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日记：6月12日――6月17日

上个星期的日记和照片在前一篇。

6月12日星期日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我和铭基结婚七周年纪念日。可是因为在旅行中，我们既没有互赠礼物，也没有怎么庆祝。可是我还是有点感慨：居然一眨眼就七年了！我现在总算知道了，“七年之痒”是真的存在的！我们身上晒伤的地方正在一块块地脱皮，痒得不得了。。。

收到的电子邮件里有令我们下巴都合不拢的消息：一对本来要在下周结婚的朋友忽然宣布婚礼取消，因为感情出了问题。这简直是电影情节嘛。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想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感情真的出现问题，取消婚礼总比婚后痛苦要好得多吧。

午饭后我们又乘坐那种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大巴回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新的一周马上又要开始了，走了几个人，又来了几个新面孔，可是也全都是美国人。晚上大家坐在厨房里自我介绍姓名、来历以及来这里学习西班牙语的原因，很多人都是出于帮助说西班牙语的移民或是病人的目的，和他们比起来我和铭基真是惭愧渺小，因为我们学西班牙语只是单纯为了旅行。Katy介绍自己的时候故意装出一副沉痛的样子：“我来这里是因为。。。我酗酒。。。”大家都差点笑昏过去。

我换了一个接待家庭，女主人名叫Victoria，非常热情友善。Victoria四十出头，已经有八个孩子！这里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多的孩子。。。Victoria家条件虽然也不怎么样，但是女主人持家有方，屋子里井井有条，孩子们的衣服都很干净。晚饭我吃了一种“假肉”，就是吃起来口感有点像肉的豆制品。

写日记时总是有无数虫子疯狂地飞来，以一种自杀式的孤勇狠狠撞在笔记本电脑的屏幕上。Sarah问我在写什么，我说写日记，她以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难道美国人不写日记吗？

6月13日星期一

这周我换了老师，她叫Flor，是我上周的老师Lupita的姐姐。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她。她看起来总是很累的样子，总是让我朗读大段的文章，然后自己在一边走神或是发呆。当然我可以理解：她住在Xela，每天六点就要出门乘车来山上的学校，家里有个六个月大的女儿需要照顾，周末还要去大学上学，每天晚上还要写作业写到半夜。。。

老师和我活在不一样的世界。就在此次旅行之前，我还重读了那本畅销书《世界是平的》，可是我想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世界根本就不是平的。我的老师在危地马拉应该已经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可是她从来没有去过危地马拉以外的世界，不知道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不知道股市到底是什么东西。老师甚至从来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佛教这种宗教。佛教和无神论，不知道哪一个更令她难以接受。老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在伦敦每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说实话，我也说不清为什么。责任、交易、欲望、野心。。。不外如此。可是仅仅就这些词语，我和老师已经有着不同的定义。

上课时有一只巨大的面目狰狞的虫子爬过老师的书本。老师差点吓昏过去，我非常勇敢地一掌把它打飞了。老师说她的朋友在自己床上发现很多蚂蚁，所以今晚只好去她家睡。

新来的美国人中有一个小团体，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四个女大学生来危地马拉进行暑期社会实践。他们已经在Xela待了几个星期，上午学西班牙语，下午去当地的小学教小朋友学英文。现在在这里也差不多，课余要去旁边的小学教书。听起来自然是很有意义，可是我总觉得他们身上有点什么不对劲。教授已经在危地马拉做了两、三年项目了，可是西班牙语水平居然还不如我。很难想象一个研究中美洲历史政治的教授居然几乎不懂西班牙语，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种傲慢了。而那四个女大学生更是对任何事物都毫无热情。她们满脸无精打采，像是被人逼迫着才来到这里。课余也不学习，总是看英文小说，讨论去哪里买东西和上网。路上有小朋友们热情地和她们打招呼，她们也爱搭不理的，非常没有礼貌。

