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解释琅勃拉邦的魅力。作为一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千年古城，它很容易让人想起清迈、奈良或者丽江，但又不如清迈大而多元，不像奈良那么古典庄重，也缺乏丽江那种壮丽的自然风光。琅勃拉邦是老挝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1353年建立的澜沧王国）的国都，在之后的600年里也一直是皇家都城。它四面环山，绿意葱茏，慵懒地依偎在湄公河与南康河的交汇处，像一座迷你的、神圣的、令人昏昏欲睡的曼哈顿岛。
和清迈一样，琅勃拉邦是名副其实的佛都，城内寺庙众多，佛塔林立，2万多人口中就有200多名和尚。但无数法式殖民风格建筑又施施然坐落于寺庙之间，你仍然可以看到穿着亚麻裤子的欧洲人从奇形怪状的古董车里走出来，去Sisavangvong路上的咖啡店等待新鲜出炉的羊角包。东南亚传统与法式浪漫混搭出独特风情，佛教信仰中和了享乐主义，滔滔河水带走了历史之殇，只留下一个迪士尼作品般的时间胶囊，一个恍若旧梦的乌托邦。
11年前我就有种模糊的直觉：琅勃拉邦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状态。早在殖民地时代，它就是远东地区所有逃避现实的法国人的“天涯海角”。许多有此念想的行政官员设法在这里谋得一个职位，然后马上娶了一个老挝妻子，放弃雄心壮志，从此安定下来，生一堆孩子，在房子里搭建一个神龛，每天带着鲜花和糯米饭去顶礼寺庙。老挝化的法国男人犹如某种额叶切除手术的“成品”——无忧无虑，性情温和，无所事事，漫不经心。也有一些画家选择在此隐居，逃离欧洲文明，偶尔创作一幅美丽而平庸的油画。琅勃拉邦应该比大溪地舒适，它的高更却迟迟没有到来。
几乎从抵达的那一刻起，琅勃拉邦就把我推向了无所事事的全新维度。那时我和铭基刚结束在泰国的十日内观修习课程，在某种意义上，琅勃拉邦就像是这一课程的延续——你可以整天整天地发呆，凝视虚空，看时间流过，却又不用早起打坐，不用过午不食，也毋需忍受禁言与隔绝的折磨。琅勃拉邦毕竟是一座享乐主义的小城，不是在性的意义上（尽管它的确是一个恋爱的好地方），也不是在化学的意义上（谁还需要毒品呢？只要呼吸这里的空气就能进入一种恍惚状态），而是一种幸福的、甚至被纵容的懒惰。我们躲在空调房间里看书，在令人晕眩的热浪中行走，寻找完美的西瓜奶昔，吃老挝laap（一种肉末沙拉）和法棍三明治，坐在普西山上看一场漫长的日落，或者只是百无聊赖地躺在湄公河边，有时不知不觉睡着……
那是种失落已久又似曾相识的感受。直到有一天蹲在路边看蚂蚁搬家的时候，我忽然灵光一闪：啊，这是童年！我那没有补习班的、胡天野地的童年。浩浩荡荡的散漫悠闲，无忧无虑地度日如年。
“也许正如你们所料，”我半开玩笑地构思着一封写给亲朋好友的邮件，“我决定留在琅勃拉邦，虽然还没想好要做什么——也许成为一名佛教僧侣？”不过，一想到“过午不食”的戒律，我默默指挥大脑删掉了后半句。
人们是如何决定要在某处停下来的呢？你又怎么知道这就是你一直在寻找的地方？这几乎是我整趟间隔年旅途的“天问”。在墨西哥，在尼加拉瓜，在秘鲁，在巴西，在印度，在泰国……我无数次地遇见那些如公路文学主人公一般的人物，他们都曾长时间地游历世界，又不约而同地选择在某个宿命般的异域他乡停下脚步，开餐厅，开客栈，当老师，当教练……穷尽办法养活自己，亲手创造第二次人生。或许是天时地利，或许也不乏现实的考量，我想，但他们肯定都曾濒临一次伟大的精神奇遇——他们抓住了它，然后纵身一跃，从一种生活跳入另一种生活。
