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下飞机开始，希斯罗机场一路都是彩虹标志，“Pride in London”的海报随处可见，宣告着一年一度LGBT群体的盛大嘉年华即将到来。英国身为“腐国”，今年又恰逢改变同性恋历史的“石墙运动”50周年，完全可以想象Pride游行当天“基情四射”的狂欢场面。
Pride那天我们和朋友约在公园野餐。好友Alex的太太没来，因为“她去游行了”。我和铭基都很惊讶——什么？为什么她一个直人要去游行？
Alex也吃了一惊。“什么？难道你们不支持LGBT？”
我这才知道原来不只LGBT群体成员“有资格”在这一天走上街头，他们的盟友——像我们这样的异性恋者——也可以去表达自己的爱与支持。Alex太太所在的银行是参与Pride游行600个团体之一，于是她便和一帮同事热热闹闹上街去也！
野餐到一半，皇家空军的红箭飞行表演队在天空呼啸而过，身后拖带的彩色烟雾形成一道人工彩虹。我们本没打算去看游行（带娃出行总尽量避开拥挤人流），这会儿却心痒难耐，想去Pride赶个末班车。
出了Embankment地铁站，顿时被彩虹世界闪瞎了眼——铺天盖地的彩虹旗和彩色花环，几乎每家商店都张贴着彩虹标志和关于爱与自豪的口号。一路走到Leicester Sqaure，游行队伍已经远去，但每条街道仍然挤满了人，到处都是性感男孩、妖娆绅士、金刚芭比与变装皇后。当然，更多的显然还是和我们一样来凑热闹的（当然也双手双脚支持平权的）异性恋者，挥舞着彩虹旗，带着参加party的心情，向每一位奇装异服者投去好奇而倾慕的目光。
不可否认，有些人的服装打扮几乎一定会让另一些人感到不适，至少会因其裸露程度被视为不够“得体”。但重点在于，我想，他们并不会每天都穿成这样，这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场合。看客们需要明白，除了5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同志运动先驱们为之奋斗的所有权利之外，他们还为自由而奋斗。这种自由意味着，一位名叫Tom的壮汉猛男可以穿金色热裤，戴紫色假发，脚蹬10厘米高的厚底鞋，而他的伴侣Dave可以打扮成放荡的公爵夫人，脸上身上穿了100个洞。
看看这一对，简直是裸露版的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全身上下细节一丝不苟，火树银花般的头饰被无数个半裸或全裸的芭比和肯所包围，姿态各异，手持彩虹旗。两人不但宛如某种装置艺术，更自带一种殉道者的无私与坚忍——永远配合而专业地与“崇拜者”合影，就连只剩两人自己时也不断变换姿势供路人拍照，永不疲倦，毫无怨言……。看着看着，我的猎奇之心渐渐转为一股敬意，因为你能看出他们打扮成这样来到这里，并非单纯为了释放天性，而是基于某个更为高远的目的。
毛衣一向对彩虹爱得执着，来到Pride简直有如横行主场。色彩、噪音、人群、多样性、盛装华服……Pride天然具备孩子所热爱的一切元素。尽管有种声音认为小朋友不该被带来此类场合，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和孩子一起探讨LGBT问题和多样性的极好机会。我做好了准备迎接毛衣的各种灵魂发问，但她对“有的男生喜欢男生，有的女生喜欢女生，有的男生变成女生，有的女生变成男生，有的小孩有两个爸爸，有的小孩有两个妈妈”这些概念早已从绘本和闲聊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令她迷惑的反而是“Pride”这个词语本身：骄傲，为了什么而骄傲呢？
对我们来说，骄傲意味着什么？当你因为自己的选择撞得头破血流，骄傲会阻止你承认自己的痛苦。出国旅行时，骄傲令你不愿承认自己看不懂菜单，直到不小心点了你最厌恶的食物。它阻止你说yes，说no，说对不起，说我爱你。另一方面，当你赢了比赛，或者当你的宝宝说出第一个词语，你也会有这种感觉。骄傲可以是一种破坏性的阻碍，也可以是你的生命力。但对于LGBT群体来说，它存在于完全不同的领域。骄傲就是可以做自己，免于恐惧；不再被看作是有罪，不需要被治疗，不会因此丢掉工作，拥有和心爱的人结婚的权利……
她似懂非懂地看着我。是啊，读着“有的小孩有两个爸爸”这种绘本长大的小孩，怎会了解所有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权利全都是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呢？