一开始我很疑惑：既然对这种志愿者性质的项目毫无兴趣，为什么还要跑来这穷乡僻壤？可是后来我忽然有点明白了――大概又是把这种经历当成了简历的“装饰品”（CV decoration）。西方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实践和志愿者工作，如果有这种经历（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工作时肯定大加分。我在英国工作时认识不少有类似经历的人，可是背后的动机如何就因人而异了。不过话虽如此，不论动机如何，有行动总比没行动强，何况当地的小学生们的确也有获益。

这里每天都是上午出太阳，然后下一个下午的暴雨。今天又是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以至于窗户上的棚子都掉了一大块下来。“砰”的一声，学校里的狗狗吓得够呛。然后不出所料地，又停电了。

晚饭后有一个社区诊所的工作人员Florencia来做讲座“Salud en la Comunidad”（“社区健康”）。有些内容很有意思，比如他们最初学习注射的时候，没有实践对象，就给橘子注射；这里的小孩子对一种廉价而不健康的零食“Chicharrones”（炸猪皮）有疯狂的痴迷，吃起来没完没了。诊所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向大家解释这种零食的危害性，甚至当众进行“烧chicharrones”的活动，好像林则徐虎门销烟；因为西药价格昂贵，诊所总是鼓励大家在房屋周围种植草药，一些简单常见的病症都可以靠这些草药解决；我们问她这里的人们如何避孕，她说因为这里的男人从来不用安全套，所以不想再生孩子的女人们往往偷偷去诊所打避孕针或做手术。

另一个美国男生Robert今天下午才到。晚上讲座时他一问问题，我就忍不住笑了。问问题的角度实在太熟悉了。我悄悄对铭基说：“他肯定是学经济或者金融之类的。”讲座结束后一问，果然是学经济学的。令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居然对我们说了几句中文！原来他学过四年中文。Robert说他最近和他的香港朋友一同旅行，他们试图在途中寻找东方面孔，可是总是遍寻不着。我说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在一群欧美游客中，我们常常觉得非常孤独。

今天一整天还是素食，不过我已经不像上周那样疯狂地想吃肉了。我似乎已经适应了山上的生活――素食、蚊虫、暴雨、没有网络、频繁停电。。。之前听起来觉得可怕，可是事实上也没什么大不了。人的弹性和潜力都是无限的，现在我觉得其实就是在这里待上一年也没问题。

对了，我们把周末踢球的照片洗出来送给了老师们。他们非常喜欢。

6月14日星期二

学习西班牙语最初只是为了这次旅行，不过经过这些日子的学习，我竟然真的对西班牙语产生了兴趣。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学习语言的确很有帮助，因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甚至没有人喝酒，所有人都只好一心一意地学习。我能感觉自己在西班牙语上的每一点进步，而每一点进步都令我欣喜万分。我想旅行结束回国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学习西班牙语的。

今天和老师聊天，聊到为什么这里的村民总是找不到工作的问题。我说上个星期在Elvia家见到18岁的Fernando成天无所事事，问他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他说根本没有工作可以做。老师说没有工作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更大的原因是懒惰。她说其实国内还是有很多工程项目，在乡下找不到工作，完全可以去其它城市寻找建筑工之类的工作。可是很多人根本就懒得去。我觉得大概也是。Victoria的大儿子就在首都危地马拉城工作，从那里寄钱回家。铭基那家的儿子就更勤奋了，因为学习好，他得到了我们这个学校资助的奖学金，可以在周末两天继续上学。可是周一到周五他每天都去Xela的工地工作，每天光是交通就要花费三个小时。不过像他们这样的在这里还是少数。我想到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可是这里的年轻人却总是无所事事地待在村里。

晚上又有讲座，题目是“Fatima的故事”。Fatima是我上周接待家庭所在的那个村。和这周所在的Nuevo San Jose不同，Fatima是比较新的一个村庄，村民们10年前才来到这里定居。周末在学校做保安工作的Ruben向我们讲述了Fatima的故事。在这里听到的故事总是如此沉重，简直不像是21世纪发生的事，我又不免想到了《摩托日记》里的段落。时光荏苒，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却好像从未改变过。

