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伦敦的那些年，我认识了很多澳大利亚人。由于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特殊的关系（在历史上算是父子关系吧），澳洲的年轻人可以持“working holiday”签证在英国工作两年（如果祖辈中有人出生于英国，他们还能通过另一种签证在英国待上五年，之后还可以申请永居）。也许是出于某种血脉相连的“故土崇拜”，澳大利亚人都喜欢去英国待上一阵，几乎像是一种成年礼了。
一开口说话你就能辨认出他们——那种抑扬顿挫的节奏，那些变得扁平的元音。“Good day”是“顾大义”，“eight”是“阿依特”，“six fat fish”变成了“sux fet fush”。他们还喜欢轻巧的缩略语，比如早餐是brekkie，自行车是bikey，船是boaty，lipstick是lippie……这其中的孩子气不言而喻。
澳大利亚人很招人喜欢。无论男女都高大强健，生性悠闲，坦诚开朗，而且一点也不傲慢。对比之下，英国人绷得太紧了，容易抽筋。他们的友好也相当真诚自然，不像英国人那么假惺惺的。我所见过像用气筒打气一样跟人握手的，统统都是澳大利亚的男生。
如果愿意的话，我的澳洲同事们其实都可以在英国长待下去。可奇怪的是，working holiday一到期，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选择回去。伦敦很好，很酷，有文化，有历史，他们总是一脸诚恳地说，然后忽然露出一丝羞涩——可是，我还是很想念澳大利亚的慢节奏和阳光海滩……
嗯，听说南半球的生活的确悠闲。铭基的朋友搬去了澳大利亚，他说那里的工作常态是无所事事。无所事事到什么地步呢？每天有很多次，他要把笔故意扔到地上，再一支支捡起来以打发时间……我的前同事英国人保罗举家迁往布里斯班，他给我们发来邮件，激动地炫耀着他们办公室里那台神奇的啤酒机器——每到周五下午四点便会自动将二十几只啤酒杯全部斟满……被工作湮没的我们只能目瞪口呆地想象着那副画面，嫉妒令每个人面目全非……
所以，如果说我对澳大利亚有过任何想象的话，那我把它想象成了南加州或佛罗里达的样子： 一个永远阳光灿烂的地方，一群轻松随意不拘礼节的人，一种喜洋洋但不失单调的海滩生活方式——不是那种没有烦恼的生活，而是生活在一种天赐的自然之美中，甚至是花钱也享受不到的。
你可以想象我来到悉尼时的困惑：说好的佛罗里达呢？眼前分明是一座英国城市，至少是搭着英国的架子。1923年，D.H.劳伦斯在这个城市小住两日，就断言它不过是五分钟速成的再版伦敦——“就像人造黄油是黄油的替代品一样”。有时我又觉得它好似有海的曼彻斯特……总之，一点也不像美国。
直到我们来到了黄金海岸的“冲浪者天堂”。这并不是什么别名或昵称，而是一座小镇的正式名字。据说这里曾经只是无人光顾的萧条海岸，镇上只有一家小旅馆，镇名也平凡无奇。小镇的父辈们忽然灵机一动，决定给这个地方一个更为响亮诱人的名字。他们四处一看——啊哈！那家小旅馆名叫“冲浪者天堂”，听起来相当不错。他们决定试上一试，看看效果如何。小镇再未回头。偏远乡村一跃变身为繁华的度假胜地，世界各地的游客都直奔黄金海岸的冲浪者天堂而来。
如今的冲浪者天堂与邻近的度假社区全部联合为一个巨大的蔓生体，这里就是澳大利亚的南加州或佛罗里达。行前看过网上的照片，但我还是很难相信他们会把“天堂”打造得如此庸俗和尴尬。然后我来到那里，亲眼看见一大堆闪烁的玻璃水泥高楼密密麻麻矗立在海岸前线——岂止是不自然，几乎到了不甚雅观的地步……更为尴尬的是，我们入住的就是其中一幢直面大海的高层酒店式公寓，每天躺在床上就能看见窗外那蓝得几乎让人痛苦的明媚大海，就好像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了一个被损坏的审美根基之上。
到处都是国际品牌的酒店、购物中心、带阳台的公寓大楼、赌场、游艇会、高尔夫球场、游乐场、水上乐园……供给充足，应有尽有。你可以找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连日本拉面都堪称原汁原味。你甚至常常感觉不到自己正身处澳大利亚——这里只不过是另一座巨大的、高水准的、个性模糊的国际度假胜地，你可以假装自己在泰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或是西班牙。每天晚上出去觅食的时候，走在灯红酒绿和汹涌人潮之中，总觉得自己来到了普吉岛或芭提雅。