“噢，你就是知道，”在秘鲁开客栈的英国阿姨告诉我，“真到了那个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的。”
我的头脑里仍是一团浆糊。但我知道自己已经接近那失落的童年领地了——危险地接近。我匆匆查看了账户余额，还有地图上那些尚待探索的空白之处。琅勃拉邦也许是一个幸福的目的地，但对我来说不是，对任何失去领地的人来说都不是。因为对我们来说，秘诀就是不要再找到它。当你确定自己一生的任务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探寻，你就不是一个发现者，而是一个探寻者了。童年在某处永生，你知道你再也回不去了。
11年后重返琅勃拉邦，带着我的父母和女儿，还有她那正在进行时的童年。回望的感觉格外强烈，我很好奇琅勃拉邦的灵魂是否发生了什么改变。变化会重塑事物，但这座小城仿佛还在一场漫长的宿醉中迟迟未醒，那些建筑似乎也为自己仍屹立不倒而惊讶不已。这真是一个奇迹，它居然还没有被雄心壮志的新时代开拓者和疯狂逐利的度假村开发商所淹没。
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温文尔雅的黑人大厨挨桌向客人嘘寒问暖打招呼。邻桌的美国老夫妇立刻抓住他问长问短，话题最后毫不出奇地落到了当地的房产价格。不同于老挝的其它地方，琅勃拉邦格外吸引老年游客。置身于如此优雅舒适又价廉物美的环境，你很容易想象自己退休后每年在此住上几个月，颐养天年，乐不思蜀，在去往“天国”之前便已先行享受了人间“天国”——后者没准比前者更好。
琅勃拉邦不吸引那些拥有“第三世界窥视欲”的游客。更确切地说，它不吸引那些认为“看世界”与嗑药、招妓或参观贫民窟有关的游客。这里没有放纵的欲望、猎奇的旅游项目或过分商业化的人际关系，甚至隐隐透出某种目标丧失、理想过气的沉沦之感。要糯米饭吗？不要也可以。坐船吗？不坐也没关系。脚底按摩？不好意思我们没空了。在大段大段的闲暇里，游客们喝起了老挝啤酒，当地人慢条斯理地嚼着法棍。相看两不厌，天涯若比邻。
我们带着父母和女儿在这个时间胶囊里漫游。满街都是鸡蛋花、三角梅、棕榈树，随处可见装有孟莎式屋顶和木质百叶窗的法式房屋，其中许多似乎正慵懒地走向某种破败的时髦。但琅勃拉邦素有深藏若虚的美德，朴素门面背后往往别有洞天。有一天我们去一家名叫Manda de Laos的餐厅吃饭，尽管有心理准备，却还是被眼前壮观的睡莲池惊呆了。当你渐渐适应了现实，想沿着木栈道走上一圈，却发现曲径通幽处更有庭院深深不知深几许。你绝不会想到一幢看似小巧的老房子里竟隐藏着3个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睡莲池和4000多平米郁郁葱葱的热带花园！
餐厅和花园都从属于一家名叫“Maison Dalabua”的精品酒店，但当你漫步在棕榈树和藤蔓之下，路过满是莲花和鱼儿的池塘时，感觉更像是身处一个奢侈的丛林绿洲。我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情点开了酒店预订网站，发现价格比我们住的Avani还要便宜！嫉妒啃噬着我的心，但这就是琅勃拉邦的秘密——总有更多更好的隐世之所，再详尽的计划也难敌不期而遇。那天我们从黄昏待到夜晚，看天空和水的颜色不断变幻，吃的什么已经全忘了，只记得我们是在沉浸式的巨幅油画里用餐。
奇妙的是，从广阔丛林中推门而出，琅勃拉邦又变回了那个小小古城。一条主街两旁都有通往河边的拐弯，每隔不远就有一座佛塔或寺庙，不算宏伟，通身装饰着细密繁复的镀金和彩绘。僧人们乐此不疲地工作着，不断在其上翻新、雕刻、描画，有时甚至做得有点过头——抹去狮子和龙身上古老而钝拙的特征，把它们的牙齿涂成死白色，又重新装上绿色的玻璃眼珠。