Fatima的村民们以前都在同一个咖啡园工作。因为老板（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的后代）还拥有大片的芒果园，于是在收获的季节，咖啡园的工人们被迫去芒果园帮忙采摘芒果。工作量大得惊人，工人们的妻子们需要在凌晨1点起床为他们准备一天的食物，他们则凌晨3点就要上工，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或11点，有时甚至是凌晨1点才回来。工钱是17格查尔一天（1格查尔约等于1港币）。1996年，因为常常超时工作，工人们要求老板付给他们超时工作的工资（总共增加到22格查尔一天），可是交涉多次无果，工人罢工后，老板居然拿出猎枪来扫射芒果树的树干以恐吓他们。后来工人中的15个人组织起来成立了工会，并写了诉状寄到法庭。老板接到法院传单后，决定和这15个人做笔交易。因为聘请律师的费用是15000格查尔，老板说他可以把这15000格查尔给这15个人平分。工人们没有同意，于是矛盾进一步激化。

老板辞退了这15个人，而且写信给附近的咖啡园主说不要雇佣这些人，并污蔑他们是游击队员。不仅如此，老板还不让这些人的小孩去咖啡园的学校上学。他还关闭了道路不让生病的人去医院，并因此而导致其中一个人的死亡。咖啡园工人的家庭都共用一个公共水池，可是老板不让这工会成员的妻子们去公共水池取水以准备食物，还关闭教堂不让他们去祷告。老板甚至砍掉了工人们家门口种的果树。工会曾经一度壮大到45个人，可是因为老板私下交易和害怕被指控为游击队员，很多人又陆续退出，最后剩下25个人。

到了1999年，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激化了。1999年底，300个士兵出现在咖啡园里，带着搜查令，要求搜查工会成员的房间，说他们是游击队员，藏有枪支。还好那天工会的领导骑车去Columba上班（被咖啡园辞退的他们都不得不另找工作），路上看到了士兵，于是立刻去Columba的天主教堂告知此事。在教堂和人权机构的干涉下，搜查中途而止。人权机构进一步调查是谁批准了搜查令，发现批准人是一个法官，而她正是老板的亲戚。而且老板付了两百万格查尔（！）以调动士兵。

到了2001年，老板终于提出解决方案：给4个工会领导每人24000格查尔，其它人每人10000格查尔。因为工会成员的孩子们已经整整5年没有上学，他们被迫接受了这个交易。而老板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离开咖啡园，这使得他们的家人都非常难受。在教会的帮助下，他们花10万格查尔买下了现在Fatima所在的这片土地，又以五折的价格建起了18幢房屋（每幢16000格查尔）。因为Fatima就在我们学校的旁边，学校的学生们帮了他们很多忙，比如搬运建筑材料什么的。当时他们没有水，于是学校供给他们水，而且持续了很多年。2007年他们终于自己通了水和电，挖了渠，建了小学、教堂以及一个简单的诊所。可是他们现在的生活也并不理想，大多数人没有固定工作，需要去高地寻找当日零工。

我很好奇这些工会成员们在被辞退的五年中如何维持生计。Ruben说大部分人都靠亲友支持，少数人去了墨西哥的咖啡园工作。他说现在还留在咖啡园的那些人生活更加艰难，4个人一共每天才能赚到30格查尔。所以大家都很后悔当初没有跟他们一起坚持下去。

我真没想到平日在Fatima看到的村民们都是这么勇敢的斗士。特别是Elvia的丈夫，看起来老实胆小的Jose竟然也是工会的一员。

危地马拉腐败现象严重得惊人，连军队都为富人服务。所以工会其实也拿老板没办法，只因他有大把的钞票可以打通关系，逃避法律责任。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工会成员们搬出咖啡园的两个月后，老板在游泳时淹死了。而老板的姐姐，就是出主意砍掉工人们的果树的那个，也在不久之后因病死去。