海滩却是超一流的，当然。的确配得起“黄金海岸”这个名字。宽阔，笔直，干净，带着懒洋洋的、就像被完美设计过的海浪。它是全世界最长的沙滩海岸，绵延75公里的白沙碧浪无比壮观。尤其是从飞机上俯瞰时，那种震撼之美扑面而来，几乎令人感到一种深入骨髓的虚幻与无常。所谓天堂大概就是如此吧。
我们在海滩上度过了好几个无所事事的下午。因为不是酒店的私人海滩，那里没有躺椅和遮阳伞，没有（我最需要的）酒吧服务，春天的水温也不适合下海游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陪毛衣玩沙子，一小时接一小时地玩沙子，一次又一次地用小水桶去海里打水，不断地建造起沙堡又被毛衣无情地摧毁，第一千零一次地咂摸着那种爱与无聊夹杂的感受。
大海是这样一种东西：你承认它很美，但你盯着它看一会儿就失去兴趣了，接着因为没有其它的东西可看，只能继续看海。它能占据你的思想，面对海你无法想别的或专注于其它。除了这无边无际的海，大脑被领入了真空地带。你很难准确地描绘那种感受，但出于人类一定要给出某种描述的本性，能让你勉强满意的惟有“敬畏”二字。
海滩上的孩子们却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打破所有成规，裸着胳膊和腿，满发的泥沙与盐巴，富含臭氧的快乐尖叫……他们拥抱着极度狂喜。离我们不远处有个爸爸正躺在沙滩上，将他那看上去才两三个月大的小宝宝不断地高高举起，你能看出连那小小人儿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狂喜。我们在讨论的只不过是浪花和沙子，可当你还是个小不点的时候，你会确信自己见证了奇迹。
然而据说对于爱玩的人们，黄金海岸的沙滩其实相当靠不住。一年可能有多达几十起溺水事件，其中大多数要怪游客不懂得如何躲避海中的裂流，或被卷入其中后不知如何保持镇定。因此每个海滩都以红黄旗帜标识安全游泳的区域，其间有专业救生员来回巡逻——海神般高大健美的救生员，金色的头发，意志坚定。他们俯看我们的时候，就像是在睥睨一只只不会游泳的小狗。显而易见，他们是由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就连这里的孩子也是由更坚实的材质铸造而成的。刚到冲浪者天堂的那天，我们看见一整个班级的小朋友穿着大不列颠风格的校服，每人扛着一块冲浪板，在老师的带领下向大海进发。其中最小的孩子看起来也不过就是四、五岁的样子。
“天哪，”铭基忍不住感叹，“我们还带着尿不湿，人家已经去冲浪了……”
澳大利亚人始终依恋着海洋。人人都爱航海、游泳、冲浪。车库里堆满了鱼竿、帐篷、沙滩伞、舷外发动机。我听说过不少中国姑娘和澳洲男生的恋爱故事，他们相处中的最大矛盾几乎都在于打发闲暇的方式——比如说，女孩每天下班后很累，只想舒服地待在家里看电视上网，男生却雷打不动地要去健身房；周末女孩想去城里逛街，男生却成天张罗着去郊外爬山、出海、露营，要么就是回乡下父母家里帮忙做木工或修房顶……
澳洲男人无疑有种开放而强壮的男子汉气概，但有趣的是，与此同时也个个都是带娃好手。在黄金海岸时刚好遇到周末，公园里到处都是拖家带口的人。几个家庭聚在一起野餐、聊天、打板球，孩子们到处疯跑、蹦床、荡秋千、玩滑索、制造各种各样的混乱。这一切都有种迷人的怀旧气息——在我小的时候，人们就是这样在公园里打发周末的，而且那时也没有一个人看手机。起初我和铭基一直陪着毛衣玩，渐渐地我总觉得哪里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环顾四周，除我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妈妈！也就是说，在场看顾孩子的全部都是爸爸们！
站在那个巨大的蹦床下面，我看见一个小男孩跑过来找他爸爸：“爸，我想去那边玩小火车！”
“不行，”他那满脸胡子的魁梧老爸一本正经地摇头，“我得同时看住你们三个，你不能跑出我的视线。”
我当下福至心灵，立刻对铭基露出了阴险的笑容，一边缓缓后退——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我一直退到了妈妈们的领地，和另一位澳洲妈妈一起分享着一张长椅。我们俩舒舒服服喜气洋洋地坐在那里看着爸爸们带娃，脸上不约而同地挂着人生赢家般的微笑……
之前在悉尼的时候，我们也在一个户外儿童乐园遇见了一位能干的澳洲爸爸。当时我和他刚好站在一起，各自看着各自的娃荡秋千。他是个热情健谈的男人，告诉我他们一家刚从新西兰的某个乡下小镇搬回悉尼，不断感叹着大城市物价之高和远离自然之烦恼。Are you kidding me？我心想，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远离自然”的大城市……
