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果子什么样的花

乌云密布天空，

狂热的闪电在爆裂，猛然的雷声隆隆，

这时候，历史骑着一匹

注定了恶运的有斑点的马，

正奔驰而去。

一

《七十年代》是这次回国时我妈妈推荐的。当时这本厚厚的书就放在餐桌上，妈妈拿起来冲我扬一扬：

“看了这个，觉得自己当年简直活得像猪一样。”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七十年代早开始了四年，也早结束了四年。身为80后，我对那个年代只存在着所谓的“灌输记忆”。然而父母长辈的苦难史听得多了，这“灌输记忆”也居然变得刻骨铭心。爷爷和外公，一个当了22年的右派，身心受尽摧残；一个直接就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被关进大牢，最后屈死狱中。我的父母也便理所当然地成了“狗崽子”，人人得而诛之。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我父亲下放到农场开船，后来当起重搬运工时又从15米高处摔下导致左腿粉碎性骨折。即便如此，他还在偷偷做着从未间断的文学梦，疯狂地到处找书，贪婪地汲取知识。思考社会和历史的愿望，从未停止过。我妈妈则下放到农村当起了乡村教师，一个简陋的教室分成两半上着两个年级的课。一年级上课时四年级自习，一年级自习时四年级上课。贫瘠无聊的岁月里，很多知青不甘寂寞偷偷谈起了恋爱。也有一些人对妈妈明示暗示，觉得出身不好的姑娘跟谁都算捡了便宜。可谁能想到，这个出身不好的姑娘却早已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心理准备。置身于毛泽东所说的“广阔天地”，年轻的妈妈执拗地想：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歧视，不管是否要在农村待上一辈子，如果遇不上心仪的那个人，我绝不凑和，宁可独自一人走完这漫漫人生。

坚强勤奋的父母从来都是我的骄傲。正因如此，妈妈的那句“像猪一样”在我听来是那么刺耳。我拿起那本《七十年代》，看了看编者和作者的名字，立刻明白了一大半――

北岛、李零、徐冰、阿城、陈丹青、徐浩渊、王安忆、张朗朗、蔡翔、阎连科、翟永明、韩少功、严力、柏桦、范迁、王小妮。。。简直是一场武林大会，好奢侈的全明星阵容！

二

书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以后，心情却很复杂。

我赞同编者为了“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所作出的努力。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轻浮的。苦难本身也许并无意义，然而经过集体记忆的梳理，苦难也可以转化为一个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使得当事人和后来人从中获得内省的力量，并以此进行反思和凝聚共识。正如哲学家马各利特所说，即使这些记忆并不全然可靠，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作者不愿意直面那段历史，要么敷衍成文，要么巧妙地转移了话题。（比如柏桦。我如此喜欢的诗人怎么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然而很多回忆还是令人感动。最动人的当然是年轻人的人文追求和对自由灵魂的向往。张朗朗狱中办报热情歌颂“流氓”；北岛在黑暗中冲洗照片也同时冲洗小说；朱正琳和朋友出入各大图书馆一共偷出三千余册禁书；严力、芒克和北岛三人在颐和园的小茶馆里雨中联诗；阎连科的母亲一把火烧掉了儿子几年的心血之作；许成钢18岁就开始写作《试论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并在关押审讯濒临崩溃之际凭借对探索知识的愿望找回了生命的价值。。。七十年代并不是一潭死水，也并不只有一种颜色。它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雷声隐隐，是火山喷发前的暗流涌动。

我最欣赏的其实并不是他们在那个禁忌丛生的年代里进行了怎样的反抗，达到了怎样的高度，取得了何等的成就，而是这种活法本身，这种反抗的姿态和劲头。至少在审美的意义上，它们表达了青春的热情和对命运的抗辩。其实服从与不服从，也许并不都是理性的选择，而是饥荒之下的“生理反应”。连许成刚都说，即便是在怀疑和探讨的过程中，他当年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豪情，简单得和任何一个知青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体制之外的精神生活如此重要，以至于人们铤而走险，为了接近革命幻象所掩盖的那一点点若隐若现真实活泼的人性之光，心甘情愿地付出代价。正如陈丹青所说，“七十年代算得天地不仁，终于拿青春没奈何。幸亏年轻！”