但香通寺是完美的。它是王室寺庙，历代国王都在此加冕。大殿屋顶低垂，像展开的翅膀几乎斜掠过地面。屋脊檐角安有绿色鸱吻，远望如孔雀昂昂自若，带着它那重重叠叠的“翅膀”蹁跹高飞。殿内光线幽暗，从天花板上的法轮到墙上传奇君主的壁画，无不灿然鎏金。香通寺有一种无懈可击的色彩感，混合了古旧的黑色、金色、暗红色、绿松石色，带着不同层次的灰度，没有半点伧俗。西面外墙上还有一幅著名的“生命之树”，由玛瑙、琉璃、宝石在红色墙面上镶嵌而成，光华璀璨，繁复得如此和谐。藏经楼的外墙上也用炫目的马赛克拼贴出描绘本地乡村生活的图画，可爱得宛如现代风格的插画作品，却又远胜夜市上的那些“本土设计”。
找到了11年前最喜欢的马赛克象头（我叫它“disco elephant”）后，我满意地离开了香通寺。但时间还早，早餐还在胃里尚未消化，午饭之前已没有其它行程。这就是琅勃拉邦的本质：你总有大把的时间可供消磨。没关系，香通寺就在湄公河畔。我们沿着河边小路漫无目的地闲逛，如果一直走下去，就会回到最初的起点。路上没什么车，街对面是一间接一间的小客栈、餐馆和咖啡店，门口摆着露天桌椅，人们坐在粉色瀑布一般的三角梅下喝咖啡。你觉得自己正置身于某个欧洲小镇，但很快有人轻声询问：坐船吗？不坐，谢谢。没关系，他悠然踱开。你继续走在高高的河岸上，每隔一段就有斜坡或台阶通向渡口，不时出现供你停下歇脚的座位。一幅画出现了，接着又是一幅。就摆在河岸的棕榈树下，像一场即兴的小小露天展览。画上是个和尚的背影，看上去很年轻，他本来正走向虚空，但树木在画上投下它们的阴影，于是他改变主意，走向那片无法穿越的密林，成为它的一部分。
终于，爸妈累了。下一秒大家就已坐在河边的咖啡桌边，它是街对面那家小店的“延伸”，服务员端着餐盘往来于陆地与河水之间。独自旅行的韩国女孩在用kindle看书，几个年轻人在用泰语小声交谈，秃顶的白人大叔和他那围着本地手织围巾的女伴一言不发地面对着滔滔河水。其实还是一点也不饿，在琅勃拉邦的日子里我从来就没有饿过，但吃喝是这场游戏的一部分。你不会细究自己为什么要玩游戏，即使它的表象之下是一种巨大的空虚。于是我咽下一口香蕉面包，真心地称赞它味道好极了。
追求饱满行程的人不适合琅勃拉邦，在这里你必须懂得享用取之不竭的无聊。除非你一一探索全部三十几座寺庙，否则这里所谓的“景点”也许只是一座竹桥。它只在旱季（11月至4月）出现，雨季到来便被拆除。一个村庄负责每年建造竹桥，其中包括僧侣，整个过程需耗时几周。令人惊讶的是，整座竹桥没有任何钉子，只用绳子把支柱和框架绑在一起。竹桥有种城市人喜爱的拙朴之美，走动时轻微的摇晃也让人心生愉悦，但通行全程大概只需要3分钟。我们到达南康河对岸的小村庄，剩下的时间便几乎无事可做了——附近只有一家餐馆、一家首饰店和几间木雕作坊。
首饰店是一家非盈利性小企业，主打产品是用甲壳虫和蝴蝶翅膀制作的首饰。当地村民为店家捕捉这些拥有美丽花纹和短暂生命的昆虫，以此换取收入补贴家用。
回到城市以后，你真的会佩戴一副甲壳虫翅膀做成的耳环吗？我认真地思索了5分钟，最后只得痛苦地对自己说“no”。也许我真的已经过了那个冲动购物的年纪，无论多想支持这家小小企业，我实在无法再囤积任何不会使用的东西。于是我们选择走进旁边临河的餐馆，用一顿丰盛的老挝小火锅打发掉了漫长的闲暇。美丽的竹桥为我们佐餐，但我想知道这里的村民们是否也会把它当作风景来观赏——毕竟，风景是闲暇和劳动分离后的产物。无论如何，这是我能想象的最好的“人造风景”了——出于真正实用的目的，而非只为我们这些游客凭空生造。
在琅勃拉邦待得越久，我就愈发意识到无聊也是一种契机，它让你真正用眼睛和心去寻觅你真正想看的东西。在城市里每天匆匆路过作为背景般存在的植物，在这里却有大把时间逐一查证它们的名字——知晓生命群落里其它同伴的名字，并尝试去理解它们，这大概也是某种人性的欲求。