他问我有几个孩子，我指指毛衣，说就这一个已经够累的了。他点点头：“我和我太太生完三个小孩以后也决定不生了……”
“是啊，”我露出理解与同情的神色，“带孩子真是人生挑战。”
“可是，”他接下去，“生完老三，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实在是太可爱了，和他们在一起太幸福了，所以忍不住又生了老四——”他指指正在荡秋千的小女孩，“你看，一转眼她都快两岁了……”
我哑口无言地呆站在那里。忍不住又生了老四！……唉，怎么说呢？有些人的精力可能真的是上辈子余额转存吧。
但过后仔细想想，澳大利亚的爸爸们之所以个个都是带娃好手，除了社会风气和公共设施的原因之外，还因为……他们真的是身强力壮啊！我总觉得他们看上去就像一棵棵粗壮坚韧的大树，无论有多少只猴子在那儿上蹿下跳，大树都举重若轻稳如泰山。别说男人了，澳大利亚的妈妈们也往往臂力了得，一手抱一个四五岁的娃都能健步如飞。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我都很泄气——难道真的是人种的差异？
请注意，我这里所说的并不只是白人与亚洲人的差异。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二战后它打开国门，并逐渐与“白澳主义”诀别，决心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生存下去。从最初只有来自不列颠岛上的居民，到如今拥有了希腊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越南人、中国人、俄罗斯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最终形成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类型。这片大陆上的阳光、饮食、新鲜空气、空间和生活的总体舒适度很快就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这里变异成同一个超越民族和种族的群体，就像是在进化过程中基因突变而形成的新人类——印度人变得强壮有力，俄罗斯人爱上了冲浪和板球，一个颀长的意大利人似乎不消片刻就转变成了一个彻底嗜好啤酒的澳洲人……如果我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总有一天我的身上也会生长出一种明显的澳洲特色——或许至少会比现在高个几公分吧？
人种“进化“的同时，食物的质量也发生了巨变。除了动物以外，这大概是此行最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好友小昂曾告诉我，悉尼中餐馆的品质远高于伦敦，但我没想到澳大利亚的饮食普遍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准，比起“母国”（英国）的黑暗料理高出无数个段位。并不是那种花哨或考究的烹调方式，这里的食物似乎越简单越美味，普普通通的鸡肉沙拉或牛肉三明治就足够让人惊艳——材料新鲜，调味清淡，散发着质朴而丰富的味道。蔬菜和海鲜也都鲜嫩爽口，不管在哪里吃都不会出错。我吃了好几次名叫barramundi的白肉鱼，据说是深受澳洲人喜爱的鱼类，肉质相当鲜美。还有第一天错点的炸鱿鱼圈，我一向不喜欢吃油炸食物，但那一顿将它们一扫而光——被油炸过都掩盖不了鱿鱼本身的鲜嫩，可以说是我所吃过最美味的鱿鱼了。更不用说这里的酒类——啤酒泡沫细腻，入口清爽，葡萄酒味道高雅，果香浓郁……
我并不知道究竟是经过了怎样的历程，澳洲饮食的质量才得以维持整体的高水平，但我猜测除了食材本身新鲜之外，移民的功劳也不可小觑。据说国门初开之时，澳大利亚欢迎全欧洲的人，战后那几年尤其喜欢希腊人和意大利人。忽然之间，澳大利亚满是喜欢葡萄酒、橄榄、茄子和上等咖啡的人，他们显然不满足于英式红茶、炸鱼薯条以及单调粗野的调味方式，于是纷纷拿出祖传菜谱和看家本领，将故国的饮食精华源源不断地输入脚下这片土地……
说句题外话，上半年看了本有趣的书叫《旅行者的早餐》，作者米原万里提到一个观点，即英国当年那股称霸世界的原动力很可能就来源于难吃的食物。作为“日不落帝国”，英国曾经统治跨越四海的殖民地，被派遣的人员要长期定居在那里，因此祖国的食物越没有魅力，在这一点上就越有利。祖国的食物不好吃，在驻留地却能吃得心花怒放的话，大概就不容易得思乡病，不管多久都能坚持下去。相比起来，在近代战争中，意大利和法国军队的兵站里，粮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金额上所占比重都非常大，所以不利于持久战。普通士兵对用餐的要求也很高，必须有全套正餐，而且每道菜都要做出水平，不然他们就会满腹怨气，不好好打仗。而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战斗力不行的原因之一，就像在日本军队里，战斗力最差的是因讲究吃喝而闻名的大阪师团……