三

可是，这样的回忆，这样的姿态，真的能代表集体的历史记忆吗？

和它恢弘的标题相比，这本书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小圈子的回忆录。《今天》和“星星“的幸存者，功成名就的文化界人士，首都那些由红色后代和知识分子后代组成的地下文化圈子。。。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全部？

有人形容这本书是“贵族诉苦”，我阴暗地觉得不如说是炫耀。当然不是针对所有人，可我确实能感觉到那种极力掩饰的高高在上的语气，那种“举世皆浊我独醒“的自以为是，那种北京孩子所特有的“面向中南海”的宏大叙事，甚至还有打着“回忆”和“精神”的名号来为自己如今的作品和名声作“诚信证明”的文化商人腔调。。。

我们早就开始怀疑一切，我们引领风气之先，我们为八十年代播下火种，我们小小年纪就开始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看了这么多英雄主义的铿锵论调，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妈妈的那句“看了这个，觉得自己当年简直活得像猪一样”，又饱含了多么深沉的无奈。

站在彼岸华丽的高塔上眺望当年的惊涛骇浪，那年的星月和航程是否真如你所回忆的一样？你往水里吐一口口水，星星的倒影马上就被打散。谁还敢说星星是真实的？连编者李陀也在前言里承认了这一点：“。。。在这些文字里，或隐或现展示出来的思想倾向是有很多差别的。这些差别，有的，明显是在当年就已经存在；有的，则是今天追忆的时候才形成的。。。”

正因为名人的回忆总免不了因为各种因素而造成的矫饰和回避，在编写《七十年代》这种历史回忆录时，我们需要更多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通人的声音，为莽莽苍生留下记录。我们不要成功人士前传，不要高高在上的精英历史。普通人同样承受了历史之痛，却总是在正史中无足轻重。这是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尤其是在我们这片充满禁忌的土地上。官方的主流言说代替了历史的民间传承，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将从此放弃记忆的权利。

四

在这长达近六百页的回忆录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徐冰、阎连科和邓刚的几篇文字。在成堆的诉苦、炫耀和上帝视角当中，他们为我展现了另一种思维方式，袒露了历史的另一张脸孔。

徐冰是艺术家，没想到文字也好，主要是好在真诚。他深深明白，讨论七十年代，是因为里面有太多太复杂的东西，是连亲身经历的人自己都搞不清楚的，而这却恰恰是价值所在。他毫不避讳地说：“除个别先知先觉者外，我们这代人思维的来源与方法的核心，是那个年代的。从环境中，从父母和周围的人在这个环境中待人接物的分寸中，从毛的思想方法中，我们获得了变异又不失精髓的、传统智慧的方法，并成为我们的世界观和性格的一部分。这东西深藏且顽固，以至于后来的任何理论都要让它三分。”

“毛泽东的方法和文化，把整个民族带进一个史无前例的试验中，代价是巨大的。每个都成为试验的一个分子，这篇文字讲的就是试验中一个分子的故事。发生过的都发生了，我们被折磨后就跑得远远的，或回头调侃一番，都于事无补。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在剩下的东西中，看看有多少是有用的。这有用的部分裹着一层让人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但必须穿过这层‘憎恶’，找到一点有价值的内容。”

仅凭这两段话，我就敬佩他。因为有太多所谓的“先知先觉者”，却永远停留在这层“憎恶”上，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去穿越它。

在《七十年代》中，当年是知青身份的记述者是绝大多数。在知青文学的叙述中，知青们是主角也是过客，而农民只是永恒的背景。而阎连科的《我的那年代》，却从与知青完全不同的农民视野出发。他犀利地追问道：“知青下乡，确实是一代人和一个民族的灾难。可在知青下乡之前，包括其间，那些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生存，他们数千年的命运，那又算不算是一种灾难？”