晚上我们在中国城吃饭。我一向认为伦敦有着全世界最酷的中国城，原因之一便是它位于市中心，紧邻同志酒吧无比繁盛的Soho区。可以想见，当天的中国城里也是沸反盈天，挤满了刚参加完Pride、兴高采烈饥肠辘辘的人们。我正埋头吃饭，忽然感觉周围的空气陡然凝固，一抬头发现门口正进来一群扛着标语牌的年轻人，其中有位姑娘几乎全裸上身，只有乳头处以彩虹小贴纸略为遮挡。当下她款款穿过人群桌椅，落落大方有如行走在天体海滩，金色卷发在雪白裸背上荡漾，你几乎能感到她双乳的重量。
我的右边是一个华人家庭，爸爸和两个儿子面面相觑，半天动弹不得。直到那姑娘消失在台阶尽头，整个餐厅的空气才重新开始流动。我的左边坐着一位独自来用餐的年轻男生，手腕上一串彩虹手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兀自默然微笑。然后我迅速脑补了一个故事，关于一位尚未在生活中出柜的中国男生，来到伦敦念书后参加（或者不如说是旁观）了Pride，感受到自己并不孤独，而是一个骄傲、自由、团结的群体的一分子。游行后他独自来到餐厅，就像是一场微小的私人庆祝……
“伦敦就是真的……”铭基若有所思地说，“真的氛围很好。”
一阵嫉妒和幸福感掠过，如一阵黏稠的风。我想起初来乍到伦敦时的自己，就像登上了一艘每天都出航的巨轮。你渴望靠在它的栏杆上，看清这个你从未涉足过的世界：自由、丰盛、繁冗多样又相互包容。你每天都在遇见奇奇怪怪的人，语言不同，想法有异，信奉各自的神，抱持不一样的观念，但都密切地生活在一起。
与此同时，当你意识到自己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和乐趣，你也开始想到那些不如你幸运的人们。就像今天，当你在大街上愉快地游行拍照时，在世界的其它某些地方，仅凭一张照片就可能令你被逮捕，甚至被杀害。这就是为什么像Pride这样的活动依然如此重要，我想，它的本质一半是庆祝，一半是抗议。一场游行当然解决不了平权的问题，但它会向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们传达出一个坚定的讯息：世界上仍然有人在支持他们，争取平等的斗争远未结束。
我又想起了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很大程度上，他们是为了那些无法到场的人而走上街头。
我和M约在以前公司楼下一家新开的餐厅见面。团团簇簇粉色紫色的花朵包围着西装客，真是不可思议啊，连水泥森林般的Canary Wharf都走起了网红风。
M是我最好的gay蜜。在某种意义上，我想我可以说是见证了他的“成长”的：入职培训时一见如故，没几天我就冒失地问他是不是同志（是我不对），遭到了慌乱的否认——更确切地说，是“从来没想过这件事”；如此数年过去，有一天在公司的健身房里，我们俩坐在健身垫上，他平静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对啊，我是gay”；我参加了在他家举行的gay party，光荣地成为了在场唯一的异性恋者；他向家人出柜了，越来越自信自在，个人生活丰富多彩；再然后，有一天，他带来年轻英俊的律师男友R与我和铭基见面……
虽然中间短暂地分手过一次，但5年过去他俩还在一起，这个消息真令人欣慰。本来R也要来和我们一起吃饭，临时被电话会议绊住，但仍在会议结束后匆匆赶来见了一面。他还是那么帅，只是有点疲惫，看来转做公司律师也并不轻松。R是澳大利亚人，我开玩笑地跟他说，我在英国认识的每个澳大利亚人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家乡，问他是否也有此打算。他却温柔微笑着看向M，说M的家人都在纽约，他们在考虑搬去纽约生活换换口味……
“其实也想过搬去澳大利亚的，”后来M偷偷告诉我，“但还是觉得澳大利亚太土了……”
会结婚吗？我问他。
在考虑，他说，毕竟彼此真的很合适。
我实在很为M高兴。他生活愉快，感情稳定，工作上也升了职，整个人越发成熟沉稳。他和男友都是专业人士，有一技傍身，去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远方和新生活都如囊中之物；又没有家庭子女之累，可以说走就走，尽情地享受自由。整个世界向他们敞开，人生的种种可能性多得令人透不过气来，那种渴望和憧憬的状态，那种尚未得到某种东西的状态，依然有点像是……嗯，青春。
“不过现在我们是……”他忽然说，“open relationship，自从复合以后。”
我看着他。That says a lot.
