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产生这个念头的，我只知道它总是间歇性发作。每一次假期结束我都心有不甘一步一回头地踏上归程。坐在办公室里总是魂不守舍，旅途上的风景一幕幕在脑海里闪回。有时候看着比我年长的那些同事，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生活富足。每年两次短暂的出国旅行，回来又即刻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我会不由自主地一遍又一遍地询问自己的内心：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我知道自己终究还是个世俗的人，这些对我当然有吸引力。可是心里总有一个缺口，它让我迷惘，令我恍然若失，也引我思考。其实我知道问题的最大症结在哪里――
我不爱自己的工作。
说讨厌倒也不是事实。无所谓爱恨，我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谋生手段机械地操作，没有激情，也看不见尽头。我羡慕我老爸，他研究文艺理论，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充满激情；我羡慕风转咖啡馆的老板阿刚，他依从自己的心意在路上走了七年，最后又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地方安顿下来；我甚至羡慕我的同事查理，他同样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可是更清楚自己绝对无法离开这份工作所带来的金钱，地位和虚荣，因此心甘情愿剪掉长发穿上西装，从pop歌手的外形变成了老成持重的banker。。。
可是我不知道。 我好像还在寻找着什么。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自由与责任，理想和现实的平衡点。。。这些貌似老土的话题却时时令我纠结。我同意物理学家费曼所说的，对物质世界认识越多，人们就越发觉得世界真是毫无目的和意义可言。但我觉得自己绝对不是厌世，正相反，是因为我太爱这个世界了，所以不能忍受自己在一个狭小的笼子里寻找结论。我想走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是怎样生活的，看看他们如何理解身边的事物。我也希望能在旅途上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了解自己的本心，也了解自己的局限。
于是我想到了gap year（间隔年）。
Gap year在发达国家非常流行，一般是指用一段较长的时间（通常是一年）去旅行或是从事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工作。最常见的gap year包括高中毕业与升大学之间，大学毕业与工作之间，或者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身边很多西方同事和朋友都有过gap year的经历，学校和家长也常常对此持鼓励态度。
提到gap year的起源，就一定得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浪潮说起。当时不约而同前往印度的英国嬉皮士们正是最初意义上的gap year实践者。六十年代的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反越战示威、美国总统肯尼迪遭暗杀、反种族运动、伦敦的前卫时装风潮。。。各种新思潮和新事物的冲击促成了the swinging sixties的产生。在这股风潮下，活跃于四、五十时代的“垮掉的一代”开始演变为更加活跃的反主流文化群体――嬉皮士。他们用公社式的和流浪的生活方式来表达对越战和民族主义的反对，提倡非传统的宗教文化，批评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典型的嬉皮士之旅一般是从西欧出发，以最便宜的旅行方式穿过欧亚大陆到达亚洲的印度或斯里兰卡。如今鼎鼎大名的背包族旅行指南《寂寞星球》的创始人Tony Wheeler夫妇就是在这样的旅行之后写出了第一本书《便宜走亚洲》。
嬉皮士之旅自有其精神上的驱动力，一般是“认识自我”，“寻找精神家园”或是“与他人交流”。时光流逝四十年，如今的我想开始gap year旅行的理由却与当年的他们如出一辙，这听起来简直像是个讽刺。物质丰富如许，精神却依然空虚。
Gap year对我来说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于走在路上的渴望其实早在看完杰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便已深埋心里。“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年轻的“垮掉派”代表作家凯鲁亚克如是说。在我的心目中，《在路上》的出版是一次历史事件。它是“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书里的人物虽然四处奔波放浪形骸，他们寻找的目标却是精神层面的。尽管凯鲁亚克后来支持越战并以反对嬉皮士的观点为乐，可嬉皮士正是从“垮掉的一代”中衍生而出，他和他们骨血相连。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这本书。连最新一版的译者王永年都不喜欢它，说有代沟，看不出它的文学价值。事实上任何反对的意见对于像我一样喜欢他的人来说根本不重要，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你看见的是一群疯子在路上暴走，我看见的是自由的心浪迹天涯。如果说他们似乎逾越了很多法律和道德的界线，其出发点也仅仅是希望在另一侧找到信仰，找到令自己信服的价值。
