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回来休息了一天以后，我十分不情愿地磨磨蹭蹭地跑去上班了。才九月中下旬，伦敦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一踏进那个好像灰色囚笼的办公室，我就感到有一种“沙场秋点兵”的肃杀气氛扑面而来。
记得凡凡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曾经问我，休假三个星期，马上就要回去上班是不是很害怕。我说害怕倒还是其次，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万一老板终于发现其实有我没我都一样那可就不妙了。
我鬼鬼祟祟地溜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结果还是不幸地被我们的MD大人G先生一把抓住。“噢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他假装热情洋溢地走过来揽我的肩。“想死我们了。。。真怕你不要我们了。。。”我感到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着 “honey”，“my dear”，“sweety”，“loveliness”这些甜蜜得令人发指的词语从G先生口中一一蹦出，我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都能熬碗粥喝了。
更何况，我知道这些糖衣炮弹都意味着什么。。。仅仅一天之后，我就被堆积如山的文件淹没了。星期四晚上十点，我坐在一堆模型，律师信和presentation中间，捧着头，发出痛苦的呻吟。屏幕上显示着我刚从G先生那里收到了一封新邮件。他愉悦地写道：“你现在知道我们有多么需要你了吧？”后面跟了一个大大的伪善的笑脸。在那一瞬间我怒向胆边生，抓起手边的订书机就想向屏幕砸去――然而在下一秒钟，我意识到砸破了屏幕不仅不能减少工作，还得自己赔钱，只得又沮丧地放下。
旁边的印度同事看看我，平静地说：“欢迎回到地狱。”
还是不谈工作，接着讲讲我回国的见闻吧。
在上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外国人真多。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隔几步就与几个老外擦肩而过。在做作无比的新天地，一个年轻的老外操着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对与他同行的中国朋友说：“你喝什么？――少来，说好是我请客。。。”。在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一半的乘客都是西方人，而且明显都是生意人。我的前后左右都是老外，有趣的是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似乎也收起了在自己国家的“绅士风度”，为了行李架的空间问题不停地彼此问候对方的母亲。
我在上海的时候住在老字号的锦江饭店。每当夜幕降临，饭店周围就三三两两地聚集了不少身材婀娜，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子。一开始我其实没往别的地方想，只是单纯地觉得：“哇，好多美女！”直到看见一个老外出来，众美女都哗地迅速围上去说：“hello hello。。。”，这才明白过来。
在上海还见识到了一位十分“非典型”的上海的哥。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北京的的士司机才会耍贫嘴，而上海的司机应该都是斯文而寡言的。直到那天我和晨吃完饭想去泡吧，上了一辆出租车后，晨对司机说：“去衡山路，到酒吧多的地方就停下来。”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我们，“噗哧”一声就笑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小姑娘去酒吧是想干嘛。”
啊？我们都愣了。“我们是想去干嘛啊？”
“你们肯定是想去找帅哥嘛。”
我和晨对望一眼，也忍不住笑了。
司机继续得意地说：“那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嘛。”
我笑着说：“我靠，不是吧大叔，我都结婚三年了。。。”
“哎呀小姑娘我说你思想怎么这么不纯洁呢？我又没说你要干嘛，就是去看看帅哥，聊聊天交个朋友也可以的吧？结了婚也可以看帅哥的吧？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得，搞了半天思想不纯洁的原来是我啊。
后来在北京，深夜从后海打车回酒店。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照例很健谈，他说：“同样是泡吧，我就觉得，从后海出来的人比起从三里屯出来的，人格上就已经高出不少了。”
北京的哥果然牛B，都扯到“人格”上了。。。我一边陪着笑说：“啊，是吗？”，一边心虚地想：我以后再也不去三里屯了。。。免得被的哥歧视。。。
司机接着说：“那当然。。。在后海泡吧的，好像你们这样儿的，大部分都是上白班儿的，可是三里屯就不一样了，大部分都是上夜班儿的。”