所以啊，如果英国的食物能好吃一点，今天的世界也许是另外一副模样——说不定连澳大利亚都不复存在呢！
最难忘的仍是抵达悉尼后的第一顿饭，现在想来并不只是食物的原因。当然，食物本身也很不错——啤酒清冽，牡蛎小巧而新鲜，鱿鱼像一颗滋味的手榴弹在齿间炸开——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感官的愉悦：头顶上湛蓝的澳洲天空，波光粼粼的海面，树木郁郁葱葱的绿，海港里快艇上的白帆，沐浴着阳光的快乐人群，远处歌剧院的白色翅翼……它们都像天赐祝福，令寻常的用餐体验变得超然而优美。
毫无疑问，悉尼港成就了悉尼。它很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海港——我在它和里约港之间犹豫不决。它从东到西穿过城市中心，将悉尼分隔成大小基本相等的两半。它是这个城市开始存在的证据，并且至今依然是悉尼最美的风景，就像是一场永远不散的盛会。
我们下榻的酒店位置绝佳：一面是皇家植物园的大片草地，一面正对着环形码头。当你结束了长途飞行，晕晕乎乎地被出租车送到这里，被悉尼以如此壮观之景迎接，会很容易产生一种身在童话故事中的错觉。尤其是当你看到悉尼歌剧院那家喻户晓的尖角屋顶，心中会有一种“哇哦，我在澳大利亚耶”的梦幻之感……
悉尼歌剧院有九个飞腾的白色屋顶，各种不同的平面和材质组成了一个轮廓怪异的大顶棚。并非人人都能欣赏它——有人觉得它像是从大海中爬出来图谋不轨的怪物，还有人将它比作“一台缀满牡蛎壳的便携式打字机”……不得不说，近距离迎面看过去，那些白色屋顶陈旧发黄，毫无美感。可是，当它出现在远处，作为一个公园或一条街道完美景致的完结点时，它独特的几何结构总会为那副画面平添许多光彩。无论如何，歌剧院与美学无关，它更像是个独一无二的标签。
相比起来，我更喜欢与歌剧院隔海相望的海港大桥。这座全世界最宽的大铁桥有种勇武男子的克制之态，造型朴实却气势磅礴。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见它那腾空而起的巨大桥拱，有时隐隐让人感觉像是一座宏伟的教堂，在它的庇护下有个城市繁荣向上生机勃勃。
环形码头几乎无时无刻不呈现出一种歌剧般的景象：一片宏伟壮丽的海面，豪华游轮上的人们正朝你挥手，观光船的高音喇叭回声四起，头顶上的海港大桥安定着实，远处金融区的高楼大厦闪闪发光……这一切宛如一个理想化了的澳大利亚——如此年轻，如此活力，如此满怀希望，如此神采飞扬。我猜想对于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来说，这里能让他们即刻体味到一种美好的希望和自由感。从看到悉尼港的那一刻起，他们就会相信这是一个澳洲梦能够成真的地方——有完美的社会平等、完美的自由、完美的自我表现机会、完美的悠闲懒散。
看看如今的悉尼，谁会想到它最初只不过是英国罪犯的流放地？事实上，澳大利亚整个国家都是由从英国流放来的囚徒开拓而成。最初的船队即第一舰队共载来囚犯772人，其中有杀人犯和强奸犯这种真正的“坏蛋”，也有政治犯，还有因偷盗一本书或几根黄瓜苗这种轻微罪行而被流放的“倒霉蛋”。就在今天环形码头的地方，第一舰队总指挥亚瑟·菲利普抛锚泊船，为脚下这片荒芜的土地取名“悉尼”。那是1788年1月26日。后来，这一天永垂不朽，成了澳大利亚国庆日。
如今的繁华都市其实是用悲伤的故事建造并打桩到泥土里面去的。一群文明人经过一场漫长的航行，在一处刚发现的、可以说是野蛮的沿海地区定居下来，他们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还是一直称呼悉尼为“营地”——到处都是简陋的小屋和七歪八扭的帐篷。土地荒凉贫瘠，野生动物让人神经高度紧张，每个人都在挨饿。悉尼建城的最初那些年无疑是艰难孤独的。从那以后直至流刑被宣告禁止的1840年为止，总共有十六万三千名囚犯被强行用船从英国运往澳大利亚服劳役，其中大多数人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
作为流放犯定居地的“贫贱”出身有可能一直都在影响这个国家的风格，或许也深深影响了国民的心智。且不说别的，澳大利亚的英语就从来没有摆脱过它的伦敦郊区鼻音。它有力、尖锐又生动活泼，据说发源于18世纪伦敦郊区窃贼的俚语，起初是英国黑社会的半秘密暗语。