为什么呢？没有问出口的问题令空气变得闷热而沉重，然而在他告诉我答案以前，其实我也已经知道了答案———当然是性需求的不对等，而且往往关乎年纪。
尽管不是同志世界的一分子，但我从不相信两个世界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向认为他们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尤其是直男们）学习，比如坦率直接地表达感情和欲望，比如不介意暴露自己感性的一面，比如并不害怕承诺、但也从不奢望“永远”和“童话般的结局”，比如更有勇气尝试开放式的关系——它当然不适合所有人，但在彼此都能接受的情况下，或许也不失为一种解决方案。
但仍有什么小小的东西击中了我，宛如一滴砒霜滴入心湖。我一直觉得他们是永远不会变老的———他们的世界里充满了浓缩加速的爱情与欲望，又很少有里程碑事件（婚姻、孩子）来分散精力，青春因此被不断延长——直到最近我读到一本小说“Less”，关于一个快要度过50岁生日的男同性恋者Arthur Less。书中充斥着一股我很少在他们身上见到的忧郁，因为男主角觉得自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变老的同志。
他说他从未见过50岁以上的同类——好吧，他见过40多岁的他们，但从未见过他们走得更远；那一代人大多死于艾滋病。所以他这一代总感觉自己是第一个探索50岁以后那片土地的人。你打算怎么做呢？男主角困惑而苦涩地发问，你会永远做一个男孩，染头发，节食，保持身材，穿紧身衬衫和牛仔裤，彻夜跳舞，直到80岁死去吗？还是你会反其道而行之——放弃一切努力，让头发自然变白，用宽松毛衣遮住肚子上的赘肉，微笑着面对那些永不再来的快乐？你会结婚吗？会代孕或领养孩子吗？如果你们是已婚伴侣，你们是否各自带着一个情人——就像床头柜一样——以确保性爱不会完全消失？还是你们会像异性恋夫妻一样，渐渐让性完全消失？你会经历放下所有虚荣、焦虑、欲望和痛苦的解脱吗？你会成为佛教徒吗？……
我的朋友M当然还没抵达那条分界线。但我能看出来，那也是他正在或即将经历的一切。从前他们缺少自由，没有结婚生子的权利，全副精力都放在个人感情，很容易以一种现实的眼光看清楚两人之间关系的演变。如今世界天翻地覆，婚姻孩子不再是水中之月，同性恋的身份就像种族一样，只是青年时期的领土范围，迟早要迈入更成熟务实的领域。如今他们需要作出选择，很多很多的选择，就像异性恋群体早已习惯的那样——比如，是选择夫妻之间那平淡的幸福、家庭生活琐碎的温馨，还是继续享受激情的狂喜、那种善恶交织的混乱？
于是我们殊途同归。直人，同志，无一幸免。或早或晚，我们都会失去青春的第一阶段，就像火箭的第一级；它在我们身后坠落，消耗殆尽。然后还有第二级，然后还有第三级，然后鬼知道还有什么我们害怕失去的东西……
聊了45分钟，主菜一个也没上，繁花似锦的餐厅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华而不实。经理过来致歉，说其中一个汉堡烤焦了，厨房正在加急重做；而为了表示歉意，他们愿意免费赠送一杯酒。好吧，我们无奈地接受，但直到后来主菜都快吃完了，那杯赠酒仍迟迟不见踪影。M叫来经理结账，说我们赶时间，酒就不要了，但这顿饭状况多多，为公平起见，可否退一个前菜的钱？他一番话说得心平气和又合情合理，经理略一沉吟，爽快地直接免了整顿饭的单。
“你确定吗？”M吃惊地问，“我要求的只是……”
“当然，先生，当然。是我们的错。”
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地吃了一顿“霸王餐”。后来我和铭基聊到这件事，总不免感慨这就是“性格决定命运”的微型注解。换作是我们两个怂人，从不懂得据理力争，总是欲言又止，永远“算了算了”，自然也就无法维护自身的利益。我们真应该向M学习，不卑不亢、温和而坚定地为自己争取，就像M告诉我们的另一个例子——最近他在工作上被嫉妒的小老板捅了一刀，一夜无眠后，第二天他列好证据一二三四五地与小老板当面“对质”，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对此事极为不满，但仍然认可对方的工作能力，所以会要求与大老板见面讨论更换reporting line……