也有人把“垮掉的一代”和现在的80后、90后相比，说是虽然形成背景不同，但有很多特征相似，比如离经叛道，比如信仰缺失。可要我说，还是根本没法比。垮掉的一代垮出了杰克·凯鲁亚克，垮出了艾伦·金斯堡，垮出了鲍勃·迪伦，垮出了披头士，我们这一代垮出了什么？垮下了裤裆而已。
翻出自己一年前的印度游记来看，里面有这么一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数嬉皮士听从他们内心‘来自东方的召唤’，也不远万里来到印度，学习印度宗教，寻找内心的灵性和觉悟。可是谁能说清，这究竟是一种高贵的修习，还是只是用来逃遁现实生活的手段，甚至只是一种肤浅的自恋情绪？”这段貌似客观的话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我的嫉妒心理。因为我深知，即便是怀着最最肤浅虚荣的出发点而来，在漫长旅途中也能产生全新的感受和启发，更何况印度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以我本人为例，原来对一些宗教的教义怀有恶感甚至是恐惧心理，可是在印度停留不过短短十天，看到印度教广博的包容性，不禁为自己的无知和狭隘感到惭愧。很多时候，宗教的偏执性其实是来自于人而并非它的本身，如果只是怀着学习的心态在宗教中获取思考方式和精神力量，便不会那么容易钻入某些死胡同里。同样，如果 “无神论”是建立在无知而自大的基础上，那么根本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也许是由于最近的经济危机吧，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中似乎也有人动起了gap year的念头。前不久老大破例参加我们“中下阶层”的会议，一番回顾过去展望将来之后，他慈祥地说可以问他任何问题。同事凯西忽然发问：“现在形势这么差，你觉得对于我们junior来说，是应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还是索性用一年时间去干点别的？”我惊得目瞪口呆。难道她也有此意？老大微笑说：“这是个人选择。无所谓这个好那个不好，全由你们自己决定。。。”
我的朋友克里斯也在几天前打电话给我，说他的公司情况不妙，他的工作恐怕不保。他说：“我已经决定明年重回校园，去读个MBA。不过在那之前我想take一个gap year。。。”我再一次大吃一惊，又一个同道中人！克里斯说他想用一年时间一边旅行一边做义工，我笑着说：“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克里斯是个中英混血大帅哥，party和泡妞是他人生中最大乐趣。以前他的“旅行”只意味着在加勒比海晒太阳和认识美女，做义工对他来说更是天方夜谭。他在电话另一端笑了起来：“我知道啊。。。可能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吧，最近我想了很多，好多想法都改变了。。。”
前天我和关系很好的同事汤姆聊天。我说我想take一个gap year。
汤姆作出夸张的表情说：“Gap year？我想take一个gap life！”
“我是说真的。”
他收敛起龇牙咧嘴的表情：“真的？什么时候走？”
“现在还在计划中。。。大概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吧。”
“去哪儿？去一年吗？
我点点头：“主要是亚洲吧。缅甸、老挝、印度、巴基斯坦什么的。”
“哈哈！你是嬉皮？”汤姆乐了，“别不承认了，我早就知道你是嬉皮！你抽什么？大麻还是神奇蘑菇？”
“闭嘴吧你。我才不抽那玩意儿。”
他打量着我，摇摇头：“你这个疯狂的女人。”
“疯狂么？你们美国孩子很多人都去过gap year吧。”
他看着我的眼睛，过了很久才开口：“我觉得，如果你是去找你说的那些东西，那些生命的意义呀什么的，虽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狗屁，但我倒是可以勉强理解。我只是不希望你是为了逃避什么才上路的。。。你知道，逃避工作，逃避责任，逃避现实生活，逃避whatever。。。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结束旅行之后可能会更迷惘。因为你会什么也找不到。”
“这可能是我听过你说的最有思想的话。”我笑着说。
“你说什么呢！我从来都是很有思想的！”他即刻又回到了之前疯疯癫癫的状态。
对于汤姆说的这一点我倒是很坦然，因为我知道自己不是在逃避什么。我选择暂时的“遁世”，正是想找到重新“入世”的精神力量。经验即是道路，我希望能通过gap year认识到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最擅长什么，应该爱什么，应该摒弃什么。我希望能够达到内心的安宁，从而担当起新的建立。虽然并不确定一定能找到，可是至少我在年轻的时候尝试过，以后回想起来便不会再有遗憾。
《在路上》这本书里，迪安对一直崇拜并跟随他的萨尔说：“你的道路是什么，老兄？――乖孩子的路，疯子的路，五彩的路，浪荡子的路，任何路。那是一条在任何地方，给任何人走的任何道路。到底在什么地方，给什么人，怎么走呢？”对于萨尔来说，他的朋友迪安是“垮掉分子――是至福的道路和灵魂”。我们没有迪安，引路的只有我们自己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