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傅真

上个星期的日记和照片在前一篇。 6月12日 星期日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和铭基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可是因为在旅行中，我们既没有互赠礼物，也没有怎么庆祝。可是我还是有点感慨：居然一眨眼就七年了！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七年之痒”是真的存在的！我们身上晒伤的地方正在一块块地脱皮，痒得不得了。。。 收到的电子邮件里有令我们下巴都合不拢的消息：一对本来要在下周结婚的朋友忽然宣布婚礼取消，因为感情出了问题。这简直是电影情节嘛。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想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感情真的出现问题，取消婚礼总比婚后痛苦要好得多吧。 午饭后我们又乘坐那种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大巴回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新面孔，可是也全都是美国人。晚上大家坐在厨房里自我介绍姓名、来历以及来这里学习西班牙语的原因，很多人都是出于帮助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或是病人的目的，和他们比起来我和铭基真是惭愧渺小，因为我们学西班牙语只是单纯为了旅行。Katy介绍自己的时候故意装出一副沉痛的样子：“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酗酒。。。”大家都差点笑昏过去。 我换了一个接待家庭，女主人名叫Victoria，非常热情友善。Victoria四十出头，已经有八个孩子！这里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的孩子。。。Victoria家条件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女主人持家有方，屋子里井井有条，孩子们的衣服都很干净。晚饭我吃了一种“假肉”，就是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肉的豆制品。 写日记时总是有无数虫子疯狂地飞来，以一种自杀式的孤勇狠狠撞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Sarah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难道美国人不写日记吗？ 6月13日 星期一 这周我换了老师，她叫Flor，是我上周的老师Lupita的姐姐。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她。她看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总是让我朗读大段的文章，然后自己在一边走神或是发呆。当然我可以理解：她住在Xela，每天六点就要出门乘车来山上的学校，家里有个六个月大的女儿需要照顾，周末还要去大学上学，每天晚上还要写作业写到半夜。。。 老师和我活在不一样的世界。就在此次旅行之前，我还重读了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可是我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世界根本就不是平的。我的老师在危地马拉应该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危地马拉以外的世界，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不知道股市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师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佛教这种宗教。佛教和无神论，不知道哪一个更令她难以接受。老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伦敦每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说实话，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责任、交易、欲望、野心。。。不外如此。可是仅仅就这些词语，我和老师已经有着不同的定义。 上课时有一只巨大的面目狰狞的虫子爬过老师的书本。老师差点吓昏过去，我非常勇敢地一掌把它打飞了。老师说她的朋友在自己床上发现很多蚂蚁，所以今晚只好去她家睡。 新来的美国人中有一个小团体，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四个女大学生来危地马拉进行暑期社会实践。他们已经在Xela待了几个星期，上午学西班牙语，下午去当地的小学教小朋友学英文。现在在这里也差不多，课余要去旁边的小学教书。听起来自然是很有意义，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身上有点什么不对劲。教授已经在危地马拉做了两、三年项目了，可是西班牙语水平居然还不如我。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美洲历史政治的教授居然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傲慢了。而那四个女大学生更是对任何事物都毫无热情。她们满脸无精打采，像是被人逼迫着才来到这里。课余也不学习，总是看英文小说，讨论去哪里买东西和上网。路上有小朋友们热情地和她们打招呼，她们也爱搭不理的，非常没有礼貌。 一开始我很疑惑：既然对这种志愿者性质的项目毫无兴趣，为什么还要跑来这穷乡僻壤？可是后来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大概又是把这种经历当成了简历的“装饰品”（CV decoration）。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和志愿者工作，如果有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工作时肯定大加分。我在英国工作时认识不少有类似经历的人，可是背后的动机如何就因人而异了。不过话虽如此，不论动机如何，有行动总比没行动强，何况当地的小学生们的确也有获益。 这里每天都是上午出太阳，然后下一个下午的暴雨。今天又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以至于窗户上的棚子都掉了一大块下来。“砰”的一声，学校里的狗狗吓得够呛。然后不出所料地，又停电了。 晚饭后有一个社区诊所的工作人员Florencia来做讲座“Salud en la Comunidad”（“社区健康”）。有些内容很有意思，比如他们最初学习注射的时候，没有实践对象，就给橘子注射；这里的小孩子对一种廉价而不健康的零食“Chicharrones”（炸猪皮）有疯狂的痴迷，吃起来没完没了。诊所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大家解释这种零食的危害性，甚至当众进行“烧chicharrones”的活动，好像林则徐虎门销烟；因为西药价格昂贵，诊所总是鼓励大家在房屋周围种植草药，一些简单常见的病症都可以靠这些草药解决；我们问她这里的人们如何避孕，她说因为这里的男人从来不用安全套，所以不想再生孩子的女人们往往偷偷去诊所打避孕针或做手术。 另一个美国男生Robert今天下午才到。晚上讲座时他一问问题，我就忍不住笑了。问问题的角度实在太熟悉了。我悄悄对铭基说：“他肯定是学经济或者金融之类的。”讲座结束后一问，果然是学经济学的。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了几句中文！原来他学过四年中文。Robert说他最近和他的香港朋友一同旅行，他们试图在途中寻找东方面孔，可是总是遍寻不着。