“我拉人有两个原则，男的长得太猥琐的不拉，女的长得太招人的也不拉。。。”
他一边说，一边从后视镜偷看了我一眼：“啊，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
我说：“您太客气了师傅，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跟你说啊，现在啊真是什么人都有，那天晚上有一女的在路边拦车。。。好家伙，你知道她穿的是什么吗？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她那上身吧，就穿了一‘眼镜儿’！下身吧，就穿了一‘红领巾’！。。。”
眼镜？红领巾？等到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忍笑忍到肚子都抽筋了。太经典了。王朔算什么呀，石康算什么呀，老北京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
还想说说我的好朋友顺子。
顺子是日本女生，我和她在人大相识，那时的她是从日本某大学过来的交换留学生。她是我见过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性格十分豪爽大气，没有丝毫的虚伪做作。我至今还记得她向我描述去西藏时，因为没有边防证，在大卡车后箱的油布下和一大堆土豆躲在一起逃过边防检查的情景。我们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友。直到现在，我每次回国都会找她，上次还在她家住了好几天。
顺子从中学时就开始请家教学中文，水平非常高。和“大山”等人不同的是，她的发音还是不够地道，能听出是外国人，但是中文的词汇量十分惊人，哪怕和在胡同儿里长大的老北京人沟通也完全不在话下。总而言之，她的中文比我的英文至少要高出好几个等级。比如这次回去和她见面，她向我形容某人，说：“他这个人就是事儿事儿的。”我很惊讶：“你还会说‘事儿事儿’的呀？”她说：“不止呢。我还会说‘事儿叉’。”“什么是‘事儿叉’啊？”她一笑：“其实是脏话。。。就是‘事儿B’呀。”我“咣当”一声绝倒。
顺子非常热爱中国。记得她当年刚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水土不服长了一脸大红包，原来的好皮肤变得十分可怕，而且胖了上十斤。饶是这样，她回日本以后还是对中国念念不忘，以至于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执意再次回来中国，找到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从此一待就是四年。她说她觉得日本是回不去了，可能找个中国男人嫁了，一辈子就在中国了。
大学专业是日本文学的她，来中国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北京某酒店的大堂接待员，酒店包住宿，可是月薪只有一千元。就这样她居然也忍了两年。我还记得我们一起逛街看旗袍时她无奈地说：“再也不想穿旗袍了”，因为当时的她由于工作关系，每天穿着长旗袍在大堂里一站就是一天。“这么辛苦又没钱怎么还能忍下去呢？”我问她。她眨眨眼睛说：“因为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明星啊。。。王力宏真的帅呆了！还有我从来没想到原来刘青云这么有男人味！”我看着她心想，这日本小妞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那时候她第一次在北京租房，结果遇上个骗子，骗了她八千块押金以后就人间蒸发了，临走还抛下一句：“日本人的钱不骗白不骗。”她大哭一场，擦干眼泪后还是得继续找下去。中国发生反日运动时她吃尽苦头，有时甚至差点被人打。她无奈地对我说：“他们不明白。。。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的。我这么喜欢中国，为什么还是。。。只能怪我自己中文还不够好。”
现在的她已经俨然刀枪不入。这次回国时，王府井步行街正在搞一个大型的“中日民间文化节”，她的日本朋友纪国子正是这一活动的策划人。我和顺子挤在汹涌的人潮中伸长脖子在一堆和服美少女中寻找纪国子的身影，终于找到以后她跳起来用日语大声说：“纪国子，加油！”。。。之后我们幸运地找到一辆救护车，好心的医务人员让我们站在车上看表演。她看着满街的人头攒动，十分冷静又有点担心地说：“这么多人，不会有人向纪国子她们扔鸡蛋西红柿吧？”我拍拍她的肩说：“周星驰的电影看多了吧？”
如今的顺子已经脱离了那间酒店的“魔爪”，转到一家很大的日本公司做事，生活比以前靠谱多了。然而即使在中国反日运动最盛嚣尘上的时候，在全国上下一片高呼“打倒小日本”的时候，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谁也打不倒我的。我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顺子。”
我看着顺子，心想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有她这样的坚强和韧性，八年抗战可能早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