记下这些谈话内容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职业病又犯了。是的，骨子里我大概可以算是“文艺青年”，可是经过理科班和6年工作的“浸淫”，变得对数字极其在意和敏感。所以每次和当地人聊天，我都忍不住详细询问他们各种数字――收入、房租、各种费用。。。还把这些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简直像个变态。

那几个美国小孩没有来听讲座。她们好像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脸上成天挂着一副欠抽的神情。

6月15日星期三

所有新来学校的人都很快发现在这里根本吃不饱。美国小孩们立刻去Columba买了面包、巧克力酱、花生酱、意大利面和各种零食以应付不时之需。很多学生每天都要吃六顿饭，即是每次在当地人家吃完饭之后，还要回到学校厨房再开“小灶”。我想当地人大概也吃不饱，所以才做很多玉米饼来打发辘辘饥肠。听说这里的男人们每天上工也只带玉米饼和水当作午餐，然而干的却是非常繁重的体力活。

我很喜欢和Victoria一家聊天。不过说是一家，其实我常见到的也只有她和四个女儿。女儿们的家教都非常好，特别是19岁的大女儿Suma完全就是做老师的材料。她发音非常标准，语速也慢，还常常纠正我的语法错误。她们给我吃的食物其实也都非常简单，可是至少不时有些蔬菜，不是只有面食。她们家的孩子们也都坐在桌前用碗吃饭，不像Elvia家的Blanca和Edo，总是把玉米饼咬了几口就扔在床上，过一会儿又捡起来再吃。我在这个家里感觉自在多了，大概是因为这家人虽然贫穷，可是仍然保持着尊严，不像Elvia家，一切邋遢混乱，好像已经什么都放弃了。

今天老师告诉我令我吃惊的事情：原来她没有结婚！可是她有孩子，而且和伴侣住在一起。原因就太复杂了。我问她：“这在危地马拉不是普遍现象吧？”她说：“当然不是。可是，我爸爸妈妈也从来没有结婚呢。”我都不知该如何反应，这种事在英国太普遍了，可是在危地马拉这绝对是前卫的一家人。

老师还告诉我，另一个老师，成天笑呵呵爱开玩笑的Rony，原来有非常令人难过的故事。他16岁的儿子在两年前骑摩托车出了事故不幸身亡。难怪上周末踢球时看到他们一家，他有个22岁的女儿和1岁的小儿子，当时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姐弟俩年纪差了这么多。没想到Rony的笑脸背后隐藏着如此巨大的伤痛，我听了很难过。

下午又是暴雨如注，而且又停电了。到晚上快10点才来。那之前大家都点蜡烛或是用头灯照明，继续学习。这里个个都是学习狂。

没有电的时候是没有热水可以洗澡的，好在山上天气凉爽，不怎么出汗。我想起之前去蒂卡尔神庙的那天，凌晨4点半就要出发，结果就在前一晚，我们所住的那个小岛停电停水。天气闷热得要命，没有风扇，还没有水可以洗澡。我们俩还得戴着头灯在凌晨4点收拾背囊。去蒂卡尔的车上，整整一车人都散发着可怕的臭味，真是不堪回首。。。

今天我牙疼了一天。不是曾经在纽约经历过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牙疼，但是也挺难受的。我吃了止痛片，但是也没什么用。不知道是上火还是蛀牙，我希望是前者，可是心里有点不祥的预感。旅行中最怕的就是各种病痛。如果是蛀牙的话，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上哪儿去找靠谱的牙医？

6月16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牙疼到受不了，翻来覆去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又被脚踝处的奇痒活活“痒”醒了。原来是那种毒蚊子在我脚踝上叮了几个奇丑无比的大包。。。我恨死它们了！