生长在河南农村的阎连科对于七十年代的记忆“不是革命，而是饥饿和无休止的劳动”。在他看来，城乡差别与史同在，知青们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在那片土地上千百年如此活过来的人们。农民的苦难无声无息却又真实沉重，然而他们却是革命主角的群体配角，“只是革命兴起时的必然牺牲和最终成就革命的辽阔地缘”。他文中提到的一些细节读来令人震惊，完全颠覆了“知青文学”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如知青们在村里不劳而获偷鸡摸狗，过着和度假一样的生活。再比如，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一个女孩子，女孩事后投河自尽。人命关天，可是男知青却并未受到什么处罚，只是道歉赔钱了事。而半年之后，一个农民企图强奸一个女知青，虽然并未得逞，却被认为是罪大恶极，轰的一声，被认认真真地枪毙了。

阎连科写的这些也许并不具有代表性，可看完之后，我完全能够理解他心中复杂的困惑和丝丝怨恨：“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毛主席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彼此平静，相安无事。”

无独有偶，来自江西贫苦农村的高默波也在文中感叹了城乡之间深深的鸿沟。以样板戏为例，他写道：“巴金的《随想录》中曾说，他一听到样板戏就心惊肉跳，成为一种典型的记忆创伤。可是我的记忆恰恰相反，它是我在农村中最好的记忆之一。”因为文革前就算有一百个戏，那也都是给城市老爷们看的。而在样板戏普及的“戏剧移植”过程中，广大农村老百姓却得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曲调上台演习，大大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农民也通过阅读剧本提高了识字和阅读能力。他说：“巴金的回忆不但写出来了，而且有很多人读，包括外国人；而农村人一般不写回忆录，不会写，写了也没有人看。于是巴金的回忆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经历，还成了历史；而占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没有记忆，也没有历史。”

可惜的是，在整本《七十年代》中，这种多角度的视野和思考，实在是太少了。

邓刚的《我曾经是山狼海贼》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篇。在满眼的“革命”、“苦难”之中，邓刚却以最浪漫的笔调讲述了一个属于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生动鲜活得简直让人能够尝到文中海水的味道。“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历史和人生的大舞台上，各种变化和浪潮此起彼伏，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历史只会记录那些汹涌的浪头，然而人生安稳的那一面才真正具有永恒的意味。爱情，便是那永恒的海平面。

五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于七十年代。”当《七十年代》的编者把这句话作为这本书的宣传语时，我更想问的是：七十年代开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花？结出的又是什么样的果子呢？

看一看中国的当代史，我们会发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这些历史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七十年代被普遍认为是荒谬的岁月和黑暗的年代，社会人心处于变革的前夜，可它同时又孕育着八十年代的火种，照亮了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和思想解放。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无形中肯定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发展和走向。然而经济腾飞伴随而来的道德沦丧和物质主义取向，又使得人们对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充满怀疑。也有人说断层就发生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我并不完全同意。从五、六十年代直到今天，其间启蒙过，争取过，反抗过，可我觉得无论是精神历史还是制度历史，都从来没有真正中断过。

看看那些如今身居高位却急功近利寡廉鲜耻的长辈们吧。他们也曾经历了七十年代，他们也曾经是纯净的青年。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是果子，是花，是种子，还是土壤？

而如今的青年呢？我们一边嘲笑长辈的虚伪，一边痛斥社会的不公，一边又忙不迭地加入对财富和名利的不择手段的追求。

然而我觉得，无论活得是如何的狼狈和渺小，我们还是应该怀着谦卑的心态看一看前人的回忆，从历史的高度审视一下我们的生活状态，提醒自己不要被时代和社会的潮流席卷着冲向自己根本不想到达的地方。正如那个睿智的好人卢安克所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自己正在做什么。

回忆和期待是一样的。为了让受害者不被遗忘，为了帮助死者战胜死亡，也为了使我们的后辈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厚重而不沉重，轻松而不轻浮。

我还记得刚开始看《七十年代》时，发现很多作者都提到了郭路生的那首诗《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