如此想来，其实我永远无需为M担心，即使火箭上升，加速飞行。是的，我们将飞出大气层，进入预定轨道。是的，生活将会拥有与以往不同的意味。顺其自然吧，没有什么比活得坦然真实更为重要。黑暗无所不在，但我相信，我们或多或少会找到一种方式，在忐忑中继续飞行——而不是试图逃开——等待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
每次重返伦敦，印度老友阿比总邀请我们住在他家。“这样我们就可以聊个痛快了，”他说，还不忘强调，“我很喜欢小孩。”
哈哈哈，我大笑三声。“相信我，如果我们真的住在你家，你就再也不会喜欢小孩了……”
我真正想说的是：有孩子和没孩子的人显然过着两种各行其是、截然不同的成人生活，而尚未为人父母的阿比最多只能从知性的层面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是选择住在好友小丁家，尽管它远在地铁的最后一站，可什么也敌不过她家的两个女儿——毛衣深爱的两个小姐姐。是的，三个女孩疯起来也常有掀翻屋顶的危险，但总体来说，两代好友住在一起带来的是双赢的局面。
这意味着三个小孩可以自娱自乐自生自灭，而做父母的只需要小心绕开地上日渐丰满的废墟，把重要的物品藏起来，把餐桌上的玩具扒拉开，就可以给自己倒上一杯酒，在背景噪音中享受好友之间知心的交谈。当然，谈话中至少有一半仍是关于孩子，但无可奈何，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孩子的需求支配了家庭的每一个决定，他们决定了所有的假期该如何度过，他们决定了家里会不会有多余的钱，以及如果有，该怎么花。你知道很多时候你可能想得太多、担心得太早，可这种思虑你无法控制，只能像修行一样去反复经历它。
有一天早晨，我正在对镜梳妆，小丁7岁半的大女儿橙子进来房间，盘腿坐在床上。她絮絮和我闲聊，从中文切换到英文，从学校、朋友、课外班一直聊到狗狗、牙齿仙女、巴塞罗那和Taylor Swift。铭基受不了如此girly的谈话，在某个时刻偷偷溜走。我一边和她聊着，心里渐渐浮起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我觉得自己正在跟一个少女聊天，但明明昨天她还是个小小婴儿，躺在推车里，哇哇哭着，对世界一无所知。所有这些年月，究竟都跑到了哪里？
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我在阿根廷好友Gabriel家见到了他刚出生四个多月的儿子。为人父母以后，彼此都明白最适合的约会场所是家或游乐场。Gabriel在后院支起烧烤架，祭出他为了阿根廷烤肉的荣耀而不远万里从祖国带来的各种工具，摩拳擦掌准备奉上一顿大餐；而他的太太Octavia刚给宝宝哺完乳，陪着我们聊天等待时承认自己又饿又累——尽管她看上去依然苗条优雅。
刚一见面，还没走近她就紧盯着我的耳环看：“哇哦你的耳环好美！”
我简直难以置信。“可是……这就是你设计的呀！”
“哦？！”她凑近来看，“啊！真的……”她忍不住摇头捂脸：“生完小孩以后怎么连视力都不好了……”
至少审美还在嘛。我安慰她。
几年前第一次见到Octavia时，她和Gabriel还没有结婚。Gabriel很自豪地把中国女友介绍给我们认识，说她是位很有才华的首饰设计师，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时装学院，得过什么什么大奖。老实说，当时我并没往心里去，因为总觉得有一大堆所谓的中国“设计师”混在伦敦，个个都顶着什么噱头，真实水平则良莠不齐。
但后来我无意中发现了她创立的首饰品牌O.YANG，简直一见倾心。买回第一对耳环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些年陆陆续续买了7、8对，完全变身忠实粉丝。作为首个获得意大利国际天才支持大奖首饰设计冠军的亚裔设计师，Octavia设计的首饰独特而优雅，质感极佳又不过分张扬，不偏不倚地长在我的审美点上。和我买过的别家的首饰相比，O.YANG的性价比也堪称业界良心。（以上字字真心，所有的首饰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也没有拿过一分钱广告费）
吃完那顿美味惊人的烧烤大餐，我们喝着咖啡，Octavia拿出她的新作品给我看。她拆开一个又一个小袋子，一边介绍着“草莓石榴系列”和“风车系列”，一边把那些美丽首饰随意地放在宝宝的游戏垫上——那种反差简直击中了我，有点滑稽又无比真实。