我确定我需要去Xela城里看牙医。可是这整件事很令人纠结，不知道是否应该今天就去。因为我们明天就结束两个星期的课程，反正也要回Xela，要不要咬牙忍一忍，等到明天上完课后回Xela后再去看牙医呢？可是后来因为有点担心明天下午到Xela时诊所已经关门，我和铭基商量后决定今天上午只上两个小时的课，然后马上乘车去Xela。

学校的校长很好心地给了我一个据说很靠谱的牙医的地址。牙医名叫Carlos，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个子中年男人。上门前我顾虑重重――那么多专业术语，我有限的西班牙语如何应付？和Carlos握过手后，我很忧虑地说：“对不起，我只能说一点西班牙语。。。”没想到Carlos马上笑了，他忽然转用英语说：“没关系。我会说英语呀！”我心头一块大石终于放下，开心得简直想拥抱他。

然而照完X光片后，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临了――牙虫已经蛀到了神经（所以才会那么痛），需要进行我最害怕的root canal（根管治疗）手术。手术需要一个小时，可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要赶在末班车前返回山里。和Carlos商量后，决定今天先做一部分手术，剩下的留待明天再完成。

我的牙齿从外面看真的非常整齐美观，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是完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那么容易蛀牙。这两个星期我们吃零食什么的的确比以前多，可是我和铭基吃的都是一样的东西，为什么他连一颗蛀牙也没有？！Carlos说这个世界就是很不公平的，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蛀牙，这是由DNA决定的。他说：“没办法，你只好责怪你的父母。。。”

Carlos问我手术前要不要打麻醉针，我说开什么玩笑！当然要啦！他说以前他治疗过一些不想打麻醉针的病人，全都是“疯狂的美国人”。有一个是越战老兵，他的满口牙齿都被挫掉一截，可是他坚决不要打麻醉针，因为“他享受疼痛的感觉”。还有的就是基督教中某些教派的教徒，提倡自虐苦修，把疼痛当作苦修的一部分。

牙齿手术总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一开始麻醉尚未完全见效，而牙神经还没有被剪断，痛得要命。我一直是个忍痛能力很强大的人，所以一声没吭，但是泪腺却不受控制，眼角慢慢流下一滴泪来。Carlos看到吓了一跳：“你痛干嘛不说？”我很委屈：“我还以为这是手术必须承受的呢。。。”

虽然在旅行中牙齿出问题是件很倒霉的事（而且是在这么不发达的危地马拉！），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遇见Carlos。他不但手艺不错，能说英语，而且人也很风趣健谈。手术中他不停地和我们聊天开玩笑，真的使我放松不少。他也毫不避讳谈论自己的私事。Carlos今年42岁，有两个孩子，两年前离婚了。一年前再婚，现在的妻子是他去古巴旅行时认识的，也是个医生。可是因为古巴的对外政策很严格，他们至今还两地分居，需要再过一年才能团聚。而且这期间他的妻子不能来危地马拉，所以他只好频频往古巴跑，过去的一年中一共去了12次！

在危地马拉做根管治疗的手术费用虽然还不到欧美国家的三分之一，但是还是数字不菲。我觉得有点抱歉，可是铭基安慰我说牙齿的问题反正总归都要解决，这个钱总是要付的，在哪里都一样。我想想的确也是如此。回去学校后我大概可以和Tristen交流一下在危地马拉看医生的经验。。。他在这里做了绝育手术，我在这里做了牙齿手术，听起来真是有点搞笑。。。

