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You just can’t walk away. 1946年，站在加尔各答哀鸿遍野的街头，一位修女听见了这样的呼召。那时她在一所教会学校任教，校内生活舒适，和平安逸，校外却是人间地狱，满街尽是麻疯患者、乞丐和流浪儿。修女没有掉头走开，她选择了直面苦难——放弃舒适的生活，深入贫民区去服务那些贫穷中最贫穷的人，这一去便是五十年。她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开设垂死者收容院，并将仁爱之家开到了印度之外，从初期的十二所增加到如今遍布全球的数千所。
在荒芜的加尔各答，她的名字叫特蕾莎。
加尔各答的仁爱之家至今仍是全球总部所在地。因着特蕾莎修女伟大的人格魅力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影响力，即便在她去世多年以后，世界各地的人们仍然纷至沓来，到此进行长期或短期的义工服务。义工报名面试那天我甚至看到一个人数众多的韩国旅行团，尽管他们在印度逗留的时间也很有限，却仍然挤出时间安排团员们来这里做两天的义工。
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女人、儿童、伤残病人、垂死者等等），仁爱之家属下有好几个不同的部门（“儿童之家”，“妇女之家”等）。我和铭基加入的是“垂死之家”。之所以会选择服务垂危病人，我想我是有一点私心的。外公去世时我还未出生，外婆走时我年纪太小记忆模糊。和爷爷奶奶感情很深，可是二老去世时我人在英国，病床前也未曾尽得半分孝心，一直有些难以释怀。不知道会不会有人理解，然而垂死之家的确令我看到了某种弥补的方式，尽管对象是彻彻底底的陌生人。
或许是因为看过很多“前辈”们关于义工生活的描述，真的走进垂死之家时，我不但没有丝毫拘谨和陌生，反而有种奇异的亲切感。和院外脏乱不堪的贫民窟比起来，这里清静整洁，井然有序。在外面的世界，食物与生存是最大的雄心壮志，而住在这里的病人却衣食无忧，生活随时有人照顾。一日三餐之外还有茶点时间，饮食丰富健康，饭后有水果，吃鱼前连鱼刺都统统挑出来才派发出去。难怪听说有人为了进来宁愿使出自残的苦肉计。
病人们绝大多数是男性，什么年纪的都有，穿着绿色的病号服，除了一两个偶尔会大声哭闹，其他人基本上都非常安静，脸上“也无风雨也无晴”，呆滞的眼睛宛如磨损了的玻璃弹珠。我原以为重症患者生活已完全无法自理，可是眼前的这些人大多可以自己下床走动和进食，尽管行动十分缓慢笨拙，可是看上去并不太像生命垂危的样子。起不来的几个则躺在床上，由义工和修女照料一切生活琐事。
后来和长期在这里工作的义工聊起来，他们说垂死之家的病人们大多曾是车站的乞丐和流浪汉，因为身患重病而被仁爱之家派去车站的“先遣队”发现并送到此处。垂死之家不是医院，它无法承担救死扶伤的责任，只能为那些不久于人世的病人提供一个临终前的温柔归宿，让他们能够有尊严地死去。然而话虽如此，人类的生命力之顽强实在是未可限量，很多原本生命垂危的病人来到这里以后，因为得到悉心照顾，身体竟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因此垂死之家中最为年轻的两位住客看起来已经不大像是病人。尤其是年纪稍长的那一位，个子特别矮，可是并不瘦弱，人也精神得不得了，到处跟义工们握手寒暄，还不知从哪儿学会了几句西班牙语，说起来眉飞色舞，颇有一点风骚。年轻小的那一位情况却不太稳定，好的时候又开心又粘人，我去的第一天他还特地表演了几个舞蹈动作，可是不好的时候他会痛哭到让你的心都碎成一万片，只得派一位义工紧紧抱住他给予安慰。有老义工告诉我这孩子从小被人下毒因此染上毒瘾，每次哭闹就是毒瘾又发作了。虽然对这传说的真实性不无怀疑（据我所知仁爱之家几乎从不接收“瘾君子”），但是我也确信他小小的身体上一定承载着一个由黑暗和眼泪构成的故事。