她用一种并非抱怨的语气聊起生育对工作的影响：这些都是她生小孩以前的“存货”，急需开发设计新的系列，但照顾孩子占去了几乎所有的个人时间。她的父母不在身边，每天只有上午有个阿姨来帮忙几个小时，本想用那一点点时间集中精力做设计，但因为长期缺乏睡眠，总会不知不觉睡过去……
“Gabriel会帮忙吗？”我问，“他下班回来以后？”
“会是会的，”她说，然后翻了个白眼，“但是他总觉得我一个人在家照顾小孩没那么辛苦——他妈妈生了五个嘛！哈！”
我坐在游戏垫上，一件件欣赏把玩着那些精美的首饰。旁边就是那个无比熟悉的“热带雨林婴儿健身毯”——一件也曾陪伴毛衣度过了人生前几个月的玩具。他们乖巧可爱的混血宝宝正坐在爸爸的大腿上，不时露出婴儿特有的迷之微笑。坐在我身边的Octavia时而看向宝宝，时而摸摸地上的首饰，如同在两个世界间永不停息地往返。
恍惚之间，我觉得那是一幅抽象画，画的名字就叫做《母亲》。画面的背景平静优渥，但当中也有不言而喻的匮乏与不甘。我既是旁观者，又仿佛身在其中，因为共通的身份与画中人紧密相连——为了拒绝所有那些简单的定义、粗暴的准则，我们都将为此战斗一生。
最终我们和阿比约在格林威治公园见面。那是神奇幸运的一天，几乎整个白天都阴沉多云，可就在约定时间的前半个小时，太阳从云层间一跃而出，阳光像廉价香槟一样甜蜜金黄，尽情倾洒在无边草地上。
夏天真是全人类的宝藏，日子有一种甜美的悠长和漫无目的。我和阿比坐在草地上，空气中充满了青草味和淡淡的花香。周围的人们在划船、野餐、小憩，沐浴在一年中最明亮的日子里。有些人一只胳膊撑着，姿态摆得像马奈的画，华盖般的树荫悬浮在他们的头顶。
毛衣在草地上奔跑，一次次地冲过来，打断我们的对话，把小草、小花和别的什么垃圾塞到我手里，看得出来她已渐渐感到无聊，很快就将打破这美好的气氛。纵有一百个不情愿，我也不得不悻悻起身，提议大家换个地方继续聊——比如说，嗯……户外游乐场？
就这样，我们从梦幻草地转移到了游乐场旁边的树桩上，空气里回荡着各种分贝的尖叫和大笑，四周坐满了人质般的家长。我向阿比投去抱歉的一瞥，他则回以宽容的微笑，就好像在说：我理解，我真的理解；然而他的眼神却不时泄露一丝迷茫：我是谁？我在哪里？
这就是两种并行不悖的成人生活偶尔交集时会发生的事情。没有孩子，你的成人身份是永远不确定的。所以每次我听到有人问“生小孩后不后悔”这种问题，都忍不住暗暗发笑——问这种问题的人其实自己就还是小孩，因为只有小孩才认为这世界上只分为好人和坏人。
没有小孩的成人为自己创造出一种成年生活——自由、精彩、充满可能性。阿比和他的太太高里仍然过着这样的生活，两人吃饱全家不饿，每年无数次长短途旅行。每次和阿比在网上聊天，他不是在旅行途中，就是刚刚旅行归来，真是羡煞人也。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看起来真心感到困扰，“想去的地方好像都去过了，下次都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你呢？他问。
由于毛衣的幼龄，这几年我们很少开辟新的旅行目的地，总是带着她重返那些我们熟悉的发达国家。可说来也怪，以前我向往那些原始、小众、不发达的地方，一有假期就想离开欧洲，如今倒是越来越能够欣赏欧洲那被历史积淀下来的美与文明，甚至觉得年少无知时在欧洲走马观花般的游历简直是一种浪费。
也许当你真正年轻的时候，旅行的很大一部分乐趣在于你在旅途中遇见的人，以及所有新鲜刺激的经历。你想要避开那些令你看起来很像“游客”的陈词滥调，做一个很酷的“旅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你积累了更多知识和经验，对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你常常感到自己需要故地重游，以便真正地欣赏那个地方，而不是满足于年轻时虚张声势、自我发现式的旅行；另一方面，你意识到生命短暂，不想看蹩脚的东西如同不想过糟糕的日子，因为时间不允许。你想重返那些经历过时光洗礼的伟大建筑，想反复欣赏那些名画和艺术品，想再次体会那种与世界历史相连的感动和敬畏……或者，换句话说，想寻找一种有难度的、智识上的乐趣。
“所以人是会变的，”我对阿比说，“就像当年的我们也想不到有一天会坐在这里，周围全都是……你知道，中产阶级。”
“我知道，”他微微一笑，“Brick Lane才是你的地方。”
我们聊着那些久远的日子——在公司加班、在Brick Lane摆摊、在印度参加他的婚礼……时间流逝，仿佛我们身旁一条静止的小溪。