和Carlos告别后来到楼下的等待区，简直吓了一跳――怎么那么多人都在等着看牙！看来Carlos在本地一定是个名医。

回程我们还是乘坐那俩古老的拥挤的狭窄的一排可以挤八个人的巴士“Xelaju”。说实话，经过这些日子乘坐Xelaju往返于Xela和山里之间，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拥挤，而且反而对这里的当地人有了更深的敬重。大部分乘客都是当天在Xela打工结束回到山中乡村的家里，因为自己也很疲累，更能理解别人的苦处，所以大家都很自觉地尽量缩小身体，以便让别人也能坐下休息一会儿。彼此之间都很友好，完全没有抱怨。车掌也很勤劳地帮助乘客上下车，辛苦地爬上爬下，把货物放上车顶或是拿下来。因为常常下雨，他们往往是一身的雨水和泥浆。眼前的一切有点古风盎然，是在现代城市里很难见到的情景。

明天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天，按照惯例会举行一个小小的毕业典礼，而我们需要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和表演节目，以展示这些日子西班牙语学习的成果。这事儿真让人头疼，尤其是因为去城里看牙医耽搁了很多时间，没办法准备得那么充分。可我们也不愿意马虎了事，所以晚上一直在练习演讲和唱歌。我们打算唱一首著名的西班牙语老歌“La historia de un amor”（《爱的故事》）。铭基弹吉他，我唱歌。说起来还要感谢李宇春同学，如果不是她当年在超女舞台上唱过这首歌的中文版《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孤陋寡闻的我们也不会有兴趣去寻找这首歌的西班牙语原唱。

牙已经不疼了，但是我觉得上面的一颗牙好像也有点问题。真是悲剧。。。我打算明天去让Carlos再照个X光片。

6月17日星期五

为了赶回Xela城里做手术，我们决定上午课程结束后不吃午饭就收拾东西回城。所以今天的早饭是我在Victoria家里吃的最后一顿饭。大女儿Suma告诉我今天是危地马拉的父亲节。我问她：“那你们怎么庆祝呢？”她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没有钱，所以没办法好好庆祝，只能在清晨时分，爸爸去上工之前，所有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为爸爸唱一首歌。我听了很感动可是也很心酸。

上课的时候和老师聊天。我问她来这里当老师之前是从事什么行业。她的回答令我吃惊，原来她以前是在鞋店卖鞋的！现在当老师其实收入也不多，但比起卖鞋来还是好一些。她说这个学校只有在5月到8月之间才常常满员，其它的时间里学生都不多。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来这里的学生数目急剧减少，有时一个星期也只有一个学生。老师们只好轮流来上课，没有学生的时候他们是没有收入的。而没有生源这件事对当地的村民影响就更大了：学校付给当地家庭用以招待学生的费用是每个学生每顿饭15格查尔，招待学生一个星期的收入够一个家庭的十几个人生活两个星期。可是当地的几十家人本来就是轮流招待学生的，每个家庭每隔三个星期才能轮到一次。。。

毕业典礼于课间在学校前廊进行。这个星期只有我和铭基两个人毕业，可是观众却相当不少。我们感谢了学校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也谈到中国人和危地马拉人之间的缺乏了解，告诉大家我们会让更多中国人了解危地马拉，也希望更多人能够来到这个学校，在学习西班牙语的同时也帮助当地贫困的人民。如果不同地方的人们之间能够多一点交流和沟通，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之后的唱歌也还凑合，尤其是在没有什么时间练习的情况下。我因为紧张声音有点发颤，不过铭基的吉他好像没有弹错音。。。

收拾行囊的时候我心情复杂，既觉得轻松有有些不舍。这里没有任何娱乐场所，连散步都因为频繁的大雨而无法进行；被蚊虫咬得满身都是包；早晚天气很冷，洗澡又只有一点点热水，以至于我自暴自弃，三天没有用肥皂。此刻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一家像样的旅店好好洗个热水澡。。。可是我也知道自己以后一定会常常怀念这里，怀念和这里的人们共度的两个星期，怀念人与人之间朴素而真挚的情谊，怀念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赛跑的情景，怀念学校里温馨的小厨房，怀念同学们在停电的夜里点着蜡烛一起学习的执着，怀念Tristen、Katy和Sarah的吉他与歌声，怀念从村口去Columba的picop卡车，甚至怀念那些简单得近乎粗糙的面团和玉米饼。。。