尽管澳洲人和英国人一样常为非己之过道歉，但他们倾向于认为过分礼貌是一种奴性——劳伦斯在他的小说《袋鼠》中有绝佳的描述。在当时的悉尼，如果一位男子住旅馆时让工作人员帮他搬箱子，对方很有可能会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拿呢？你看起来块头很大嘛。”澳大利亚人弄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足够强壮，为什么不自己拿箱子。相同的逻辑也存在于另一个近乎通行的习惯之中——澳大利亚朋友曾告诉我，当你独自出行时，应该坐在出租车的前面。如果你坐到了后面，那暗示的是富人和专职司机之间的那种主仆关系。当然啦，如果你真的坐到了后面，司机也不会说什么，但他心里可能会有一点不爽。
为什么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会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许是因为在澳大利亚最隐秘的深处，在随意率直和男子气概之下，是对人类苦难的记忆，是对那些造成苦难的人的愤恨。还有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绝对的平等——没有真正的权威，没有高人一等的阶层，平民大众是自己的主宰。在开荒定居的那些年里，尽管流放犯们需要服从军方的管理，但他们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流放犯与士兵实际上是一起在挨饿，而且流放犯劳动的实质是“为公众谋福利”，有时被历史学家风趣地描述为“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性格特征支撑着这个国家的价值与梦想，通过集体无意识地薪火相传。
将罪犯流放澳洲的政策当然是邪恶的，因为它的首要目的是让大英帝国尽可能地驱逐一些它最不想要的人。英国记者Henry Carter写下过关于囚犯拓荒者最知名的讥讽诗句：“每一个都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离开国家是为了它好/……让我们踏上旅途的是我们国家的幸福/没人会怀疑我们的远迁/恰证明了我们对大英帝国最大的贡献……”
然而，对那些被英国鄙弃的劳苦大众来说，流放澳洲也意味着另一条出路。一旦刑期结束，他们会成为自由公民，还可能分得土地，这是他们在家乡求之不得的机遇。囚犯中的许多人在后半生都成为受人尊重的普通殖民者，其中一些人更是富甲一方。达尔文认为这种运输“成功地在某程度上或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将百无一用的犯人打造成了合格的公民。而当这一制度寿终正寝之时，流放犯们已经向世界证明自己是遵纪守法的良民。
如今的澳大利亚人更可以坦然面对自身的历史。他们在重新勾勒的国家形象之中生得其所，无忧无虑。还记得有个澳大利亚同事曾向我描述她搬去英国前的担心——“我听说伦敦有很多贼！”——然后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事实上他们应该感到极度自豪才对。仅仅一代人，澳大利亚就重塑了自己。即使老爷爷年轻时有点儿手脚不干净，那又如何呢？看看他身后留下的东西吧。
只有一块小骨头还卡在老爷爷的喉咙里——原住民问题。
老实说，直到旅途快结束时我才意识到他们的存在。那天毛衣在推车上午睡，我们想找个舒服安静的地方，于是随意走进了布里斯班的昆士兰现代美术馆。不是有名的美术馆，也没有大师杰作，但我还挺喜欢这种不用奔着什么焦点去的感觉。因为很多时候，我都变成了自己讨厌的那种人，去博物馆美术馆不只是为了欣赏某位大师的精彩画作，还要忙着拍照，活活把艺术变成了证据——并不是“瞧瞧某某画家做了什么，真是一幅杰作”，而是“瞧瞧我做了什么，去了哪里哪里，亲身站在一幅某某大师的画作前面”……
于是我们推着婴儿车，在那个朴素的美术馆里随便走走看看，然后忽然撞见了Segar Passi 的画。我马上就被吸引了——他的画很美，当然，但其中还有种极其纯净而独特的东西。无论是月光下的海面还是从各种角度描绘的火山岛，它们都像是没有受到“文化艺术污染”的人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纯粹、原生的艺术创作，基于作者自己内在的驱动力，而不是对他人的模仿。