我认识了榄仁树、水鬼蕉和木麻黄，还有简直可以用“富丽堂皇”来形容的重瓣弯子木。在皇宫博物馆的庭院里，我还发现了结着累累橙色果实的槟榔树，以及一种长着光滑坚硬如柚子般果实的小乔木。手机app很肯定地说它是葫芦树——哈？我疑惑地想，你当我不知道葫芦长啥样？好半天我才搞清楚，葫芦和葫芦树根本是两样东西！葫芦树又叫“铁西瓜”，也有人把它的果实叫做“炸弹果”——传说它碰到火会爆炸，但更科学的说法是果实成熟落地时裂开，会发出爆炸般的响声。
琅勃拉邦的葫芦树俨然是一场涂鸦盛会。几乎每颗触手可及的果实都被刻上了字——“Messi”后面跟着一座潦草的大力神杯，昭示着对这位足球巨星的拳拳爱意。似乎没人担心爆炸的事，但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刚才在皇宫博物馆里看到的、世界各国赠送的外交礼物，其中最“特别”的来自尼克松总统：一个阿波罗11号登月舱模型、一面老挝小国旗和几块黑色的月球岩石。
据说阿波罗登月时搭载了老挝的国旗，所以乍一看这似乎是件很酷的礼物。但只要略微了解老挝在越战中的遭遇，你就会感到一种极度的讽刺：美国成功登月的1969年，也正是它向老挝狂轰滥炸的时期——仅在那一年投下的炸弹数量就相当于整个二战期间轰炸日本的规模。所以这件礼物完全可以有个更“暗黑”的解释：美国登上了月球，它认为老挝就该是那样的，于是它轰炸了老挝，直到它变得像月球表面那样满目疮痍。琅勃拉邦幸存了下来，可纵有万种风情也无法抹去暴力的记忆。
11年前，我也在琅勃拉邦留下了一段不知该如何形容的记忆。当时的感受强烈如电光石火，以至于我在《泛若不系之舟》一书中特地用了一整篇文章来记录这个故事。但随着时间流逝，我对它的回忆渐渐掺杂了一丝后怕、几分羞耻和许多不适。有时我甚至后悔自己当时立刻原原本本写下了它，这意味着我再也没有欺骗记忆的余地，也失去了模糊事实和虚构的乐趣。我对那篇文章也并不满意——文中的那个“我”深陷在自卑和自恋的盲目里，似乎无法认出自己。
自从决定要重返琅勃拉邦，我向毛衣讲述了这个故事，用一种“都市怪谭”的腔调，甚至隐隐有点恐怖的意味。于是在我们前往光西瀑布之前，每一天她都沉浸在那种夹杂着恐惧的兴奋里——“妈妈，如果你再遇到那个女人怎么办？”
“不会啦……”
“如果她真的又出现了呢？”她目光灼灼，“怎么办？”
哈！不只是我，连铭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故事其实并不复杂。11年前在琅勃拉邦，连续三天我们都在不同的景点偶遇同一个西方中年女子玛利亚。第二次她已开口与我搭讪，第三天在光西瀑布再次相遇时，她忽然邀请我们回城后去她住的酒店喝一杯。我们应约前往，发现自己穷困潦倒的背包客形象与那家奢华酒店格格不入。一边喝着啤酒，她像记者一样仔细询问我的个人经历、旅途故事、心路历程，甚至旅行写作的细节，还拿出纸笔来记录！她对我的好奇有种可怕的吸引力，她看我的目光就像X光机。
面对玛利亚如此强烈而古怪的、针对我个人的兴趣，我既受宠若惊又满腹狐疑。当她要求我答应她“继续写下去”，而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她告诉我“他们”是一个“团体”，一直在世界各地寻找新成员——“上一次是在摩洛哥”。我吓坏了，大脑疯狂地拉响了警报：这没准是个疯子俱乐部或邪教团体！但玛利亚赌咒发誓说他们与宗教毫无关系，其目的不过是“想让这个地球变得更好”——“我们之中有环保人士、科学家、医生、艺术工作者……大家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以自己的方式各尽其责……”