相比起肉体上的病痛，以我有限的观察和经验看来，许多病人的精神问题似乎更为严重。这一点后来在与长期义工小P的交流中得到了证实。他说有一次适逢某场举国关注的极其重要的板球赛，垂死之家特地通知大家去电视房看球赛，结果一共也只有两个病人去看。如果你明白板球在印度人的生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宗教般的地位，你就会发觉这件事的不可思议。而小P更了解到，很多病人之所以此前会沦落到无家可归流落街头以至病痛缠身的地步，最初都是由于精神出了问题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之所以发生巨大转折，是源于某次变故对于精神的致命一击。而至于这神秘的变故究竟是什么，却从来没有病人透露过一丝一毫。
义工的工作并不复杂却十分琐碎。懂得医学知识的义工需要承担起给病人打针换药的任务，而大多数人包括我和铭基只能干些不需要专业知识的“粗活”——洗衣、晾衣、分饭、喂饭、喂药、洗碗、擦身、剪指甲、剃胡子、叠衣服、扫地。。。这里并无具体细致的工作安排，忙碌与否完全取决于你的眼里是否有“活儿”。中间有一次喝茶休息的时间，义工们聚集在院子的凉亭里喝茶吃饼干聊天，许多友谊便是于此时此地埋下的种子。
上午的时间里，洗衣服是重头戏。这里没有洗衣机，洗衣服全靠人手作业，一共需要六道工序。修女们无私地承担了最痛苦的第一道工序——给脏衣服浸上消毒药水再用刷子刷洗。病人往往大小便失禁，衣服和毛毯上总是沾了很多的大便，需要先用刷子把大便刷掉才能进行后面的工序。这实在不是每个人都会愿意做的工作，光是看见那些刷落在地的大便已经觉得恶心了，可是修女们戴着口罩半蹲在那里辛勤刷洗的身影却有种令人起敬的圣洁。
刷完这些衣物后，还要再过水手洗一次，将残存在衣服上没有刷净的大便用手搓掉，才能送达第三道工序用洗衣粉洗涤（可以手脚并用），然后再分别过两次水，最后拧干，攒成一堆后会有义工拿去天台晾晒。大家在洗衣盆和塑料大桶前或坐或站手下不停，看起来一副热火朝天的景象。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其中某些年轻的男义工洗衣服的方式，恐怕会在心里暗暗发笑——他们完全不知道衣服是需要搓洗的，只是反复地把衣服放进水里再拿出来，而且是全神贯注，非常努力地做着这些动作。我觉得很搞笑，可是同时又有一点感动。这些小男生恐怕平生连一只自己的袜子都没有洗过，却特地千里迢迢跑来印度替病人洗衣服。。。
洗衣服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各种小插曲。比如在这里长期工作的日本阿姨悦子会忽然冲过来“强行”给新来的义工分发一次性手套。“细菌！很多很多细菌！第一次来。。。危险！”她的英文支离破碎，只好以激动的表情和手势作为辅助；比如我在过最后一道水马上就要拧干的时候，忽然发现衣服上还粘着一块大便，当下简直有暴走的冲动，可是又不好指责任何人，只得默默地把它扔回第一道工序；比如义工之间有时会就何时换水的问题发生争执：爱干净的日本义工大叔认为水已经脏了应该更换，可是固执的法国义工却坚持声称还不到换水的时候，双方相持不下，日本人固执起来也同样刀枪不入，大叔一言不发地忽然就把水全倒了，法国人只得在一旁干瞪眼；比如一位男病人忽然出现在水房门口，自顾自地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脱掉，小心地放在旁边待洗的一堆脏衣服上面。多么能干！不需要修女嬷嬷帮忙，自己就可以把脏衣服送来洗！他整个人全裸着站在那里，脸上露出非常骄傲的神情。。。
我和铭基做得最多的是最后两道工序——过水和拧干，主要是因为我们俩有种傻气的偏执，拧起衣服和毯子来真的会使出浑身力气，直到再也拧不出任何水分，非常适合做这项工作。我看到有些义工拧衣服非常马虎，随随便便拧一下就扔进筐里。如果之后可以暴晒几日彻底晒干倒也罢了，问题是等不了那么久，没有那么多的衣服可以更换。我每次叠衣服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些衣服还是湿湿的，病人穿着这样的衣服肯定很不舒服。为了不让这种事情在我们服务的日子里发生，我和铭基决定坚守在拧衣服的“岗位”，不过大概是因为太过死心眼，手套和手指都被拧破了。。。除了对方以外，我们觉得日本义工也是可以信赖的，因为他们做事特别认真仔细。铭基和日本男生登志公君一起拧毛毯的时候，那场面真是蔚为壮观：两人各揪一角左右互拧，用力到手臂上的青筋都一条条暴出来，为了进一步榨干水分还要揪住毛毯绕过肩头转圈，看起来简直像是舞龙舞狮——被拧成一圈圈的毛毯就是那条“龙”了。。。