看到画家简介时我立刻就明白了。Segar Passi来自托雷斯海峡最东端的岛屿Murray Island，是一位澳洲土著。他从小就表现出了绘画才能，把碾碎的石头与贝壳里的海水混在一起自制颜料，并用晒干的露兜树果实在平坦的岩石表面画画。在过去的60多年里，Passi一直在那个偏远小岛上画他的云、他的鸟、他的海、他的风景。身为海洋渔民，Passi熟知四季的节奏、潮汐的起落、水流、裂流和漩涡，还有它们与天体的共生关系。他画自然中的这些系统，以及他最熟悉的热带气候模式。那不只是肤浅或超然的“对自然的爱”，而是属于他们的文化传统，是真正的血脉相连性命相关——每次出海前都要仔细观察天空和云，以确保成功的渔获和安全的返程。
展厅一侧的小屏幕上能看到画家本人的访谈。Segar Passi看起来就像是在面试电影中“原住民画家老人”的角色——花白的大胡子，皮肤像晒干的树皮，眼神敏锐而坚毅。“所有的云都有故事，它们不仅仅是宇宙的装饰，”画家庄严地说，“它们的目的是为了预测一切，就像月亮、太阳、风和星星一样，云告诉你将会发生什么。”他说话的方式仿佛世界浩瀚而神秘（当然，它的确是），他的眼中有着难以让人理解的古老光泽。
其它展厅里也有一些原住民艺术家的作品，比如复杂的雕刻和画在卷曲树皮上的五彩圆点和波浪线。所有这些作品都揭示了同一个令人吃惊却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实，那就是澳洲原住民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不曾中断的文化，他们的艺术可以上溯到自己最初的源头。这就好像，比如说，法国人带你去拉斯科洞穴，或者宁夏人带你去大麦地，而且还能详细解释那些岩画的内涵——这头野牛为什么把人撞倒，那边是在放羊还是在围猎，这几条曲线又是什么意思……很难想象吧？可澳洲的原住民就做得到哦！他们直到现在还在用祖先的方式画着岩画和壁画，保留着大量口头相传的神话故事和关于祖先的传说，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理解几万年前发生的事。他们的传统不只存在于过去，显然还将继续抵御时间和现代文明的风蚀。
出于好奇，我查阅了一些关于澳洲土著的信息，并被这一谜团般的人群深深吸引。
第一批澳洲居民可能是在4、5万年前来到这片大陆的。他们不可能是走着来的，因为澳大利亚一直是个岛屿。他们也不可能独立地出现，因为澳大利亚没有可做人类祖先的类人猿生物。最初的到达者只能通过海路，很可能是从印尼的帝汶岛过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先于地球上其他任何人至少三万年创造并掌握了航海技术，然后穿越了100公里相当难应付的大海，来到一处他们也许并不知道存在的土地。再用惊人的速度分散开，并且很快适应了每一种极端的地形，从最湿润的热带雨林到最干旱的沙漠，成为了这一整块大洲的主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惊人而重要的成就。但它并没有得到过多少注意。
人们不关心原住民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当他们被世界发现时，已经显得太过“落后”了。在长达五万年的时间里，原住民始终以狩猎和采集为生，并且一直停留在氏族公社阶段。就像澳洲的动物一样，原住民在这片大陆上也是独立进化的。因为食物充足，容易获取，生活悠闲，他们并无辛辛苦苦忙于进化的必要——也就是说，他们始终没有迈出人类发展中极为关键的一步，即从猎人和采集者变成牧人和农夫。你可以想象，当年库克船长“发现”澳大利亚的时候，双方的差异肯定大得吓死人：一边是即将经历工业革命的人，另一边还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在海里叉鱼，用回旋镖猎杀袋鼠，连开水都不会烧——当然，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感到特别的不便……
到了英国殖民时期，对于原住民的政策很长时间里都是“怀柔”和“和平共处”，不过期间也有一些白人随意杀害土著，或是双方由于误会发生零星冲突。然后，从1937年开始，澳洲政府开始对原住民采取“同化”政策，即促使他们抛弃“落后”的传统生活方式，接受西方文明，融入白人社会。然而原住民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抗拒。于是政府采取了堪称邪恶的措施，将土著儿童与他们的家庭强行分离，集体居住在封闭的收养机构或寄宿学校，接受政府推行的“公民教育”，从此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的亲人。