这时她的美国投行家丈夫和其朋友也回到酒店，邀请我们留下来参加晚上的“泳池鸡尾酒会”。我们忙不迭地告辞撤退，玛利亚看起来很失望，但也没有继续挽留，只是留下了一个电子邮箱，并要我相信自己身上的“能量”——因为“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故事止步于此。有点像是那种没头没尾的古代传奇，书生偶遇狐仙或妖物，当中有些令人惊异又令人失望的片段，但也就这么随便地没了，没有后果也缺乏寓意。和传奇中的书生一样，我也被以不同的方式“撩拨”过，也在心里播下了一点自命不凡的种子，同时又疑惧不安，像抱着一件不知真假的瓷器，怕它不是真的，又怕它掉下去摔碎，割伤自己。
11年里我当然没有联系过玛利亚，那张写着电子邮箱的纸条也早已不知所踪。我也当然没有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是新冠病毒和ChatGPT。有时我会回忆，自己是否看错或误解了什么东西；偶尔也会想象，如果当时做出了另一种选择，几杯泳池边的鸡尾酒是否会影响我一生的结局。旅行者用身体追逐故事，往往成为故事的一部分——但我害怕那是别人的故事。
谢天谢地，这次我没有再遇见她——否则就真的是个恐怖故事了……但重返安西瀑布时，我好像终于搞清楚了自己的不适感究竟来自何处。要解释这一点，我得先描述一下安西瀑布的构造。它是个“小九寨”般的多层瀑布，流过层层石灰岩便造就了一个个绿松石色的水潭——酒店业流行的无边泳池恐怕就是模仿这种效果的人工建筑。
上次来时我们从山顶而下，忙着找地方荡秋千跳水，尽情享受冒险的乐趣；这一次却是从山脚往上攀登，经过一层又一层的瀑布和水潭——瀑布形成水潭，但瀑布的上面另有瀑布，每一层都是下一层的源头。当你身处上层时，能清楚地看见下面池中正在玩水的人们，但后者多半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观看——直到你从那个水潭里爬上来。
那几乎是一条“存在之链”。就好像上面有一个神，或是更超然的物种，正从一个更高的无边的边界冷眼旁观，怀着隐隐的优越感，偶尔怜悯，常常戏谑。我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坐在水潭里，被站在高处的玛利亚“选中”。她勾了勾手指，我就走进了她的豪华酒店——顺便说一句，我查看了那家酒店的价格，11年后它仍非我们所能企及。
我渐渐感到，那段回忆所引发的不安，不只是险些身陷可疑“团体”的后怕，也不只是对自己无法分辨一个洞穿人心的智者与一个故弄玄虚的无聊阔太之间区别的羞耻，而是来自那样的挑选和凝视本身——带着“自我神化”的意味，它甚至是双向的。当我掏心掏肺地回应着她的问题时，我也是在自我神化，努力匹配着她的预期，确保自己是一个值得被聆听的故事。
但它毕竟已是过去。现在的我不再会被自恋裹挟，也不再为假钻石般镶嵌在日常中的非日常心荡神摇。内心深处我仍然想去冒险，想追逐不可思议的事物，但也已和自己的才能限度达成了妥协。不同于11年前从极高处跳水的刺激和卖弄，这一次我只是鼓起勇气从一棵大树的枝干上跳入水中。池水冰冷刺骨，直击灵魂，我在其中捡拾自身的碎片，既感叹着时间的力量，也欣慰于自己并没有忘记曾经的活法。
我感激时间。它能够造成权力的翻转，令我有机会重新形成我自己的叙事。今后再向别人重述这个故事，作为叙事者的我便站在了一个更高的水潭里，观看着下面的玛利亚和当年的我自己。存在之链继续延伸，神的上面还有神——那也许正是读到这个故事的你。
在琅勃拉邦的日子里，我妈常问我一个问题：11年过去了，你觉得他们的生活水平……有进步吗？
怎么说呢？我们是在现代化和进步的叙事神话里长大的，但老挝人的生活原则更接近于安贫乐道。即使是在琅勃拉邦这样的旅游城市，也很少见到拼命追赶时代潮流的景象。老城里走了好几个来回，与11年前相比似乎只多了一家名创优品店，那纯白简约的“现代”风格甚至与四周环境格格不入。