饶是如此，悦子阿姨还是每天都跑来水房反复强调：“拧干！我希望。。。很干很干！”有一天我正在进行我独创的“拧干两步法”的第一步，悦子阿姨忽然一个健步冲过来，一把夺过我手里的衣服：“不是这样！要拧干！要很干很干。。。”这真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当时一下子气血攻心，硬是强行把衣服从她手中夺回来，一边拧一边吼道：“我知道！我刚才那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
大概没料到我的反应如此激烈，阿姨也愣住了几秒钟。她没再坚持，可是忽然拍拍我的肩：“你，来！来帮忙。。。”
就这样，我又被莫名其妙地带到楼梯转角处的房间里，和另一位日本阿姨一块叠起了纱布。悦子阿姨要求我们把每一块纱布都叠成整齐的正方形，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将纱布沿着三块正方形小硬纸板小心翼翼地折叠，每一条线都要对齐，任何多余的布料和线头都不被允许。日本人做事真是一丝不苟，我心想，反正叠好的纱布是被用来敷在病人的伤口处，就算是没有完全对齐或是多一根线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原本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可是和她一比马上变成了冒牌货。
专注细致的手工劳动往往能够磨平一个人的性子，叠着叠着，我也渐渐变得心平气和。房间里非常安静，悦子阿姨戴着老花镜正在一旁用缝纫机为病人缝补衣服，踩动脚踏板的声音闷闷地回响在空旷的屋子里。她时不时地自言自语：啊，怎么办。。。哎呀，这个这个。。。糟糕。。。这样好了，就这么办吧。。。
我偷偷地注视着她。从见到悦子阿姨的第一天起，我就知道她不是那种点头哈腰笑语温柔的日本女性。她身材清瘦，轮廓柔和，可是眼神有时锐利得简直可以切割钻石。近乎偏执的完美主义者，对于每项工作都有自己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方式，你哪怕只是稍作改动，她都会立刻反应很大地“no no no！”。她的经历是个谜，没人知道她的人生故事，又因何机缘来到这里，只知道她常年在垂死之家工作，并且打算一直做下去，已经是这里不可分割的一分子。悦子阿姨每天都极其忙碌，照顾病人的同时，还要安排、纠正和督促义工的工作。她每天在屋子里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并不露出一点疲态，可是有些夜晚我们在小餐馆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角落孤独地喝着一碗汤，满脸都是疲倦。究竟是什么促使她选择这样清苦辛劳的异国生活？偏执和严格的背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爱吧。
我忽然很想抱抱她瘦弱的肩膀。
在悦子阿姨的严格要求下，那一天我成功地叠出了很多堪称“完美“的正方形纱布，之后又跟她一起用“她的方式”叠衣服。虽然好几次有吐血的冲动，好在最后也终于得到了认可。她指着我对法国义工Francesco说：“我喜欢她。她很好。”
然后她忽然又补充一句：“一般来说，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都很好。”
Francesco非常郁闷。“好吧，”他指着自己的鼻子，“所以，法国人不好？美国人不好？印度人也不好？”