这就是所谓的“被偷走的一代”。像这样被掠走的孩子，总数据说超过十万人。
如今我们开始懂得欣赏原住民精神中的微妙与敏锐。他们依照一套不同的假设和准则生活，他们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深刻而长远，他们的艺术、传说、信仰体系无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之一。他们就像“活化石”一样，展示了人类原始社会的许许多多细节……然而在不算久远的过去，人们意识不到土著文化的价值，认为“落后”的民族理所应当臣服于“先进”的文明。什么？你不想要文明？那一定是你的脑子出了问题，需要进行强制教育……
这可算是澳大利亚良心上最大的污点。这样一个和平优良的国家，边境上从来没有一丁点儿的冲突，从来没发生过严重的内乱，从来没把一个异见分子投进过监狱，却有过这样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简直就像超级英雄电影里最愚蠢的反派才会干出来的事，令人好生意外。
但更令人疑惑的是，原住民……他们都在哪儿呢？
自从意外邂逅了Segar Passi的画作，我就一直在回想整趟旅途。我遇见了各种肤色和族裔的人，却没看到过一个原住民。真的，你就是看不见他们。原住民就像是这个国家的隐形人，某些联系显然未被建立。据说他们不均匀地散布在边远地区，就算进入城市也总是像影子一样待在贫民窟，很少在大街上抛头露面。听说他们大多嗜酒如命，总是以醉汉和流氓的面目出现，令有心帮助他们的人也深感无奈。
他们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其他族裔澳大利亚人少了17年——足足17年！犯罪人口占了全国犯罪人口的三分之一。最近10年来，原住民的犯罪率又上升了52%。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都要比总人口的数字坏上两到二十倍。Apparently something has been going very, very wrong.
多么讽刺啊，澳大利亚土著能够承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却经受不住文明。他们似乎仍在迷失，灵魂无所依傍。他们反对同化也反对隔离，不知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生活方式——是回归传统远离文明，还是进入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
公平地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政府也做了不少弥补。他们实行了几项“和解”政策，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鼓励和帮助小型企业起步。可问题是，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有些甚至变得更糟。也许是因为心理上的倾轧很难化解，两百年的隔阂根深蒂固。曾经受到过的伤害不会奇迹般地消失，就像“被偷走的一代”，持续几十年的残忍政策所造成的心灵创伤和社会机能失调不可能轻易地平复，千千万万的原住民直至今日仍在吞咽苦果——因此才会有那么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一直居高不下的自杀率……
那澳大利亚政府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呢？整个社会尚未找到满意的答案，我也提不出任何像样的建议。原住民问题就像潘多拉的匣子，一旦打开重新审视历史的盖子，各种新的问题就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但这困境中唯一的安慰在于，澳大利亚终归还是很有勇气地打开了那个匣子。土著平权前路漫漫，但澳大利亚仍旧值得我们抱以信心，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人类尚未犯下太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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