事实上，一个更切近的问题也许是：他们还能支撑得住吗？即使表面波澜不惊，人们看似依然清闲安逸，但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困境席卷全国，货币不断贬值，通胀持续飙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城里不少漂亮的旅馆已然人去楼空，浪漫表象之下渗出几分荒凉。我们找到了11年前住过的民宿，如今大门紧闭，无人应答，不知是不是也没能熬过疫情。
“琅勃拉邦迎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宁静，”我读到疫情期间的一篇新闻报道，“当地居民描述了几十年来在这个东南亚旅游胜地从未见过的宁静。”报道中还引用了一位酒店业高管的话，他认为大约80%的企业已经倒闭——“琅勃拉邦已经死了，彻底死了。”
也许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压垮骆驼的从来都不是最后一根稻草。
之前在万荣乘坐热气球，飞行员是个中国人，来老挝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他说疫情这几年完全没有生意，直到去年年初才慢慢开始复苏。在琅勃拉邦，我同样也只能从人们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中拼凑出残酷的现实。我们参加了一个大象村的生态行程，导游是个笑口常开的小个子当地人，他说他们这个大象保护区原本有14头大象，前几年受疫情影响没有收入，只得将其中10头还给它们的主人继续工作……
“什么主人？”我们大惑不解，“什么工作？”
原来这些大象原先都归某些村民所有，整天干着伐木和运输的苦力活，受尽虐待剥削。大象村将它们从恶劣环境中解救出来，给予它们充足的自由和照顾。谁能想到小小病毒搅得天下大乱，习惯了安宁生活的它们竟也被迫重返魔窟。
“好消息是，”导游拍了拍手，再次露出灿烂笑容，“现在游客终于又多起来啦！我们预计很快就可以再把这10头大象‘赎’回来啦！”
我们很快见到了四位仅存的幸运儿。它们都是母象，无论去哪儿都是两两抱团而行——中年一组，青少年一组。导游说大象之间也有“代沟”，两代大象互相懒得交流，小团体内部却亲密无间。和曾经奴隶般的待遇相比，它们如今的生活看起来宛若天堂：每天只需“工作”几个小时——而所谓的“工作”不过是被游客喂食芭蕉，以及走到河里让游客给它们洗澡；“下班”以后还可以去丛林里闲逛。尽管我常觉得旅游业的本质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毁掉地球上所有美丽的地方，但在这样的时刻，还是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确有其意义。
那头与我同龄的大象总能得到最多的芭蕉，没准是因为它长得最漂亮。于是它养成了贪婪的习性，总是不断地索要更多、更多。“它知道自己漂亮。”我妈很肯定地说。也许吧，大象是非常聪明的动物，但我不知道它究竟可以聪明到什么程度——比如说，它会对现在的处境感到满意吗？它是否知道曾经的同伴去了何处？它可会有“居安思危”的意识，偶尔回忆起悲惨的“前半生”，担心自己的命运会因人类世界的剧变而再次倾覆？
但它只是旁若无人地吃个不停，全然地活在当下，就好像没有明天。也许那不是愚蠢，而是纯粹。它咔嚓咔嚓地嚼着芭蕉树芯，发出巨大的闷响，你几乎也能感到那清甜的汁液缓缓流出。这个声音太治愈了，铭基梦游般地说。是啊，简直像是用来催眠的白噪音。他坐在石头上看它，看了很久很久。毛衣在草地上追逐虫子，我爸和导游在凉亭里给自己弄咖啡。作为琅勃拉邦的一部分，大象村的行程里同样包含了大段的闲暇，令你得以理所当然地发呆、喝咖啡、听白噪音、昏昏欲睡。“好好享受和它们在一起的时光！”导游热情洋溢地告诉每个人，“多么美丽平静的动物！”他的目光在我们和大象之间心满意足地来回游走，一个比我们更清楚苦难的人依然选择了纯粹。