我说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一群欧美游客中，我们常常觉得非常孤独。 今天一整天还是素食，不过我已经不像上周那样疯狂地想吃肉了。我似乎已经适应了山上的生活――素食、蚊虫、暴雨、没有网络、频繁停电。。。之前听起来觉得可怕，可是事实上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的弹性和潜力都是无限的，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里待上一年也没问题。 对了，我们把周末踢球的照片洗出来送给了老师们。他们非常喜欢。 6月14日 星期二 学习西班牙语最初只是为了这次旅行，不过经过这些日子的学习，我竟然真的对西班牙语产生了兴趣。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学习语言的确很有帮助，因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没有人喝酒，所有人都只好一心一意地学习。我能感觉自己在西班牙语上的每一点进步，而每一点进步都令我欣喜万分。我想旅行结束回国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学习西班牙语的。 今天和老师聊天，聊到为什么这里的村民总是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我说上个星期在Elvia家见到18岁的Fernando成天无所事事，问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老师说没有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懒惰。她说其实国内还是有很多工程项目，在乡下找不到工作，完全可以去其它城市寻找建筑工之类的工作。可是很多人根本就懒得去。我觉得大概也是。Victoria的大儿子就在首都危地马拉城工作，从那里寄钱回家。铭基那家的儿子就更勤奋了，因为学习好，他得到了我们这个学校资助的奖学金，可以在周末两天继续上学。可是周一到周五他每天都去Xela的工地工作，每天光是交通就要花费三个小时。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在这里还是少数。我想到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可是这里的年轻人却总是无所事事地待在村里。 晚上又有讲座，题目是“Fatima的故事”。Fatima是我上周接待家庭所在的那个村。和这周所在的Nuevo San Jose不同，Fatima是比较新的一个村庄，村民们10年前才来到这里定居。周末在学校做保安工作的Ruben向我们讲述了Fatima的故事。在这里听到的故事总是如此沉重，简直不像是21世纪发生的事，我又不免想到了《摩托日记》里的段落。时光荏苒，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却好像从未改变过。 Fatima的村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咖啡园工作。因为老板（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后代）还拥有大片的芒果园，于是在收获的季节，咖啡园的工人们被迫去芒果园帮忙采摘芒果。工作量大得惊人，工人们的妻子们需要在凌晨1点起床为他们准备一天的食物，他们则凌晨3点就要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有时甚至是凌晨1点才回来。工钱是17格查尔一天（1格查尔约等于1港币）。1996年，因为常常超时工作，工人们要求老板付给他们超时工作的工资（总共增加到22格查尔一天），可是交涉多次无果，工人罢工后，老板居然拿出猎枪来扫射芒果树的树干以恐吓他们。后来工人中的15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并写了诉状寄到法庭。老板接到法院传单后，决定和这15个人做笔交易。因为聘请律师的费用是15000格查尔，老板说他可以把这15000格查尔给这15个人平分。工人们没有同意，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老板辞退了这15个人，而且写信给附近的咖啡园主说不要雇佣这些人，并污蔑他们是游击队员。不仅如此，老板还不让这些人的小孩去咖啡园的学校上学。他还关闭了道路不让生病的人去医院，并因此而导致其中一个人的死亡。咖啡园工人的家庭都共用一个公共水池，可是老板不让这工会成员的妻子们去公共水池取水以准备食物，还关闭教堂不让他们去祷告。老板甚至砍掉了工人们家门口种的果树。工会曾经一度壮大到45个人，可是因为老板私下交易和害怕被指控为游击队员，很多人又陆续退出，最后剩下25个人。 到了1999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1999年底，300个士兵出现在咖啡园里，带着搜查令，要求搜查工会成员的房间，说他们是游击队员，藏有枪支。还好那天工会的领导骑车去Columba上班（被咖啡园辞退的他们都不得不另找工作），路上看到了士兵，于是立刻去Columba的天主教堂告知此事。在教堂和人权机构的干涉下，搜查中途而止。人权机构进一步调查是谁批准了搜查令，发现批准人是一个法官，而她正是老板的亲戚。而且老板付了两百万格查尔（！）以调动士兵。 到了2001年，老板终于提出解决方案：给4个工会领导每人24000格查尔，其它人每人10000格查尔。因为工会成员的孩子们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学，他们被迫接受了这个交易。而老板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离开咖啡园，这使得他们的家人都非常难受。在教会的帮助下，他们花10万格查尔买下了现在Fatima所在的这片土地，又以五折的价格建起了18幢房屋（每幢16000格查尔）。因为Fatima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学校的学生们帮了他们很多忙，比如搬运建筑材料什么的。当时他们没有水，于是学校供给他们水，而且持续了很多年。2007年他们终于自己通了水和电，挖了渠，建了小学、教堂以及一个简单的诊所。可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并不理想，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需要去高地寻找当日零工。 我很好奇这些工会成员们在被辞退的五年中如何维持生计。Ruben说大部分人都靠亲友支持，少数人去了墨西哥的咖啡园工作。他说现在还留在咖啡园的那些人生活更加艰难，4个人一共每天才能赚到30格查尔。所以大家都很后悔当初没有跟他们一起坚持下去。 我真没想到平日在Fatima看到的村民们都是这么勇敢的斗士。特别是Elvia的丈夫，看起来老实胆小的Jose竟然也是工会的一员。 危地马拉腐败现象严重得惊人，连军队都为富人服务。所以工会其实也拿老板没办法，只因他有大把的钞票可以打通关系，逃避法律责任。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工会成员们搬出咖啡园的两个月后，老板在游泳时淹死了。而老板的姐姐，就是出主意砍掉工人们的果树的那个，也在不久之后因病死去。 记下这些谈话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病又犯了。是的，骨子里我大概可以算是“文艺青年”，可是经过理科班和6年工作的“浸淫”，变得对数字极其在意和敏感。所以每次和当地人聊天，我都忍不住详细询问他们各种数字――收入、房租、各种费用。。。还把这些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简直像个变态。 那几个美国小孩没有来听讲座。她们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脸上成天挂着一副欠抽的神情。 … Continue re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