去年十一的时候，我在香港接到阿比的电话。那时他已向公司申请了停薪留职3个月，回到孟买和朋友一起创业。我们通电话时，3个月的时限已经快要过去，他们做了两个项目——一个是city walk，一个是帮外国公司挑选印度毕业生——但都没有成功。迷茫之际他打给我，想问问我有什么好点子，中国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创业风向……
我本身完全不是创业者“体质”，但也认真做了研究，写了长长一封邮件发给他，心里却知道这都是白费功夫。不只是因为创业艰难，九生一死，更因为阿比和我一样，压根就不是这块料——他太保守，太谨慎，太想两全其美；用铭基的话说，“一个只请假3个月来创业的人，怎么可能破釜沉舟？”
阿比自己也完全承认这一点，但他就是无法打消创业的念想。这些年来，“创业”这件事已经成为了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半是正经，半是玩笑。这一次他仍然没有放弃，见面时还在鼓动我们出谋划策，不过已经缩小了项目范围，基本限定在“旅行”这一领域——“因为这才是我真正的热情所在。”他解释。
“呃……定制旅游？”我胡乱提议，“专门给老人定制的那种老年团？”
他皱起眉头。“问题是印度的老人从来都不想花钱，而且走到哪里都要吃印度菜……”
铭基一拍大腿。“当然是夏令营啊！各种夏令营！游学团！把印度小孩送来英国！”
身为一个最近也患上了“暑假焦虑综合症”的老母亲，我承认铭基的提议确实是个好方向——尤其是看了印度电影《起跑线》，发现印度中产家庭普遍有着与中国如出一辙的教育焦虑——尽管我无法想象，如果又多了一支印度大军，暑假里已经挤满了中国家庭的牛津剑桥将是何等模样……
对于尚未加入“父母俱乐部”的阿比来说，这是全然陌生的领域，从未想过的主题。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但眼睛渐渐开始发亮，像是在认真思考这一可能性。
“你知道我的问题在哪？”他忽然叹了口气，“我喜欢想点子，设计蓝图，但不喜欢具体执行操作的部分。不幸的是，我的创业伙伴也一样。”
“那你们所谓的创业，岂不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做白日梦？”
“哇哦！”他吃惊地看着我，“你知道吗？我太太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我们都大笑起来，为这白日梦想家般的天真和愚蠢。下一秒他忽然发问：“你的小说呢？进展如何？”
我一下子被戳中心窝。这是我们之间另一个永恒的话题——我的小说，他的创业大计，就像两个笑话，永远进行中，永远未完成。我一直在努力地写，当然，甚至为此暂停了公众号的更新；但也常常感觉力有不逮，总是陷入自我怀疑。但奇怪的是，我也从来没有打算放弃过它，那个故事好像在我身上生了根，你就是相信它终有一天会顶破泥土长出来——即便有长得歪歪扭扭的可能。
“还在写，会写完的。”我只是简单地回答他。
“那就好，”他似乎完全理解，“那太好了。”
也许这就是老友的默契，更有可能这就是我们成为好友的原因。那些白日梦，那些未完成的大计，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生命中没有得到释放的能量，心底的一道湍急水流，它需要一种表达形式。对于阿比来说，创业不是为了追逐财富，也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更像是一种自我实现，是成为一个不同的人的机会，是不愿屈服于那看似注定的命运。而于我而言，写作是一种自我补偿，在某种精神状态中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任何人；它也是一种控制权，提醒你尽管生命中充满了不确定，总还有一件事情是你完全可以操控的。
人到中年，常感觉懒得说话，不愿重复表达，甚至连公众号都不想写。但伦敦的夏日向我们施以魔咒，亲密而丰富的谈话滔滔不绝，令人振奋又倍感安慰。那真是一个美妙的夏日，又好像是自己人生的夏天。金色落日像温和的牧羊人赶我们回家，高大的树木在风中叹息。离开前我和阿比坐在攀爬绳梯上拍下一张合影，画面定格在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的那个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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