“你是个很棒的导游。”行程结束时，我爸重重地和他握手。
“谢谢！”他一如既往地开怀大笑，但他内心的平静似乎是牢不可破的。
这种平静和纯粹值得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总觉得满街身穿橙色长袍的僧人们要对笼罩着整个琅勃拉邦的精神状态负责。佛教所宣扬的那些思想——对无常的坦然，对欲望的节制，对逆境的忍耐——以及众多僧侣的存在本身所代表的对世俗世界的回避，自然而然地创造出了另一重现实。
清晨跪坐在路边，捧着糯米饭等待化缘的僧人们列队经过时，我忍不住想象疫情期间这里的荒凉景象。清晨布施是琅勃拉邦延续千年的传统，游客的消失是否意味着僧侣们只能收获半空的钵盂？
他们陆续来了。每组大约十人，排列有序，橙衣赤足。我们手忙脚乱地搓着糯米饭团，依次放入僧人的钵盂之中。本该是安静而虔诚的仪式，我们的心却总是焦躁不安——天哪糯米饭快要不够了怎么办！那就捏小一点的饭团吧……会不会显得太吝啬寒酸？早知道多准备一些……你看那边的游客带了一大包东西……。我们也太差劲了……我房间还有些零食，我妈悄声说，我去拿好不好？算了吧可能来不及了……我现在就去！
真是可怕的“施主”啊——小题大做，患得患失，比较之心一刻不停。不过我留意到，当我妈把饼干和巧克力放进那个小和尚的钵盂时，他的眼神的确溢出了一丝按捺不住的欣喜。当然，其他僧人们始终保持着完美的姿态，端庄静穆，宠辱不惊。其实想想，每天接受布施的他们什么不曾见过呢？再小的饭团，再空的街道，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在没有施主的日子里，古老的仪式也仍要继续。你长吁短叹以为不可承受的东西，归根结底不过是自我沉溺。
接受世界和命运的不确定性，这是佛教的现实主义。其中甚至有某种不能完全称之为冷酷的东西。也许琅勃拉邦的平静实际上是一种世事洞明的清醒：在一个自顾不暇、身不由己的世界里，谁会去拯救一头被奴役的大象、一个被遗忘的地方？诸行是常，无有是处。众生皆苦，唯有自渡。
在琅勃拉邦的最后一个傍晚，我们原本预订了酒店的日落游船。可惜那天天色阴沉，含雨未落，这项行程临时被取消了。但我们还是走到了湄公河边，最后一次欣赏这古老而可敬的河流。招揽游客的游船消失了，载着当地人、车和货物的渡轮依然往来两岸。湄公河一视同仁地为所有人服役，无需夕阳的金光衬托它宁静的威仪。有一种即将离开桃花源的心情，尽管明知它远非幸福的目的地——湄公河边那种看似永恒的生活，其实也意味着缺席与失去。有时我们只是渴望回到过去，回到一个安全、有序、既可控也可以被理解的世界里。
却没想到两个世界的转换如此迅疾。中国援建的中老高铁更像是一台时间机器，一踏入车厢便被传送回焦灼的大时代。我的对面坐着一个来自云南的中年男人，一路上都在向我大吐苦水，说他疫情前与人合伙投资了老挝的铁矿石加工生意，自己出了一百万，但整整三年都没法亲临实地。老挝这边的负责人一直卖惨叫苦，说受疫情影响没法开工，因此没有任何收入。“解封以后我马上过来，”他气极反笑，“才发现王八蛋一直偷偷干着嘞！我他妈傻子一样被人坑！”
我问他那接下来要怎么办。
“我给他叫停了！马上叫停！”他沉痛地摇了摇头，“能怎么办呢……还好那个设备可以卖……”他望向窗外，略微平复了一下心情，接着又开始长篇大论地评价老挝人和其生活方式——“他们天天做的那个饭菜哦！黑乎乎一团实在吃不下去……也不讲卫生，房子里面到处打赤脚走……女孩子也不好看，皮肤太黑……好看的也不是没有，都跟了有钱的中国人……”
