在毛衣渐渐接近Terrible Two（可怕的两岁）时，她忽然受到了神启，意识到所有的真理都存在于斗争和拒绝之中。从此她开始践行真理，像游戏中那种会升级的怪兽一样挑战我们智力与体力的极限。最可怕的是，她升级的速度永远比我们的反应快一步——就在你以为她吃软不吃硬的时候，她忽然又变得吃硬不吃软；当你认定她是个性格敏感脾气倔强的小姑娘，脆弱的自尊心需要被小心呵护，没想到转眼间她又变成了一个嬉皮笑脸厚颜无耻的家伙，遇到批评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而且这种斗争预计要一直持续到二十岁。我简直能够想象到她的青春期——拒绝穿外套，偷偷喝酒，去同学家过夜，房间脏乱得像个禁区，被那种一副痨病相的匪徒型男生吸引，认为父母永远无法理解她，每天需要至少12小时的睡眠，而且这睡眠不到凌晨两点是无法开始的……
我的第三人格无法接受这种“侮辱”，但第一人格最近开始说服她：有的时候，就像你在印度旅行的经验一样——得先认输才能赢。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度假，别人的爸妈戴着巨大的遮阳帽，悠闲地坐在沙滩上聊天喝椰子汁，一边看他们的儿子在不远处安静而愉快地玩着沙子，那画面如广告片般温馨而惬意。而我们的现实却是以一种别扭的姿势蹲坐在沙滩上，随时准备闪电般起身，阻止那个（在幻想中认为自己会游泳的）小怪兽以一种自杀式的孤勇冲进大海里……
听起来是混乱而狼狈的。可是说来也怪，那一天有好几次我都感觉到一种奇妙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情绪。由于这种感觉不大熟悉但也并非不愉快，我决定，如果再次体验到，我将视其为满足。
我猜想，这是那个阿姆斯特丹式的第一人格反过来施予第三人格的魔法吧。
以前有人问过我，生孩子是不是为了让人生更完整。我说二者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有孩子的人也无法体会没有孩子的人生嘛。可是！在这段人生旅途中我的确得出了一个结论：生孩子不一定会使人生完整，但绝对有助于人格的完善——拿我自己来说，第三人格将第一人格推出了舒适区，令她不至于真的成为一个反社会的自私鬼；第一人格又反过来用她那股散漫的酷劲儿中和了第三人格的“妈妈式焦虑”，认为家长也绝对有犯某些错并且得到原谅的权利……在充满了责任和义务的牛马生涯里，这可真是令人欣慰的发现啊。
那么问题来了——
你要不要也生个小孩来完善一下人格呢？
（此处请脑补我阴险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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