悦子阿姨并没有反驳，只是一笑置之。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悦子阿姨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奇妙的是，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天，我和她有相同的感受。我和铭基都觉得亚洲的义工和西方国家的义工有很明显的区别：亚洲人工作起来很卖力，而且分配到什么工作就做什么，也完全不介意干脏活累活；很多西方人则往往抱着“浪漫”的心态来看待做义工这件事，他们不想洗衣服洗碗拖地，一心只想和病人接触表现爱心，比如拥抱病人，和他们聊天（虽然语言不通），给他们喂饭擦身等等。如果不需要他们做这些工作，那么就算水房里有堆积如山的衣服和毯子需要洗，他们也绝对不会过来帮忙，宁可跑去天台一边晾衣服一边聊天晒太阳。有一次已到休息时间，我们这边衣服还没洗完，铭基和另一位义工却被叫到天台去晾衣服，因为原本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已经忙不迭地跑去喝茶休息了。
为此我有点不爽，觉得他们的爱心太过自私廉价。可是当我们自己也开始接触和照顾病人之后，才发现自己此前的想法实在有些偏激。照顾病人是与洗衣服之类的体力活完全不同的另一种辛苦，而且需要更多的技巧和耐心。这件事也令我意识到自己心理的“阴暗”，抑或是学习工作多年养成的“竞争意识”——总是斤斤计较于投入和被认可的程度，一旦发觉别人比自己付出得少便有吃亏的感觉。其实做义工本来就不求报酬，不管做什么还是做多少都只凭个人意愿，自己无愧于心就好，根本没有必要斤斤计较，更没有资格批评别人。
后来我无意中看到特蕾莎修女的一句名言：
“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会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但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
我的脸上顿时一阵热辣辣的。
这就是加尔各答仁爱之家的魅力吧。你不远万里而来，心怀美好愿望，摩拳擦掌地准备帮助别人——
可是自己却先被治愈了。
三
每天工作结束后，义工们都结伴搭车回去萨德街（Sudder Street）。
是的，几乎所有的外国义工都住在萨德街。这里是加尔各答的背包客大本营，便宜的旅馆、餐厅和商店一应俱全，一条小街就足以满足你所有的物质生活需求——虽然背包客实在没什么物质需求，都是为了省钱宁可拉肚子也要吃路边摊的主儿。
仁爱之家和萨德街是最容易结识新朋友的地方。工作的时候，喝茶休息的时候，在小摊上吃饭的时候，坐在旅馆里发呆的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笑，你们就自然而然地聊起天来。会说中文的韩国人，会说日语的中国人，会说西班牙语的德国人。。。近几年来，英语在跨国交流上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多多少少懂得一点第二门外语的人越来越多。距离拉近了，世界变得那么小。日子一天天过去，朋友也越来越多，走在街上总是不停地和人打招呼。有一天和刚认识的韩国男生小卜一起走出餐厅，他看见我们一路上呼朋引类的架势，惊讶得合不拢嘴：“你们怎么什么人都认识！”
真的，连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之前在拉丁美洲的六个半月虽然精彩却常感觉孤独，而加尔各答这个脏乱喧嚣的城市却让我们体会到了久违的友谊和温暖。
旅行令人心态年轻，可是和眼前这群真正的年轻人相比，我和铭基已经不幸沦为背包客里的“老家伙”。发生了什么事？到达萨德街的第一天我就纳闷地到处打量——这个世界上怎么到处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好不容易遇见年纪略为相仿的旅人，互报年龄之后大家还要客气地彼此恭维：“看起来真的不像啦！”有一次台湾来的慧果和昱方问起我和铭基于何时何地初次相遇，“非典的时候，在西藏，”我说，“非典就是SARS，SARS你们肯定知道吧？”两位可爱的台湾同学有些迟疑地点头。很久以后我才反应过来——对他们来说这真是个一万光年以外的词汇啊！SARS那一年，他们一个十岁，一个十三岁。。。