邻座就有个带孩子的老挝女子，幸好她听不懂中文。那孩子正拿着一瓶雪碧往嘴里灌，中年男人试图阻止他，比手画脚地对那个妈妈示意：小朋友不应该喝那么多碳酸饮料，会影响长个子。那女人居然也看懂了他的手势，轻轻夺走了雪碧，微笑着用老挝语跟孩子说了几句话，那小孩立刻痛哭起来。
“性格倒是还蛮温柔，都笑嘻嘻的……”他沉吟着，突然又激愤起来，“又怎么样呢？还是坑人哪！”
“那个坑你的负责人，”我忍不住问，“是老挝人吗？”
他呆了一下。“……也是中国人。”
高铁到站的时候，琅勃拉邦的魔法已经消失殆尽。我感觉自己就像神话故事里什么动物修炼成的妖精，好不容易吸收了天地灵气，又被当头一棒打回了原形。
我们从老挝的边境口岸磨丁陆路过境，很快便到达中国的口岸磨憨。排队入境时我前面站着一个身板笔直如退伍老兵的大叔，看上去和海关工作人员已是老相识。“刘xx！”工作人员叫他的名字。“到！”他立刻条件反射般挺胸立正，只差没敬个军礼。
“这趟拉了多少啊？”
他咕哝了一个数字，摇摇头，突然又用夸张的语调大声说：“我马上失业啦！老挝人要过来啦！”他把这句话重复来重复去，带着点神经质的自嘲，又透出确凿无疑的恐慌。
我们要到一个小时以后才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一路舟车劳顿饿到发慌，但过关后拖着箱子走了几百米，一路上所有的餐馆都大门紧闭。我们以为是春节没人上班，只好找到一家唯一开门的小杂货铺买了点零食。老板说疫情三年这些店“全都被搞死了”，只有他们这几家卖副食的还在勉强支撑。又走了一段，好不容易看见一家唯一开门的早餐店，如遇救星般冲进去吃了碗粉。
打车前往高铁站的路上，听我问起入境时那大叔的话，司机告诉我们，疫情期间两国人员无法自由流通，跨境货运实行三段式全封闭管理，靠代驾司机点对点接驳运输。如今口岸开放，人员货运往来不再受限，曾经吃香的代驾司机自然会有“失业”之忧。“老挝人便宜啊！”他说，“他们十几年前才300块一个月，现在也才1000……语言不通没关系啊，开个车啊打扫卫生啊都可以干……”
网约车司机来自东北，扎根磨憨十几年了，眼见着这座口岸小城蒸蒸日上，又再次因疫情陷入荒芜。过段时间就好了。肯定都会好起来的。现在不是已经开始正常了吗？我们喃喃地重复着，不知在安慰对方还是在说服自己。希望是人类的救生衣，我的目光越过窗外整洁的废墟，努力去想象一个重新开始的世界。
高铁到达昆明时已近午夜。正值春节假期的尾声，满街依然人头攒动，灯火辉煌。人们拖着行李箱，从热带地区带回的温暖气息和外面的冷风翻来覆去地碰撞。“哎呀别提了！”之前在磨憨遇见的游客一脸痛苦地说，“西双版纳人那个多哟！饭都吃不上！”有些失去的东西似乎变本加厉地回来了，世界已然重新开始，并没留给你太多时间去适应它的运行之道。
我们顶着寒风在路边等待网约车，好半天它才奋力挤过汹涌的车流——高铁站外的交通简直是意志力的比拼，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的勇者是位女司机，说起话来既礼貌又爽朗。“今年人太多啰，你们这次体验不好吧……”她语带歉意，又难掩内心喜悦，“三天拉了六千块！以前我一个月都没有六千……”我真心为她高兴，又感到一点莫可名状的恍惚和失落。旅途已变成一个轻飘飘的梦，但夜幕中的高楼大厦像山峰一样耸立着，保护你不被自己的情绪淹没。窗外霓虹闪烁，无数张脸孔在光影中掠过。人们等待、行走、开车、争论、生病、活着。万千心事汇成洪流，推动着生活前行，或攀援障碍而过。我闭上眼睛，不朽的琅勃拉邦沐浴在阳光中，湄公河兀自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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