与慧果和昱方一样，很多义工都是大学生，特地趁着放寒假前来印度旅行和做义工，开学时间一到就要赶回去。时代真的不一样了，我感慨地想。我上大学的时候，绝大多数同学的旅行路线仅限于国内，能去一趟西藏已经被视为勇敢和奢侈的行为。寒暑假时除了旅行就是打工、实习、雅思托福GRE，“义工”这个概念遥远得就像西伯利亚的月亮。十几年过去，虽然和日本韩国及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人数还是很少，可是如今的中国大学生却已经开始走出国门，用年轻人独有的热情拥抱各种全新的可能性。去哪里和做什么其实都不重要，能够跳出井底本身已经是摆脱狭隘和偏见的第一步，你从此便会知道外面的世界广袤无边，而世上有那么多人正在过着你的想象力无法触及的生活。
去仁爱之家报名那天，璐君是除了我和铭基之外唯一的中国人。她迟到了至少半个小时，冲进来的时候整个人像一团旋风。“我一开始走错了去了另外一边。。。我不认识路。。。有个小孩子给我带路，最后还问我要钱。。。” 她大汗淋漓，双颊红扑扑，一串串句子像连珠炮一般从口中发出。一问之下才知道她从尼泊尔乘车过来，刚刚抵达加尔各答，找到旅馆放下背包就来报名了。
璐君此行就是冲着仁爱之家来的。在上海读大学的她趁着过年和开学之间的空档，经过西藏和尼泊尔辗转来到加尔各答，为了省钱一路转车完全没有沿途停留观光。这是她第一次出国，没带任何旅行指南书，手里只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是一路上遇见的背包客写给她的各种关于交通和便宜住宿的琐碎信息。
第一次出国就直奔印度这么incredible的国家，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璐君也同样震惊于印度的“脏乱差”，可是她适应得很好——什么乱七八糟的路边小摊她都敢试，而且从来不拉肚子。认识不认识的旅人她都能上去搭话，约别人一块去参观景点。工作之余我们有时只想在旅馆休息，然而年轻的璐君浑身都是精力，一刻也闲不下来。“你们等会儿去哪里啊？”，“你们昨天去哪儿玩了？”，“看我刚买的裤子！你猜多少钱？”。。。她以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劲头兴致勃勃地生活在这个日薄西山的城市。每次在萨德街看见她吃着炸土豆之类的东西迎面走来，满脸津津有味，一身热气腾腾，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仿佛看见了当年第一次孤身上路时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自己。
和刚认识的朋友聊起天来，听到我和铭基旅行的经历，很多人都会发出“哇”的赞叹声，从此将我们视为经验丰富的“老驴”。可是去过的地方多又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若是单纯追求走得远，时间长，经验多，花钱少，其实真是相当容易（尤其是在物价便宜的国家），你看连璐君这样的新手上路都不落人后，旅游论坛上更有无数前辈的经验贴。可是我们这些人的旅行细节看似不同，大体上却其实千篇一律，而且终有一天会结束旅程回到原来的生活。然而这世上还存在着另一些旅人，他们同样走在路上，却过着你无法轻易复制的另一种生活。
有一天我和铭基在萨德街的路边摊吃饭，和坐在旁边的一位女生攀谈起来。她是英国人，可是听说我们是中国人之后，忽然改用中文和我们聊天。她的中文标准流利，简直吓了我们一跳（虽然她称韩国人为“高丽人”，令我们绝倒。。。）。原来她小时候跟随做文化交流工作的父母来到中国，在云南生活了五年。她还会说泰语，因为后来又在泰国清迈住过四年。。。这女孩不是嬉皮，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世界人”。她不喜欢英国，觉得英国人思想狭隘，每次攒了一点钱就跑去别的国家做义工，一去就是一年半载。这次她专门来加尔各答待上六个月，一半时间在仁爱之家做义工，一半时间为另一个慈善机构工作，收留和照顾车站的流浪儿童。与此同时她还在写一本书，关于这些日子在印度的经历。。。
她的语气是轻松淡然的，完全没有炫耀或是自恃清高，令我觉得非常亲切，可是她思维的方式和观察事物的角度又是那么特别。或许是因为特殊的成长经历和家庭教育，她整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跟我们这些在笼子里长大的家伙不一样。在她的世界里，完全不存在所谓的“世俗的羁绊”，依照自己的心意而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事，对物质的需求可以降到最低，帮助受苦的人们却是生活中最大的意义。
和她聊天令我心情矛盾——一边欣赏她的眼界和谈吐，一边对自己的庸俗感到惭愧。道别的时候我们才想起问对方的名字。“中文名还是英文名？”她眨一眨眼睛。
“你还有中文名啊？”
“施恩慈。我叫施恩慈。”她的笑容如一滴朝露般清浅可爱。
不同于施恩慈的精灵气质，在垂死之家认识的另一位英国人小P却是个老实淳朴的大高个儿。不知道他到底是大智若愚还是本性如此，我不论说什么他都认真听完然后随声附和，而且一脸诚恳：“我觉得你说得太对了！”，“很有道理！我怎么从没想到过。。。”小P算是垂死之家的老义工了，有一次我们谈论起加尔各答的天气，他说：“我最喜欢这里的夏天。”
我很惊讶：“夏天不是很热吗？”
“对啊，”他一脸憨厚地点着头，“那时候垂死之家就没有那么多粘了大便的毛毯需要洗。。。”
然而这哥们儿也不是普通人——他每次回英国打上两、三个月的工，然后再带着赚到的钱回到印度继续义工生活，直到钱用完为止，就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每次想到这个我就感觉奇妙：我们拼命赚钱是为了离开原来的生活去外国旅行，有些人去外国赚钱却是为了回到印度来继续原来的生活——在路上的生活已然变成了他们“原来的生活”。
很少有地方能像仁爱之家这样让你遇见那么多值得敬佩的人：
我和法国人Francesco在“革命”这一话题上有巨大的分歧，甚至因此吵过一架，可这不妨碍我佩服他这个人。在垂死之家工作时，每次洗衣他都主动承担最腌臜的任务——用手把残留在衣物上的大便搓洗掉。至今我每次想起他，记忆总是定格在同一幅画面：他皱着眉头拎起一件脏衣服，用带有浓重法国腔调的英语说：“Full of shit！”Francesco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天主教徒，可是他已经在加尔各答的垂死之家服务了整整六个月，马上又要去耶路撒冷帮助那里正在受苦的人们；
一位在美国读书的香港女生先后来过七次加尔各答做义工，连大学都特地副修了印地语。大学毕业后她终于再次回到此地长住，为一家NGO工作，在当地的小学教书。她周一到周六都要上班，却连唯一的休息日也不闲着，每个星期天都来垂死之家服务。她说：“来这儿工作比在家休息更令我开心。。。”；
义工报名时提供中文讲解的香港女生Steph，从广告公司辞职去了慈善机构宣明会，如今又从宣明会辞职来到加尔各答，计划在仁爱之家做上三年的义工。为了更好地服务病人，她工余时间还在大学进修孟加拉语。。。
面对这些人的时候，我常会觉得自己一直都生活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个人的喜怒哀乐被放到无限大，外界的苦难只是报纸上的统计数字。我走过很长的路，却从未走出世俗眼光的束缚；我游历了很多国家，却很少航游我自己的单调。惭愧地说，即便是在受到了极大感动和震撼的现在，我的心中仍然欠缺像施恩慈他们那样的“大爱”，无法将扶危济贫作为此生最大的追求。可是他们身上还有一种东西令我着迷予我鼓励，那就是主动选择自己命运的勇气。在人生这场漫漫长旅中，他们选择了这世上最令人畏惧的道路——通向自己的内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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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死之家（Kalighat）在Kalighat Temple附近的中心暂时关闭维修，病人现在转移到 Prem Dan中心里面一个小屋的垂死之家临时中心。
拍病人不太好，照片全都是只有义工的
和悦子阿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