我们肯定还会怀念学校里不知廉耻的三只狗：Compa、Cabi和Buster。临走前我们抱着它们的头“狠狠”地“揉搓”了一番。它们很久没有洗澡，又总爱去外面草地泥地里打滚，全身都散发着臭味。可是我想哪里都找不到像它们那么粘人那么友好又那么不要脸的狗了。

我知道，有些当时看来不起眼的小事，也许反而会长久扎根在记忆里。

回到Xela，在旅店放下行李，我们马上就去Carlos的诊所做手术。照了X光之后，Carlos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上面那颗牙也需要做根管治疗手术，好消息是这个手术比下面那颗牙的小得多，也便宜得多。果然。。。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旅行前几个月我已经去伦敦的牙医处洗过牙，可是当时那个牙医居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简直是玩忽职守。。。

两个手术一共进行了两个半小时，途中Carlos也累得够呛，不时得停下来擦擦汗，休息一会儿。我问他自己有没有蛀牙，他说：“哈！现在当然没有，可是当年我学习牙科之前简直是满口蛀牙！做手术做得痛苦死了！所以我决定当牙医报复别人，可惜没办法报复那年给我做手术的那个牙医。。。”

在危地马拉有那么多的穷人，牙齿出问题时怎么办呢？我问他：“如果这里的人没有钱来私人诊所做这么贵的根管治疗手术，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比如去公立医院的牙科什么的。。。”Carlos摇着头做了个决绝的手势：“没办法。只能拔掉。”

通过Carlos，我依稀看到了危地马拉的另一面，与我在过去两周内看到的情形完全不同。牙医是高收入的行业，Carlos在此地绝对至少是中产水平。他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不用像Fatima的村民们那样背着柴火在大雨中走长长的山路，不用给孩子们穿别人不要的旧衣服。。。他的诊所里摆满了他收藏的玩具汽车模型，他可以一年去12次古巴看望妻子，他在诊所里用笔记本电脑上facebook和skype，他受过很好的教育，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可以用英文和我们聊关于美国、法国、古巴、中国、日本、甚至北朝鲜的各种话题。。。

和Carlos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世界是平的。可是我也知道，就在这个诊所的百米之外，世界已然出现了断层。那些有趣的对话，那些别致的爱好，那些丰富的感情，全都一一坠落到深邃的谷底。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平面上，只有贫穷的街道，绝望的日落和破败郊区的月亮。如果此刻有一只鸟在空中俯瞰下面的人类，它是否也能看清命运的构造？我的确相信人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既然能做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你不得不承认这也还是需要某种运气。我想所谓命运，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说，大概就是杯子是什么形状，水就是什么形状。这种说法太悲观太不励志，可是这才是事实。

记得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卡尔维诺借马可之口说：别的地方是一块反面的镜子，旅行者能够看到他自己拥有的是何等的少，而他所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我想这里所说的“少”和“多”并非专指物质，更确切地说是指哲学意义上的人生的可能性。在山里的两周我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瞬间，或者是一生，而这一生或是一瞬间本来完全可能是属于我的。如果不是命运的操纵，那个背着柴火在雨中行走的女人很可能就是我自己。这是我未曾拥有也大概永远不会拥有的人生，可是我情愿不要这样的可能性。

作家史铁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好运设计》，大意是说要是今生遗憾大多，在背运的当儿，不妨随心所欲地设计一下自己的来世。生在穷乡僻壤，有孤陋寡闻之虞，不好；生在贵府名门，又有骄狂愚妄之险，也不好。最好是既知晓人类文明的丰富璀璨，又懂得生命路途的坎坷艰难；既了解达官显贵奢华而危惧的生活，又体会平民百姓清贫而深情的岁月；既能在关键时刻得良师指点如有神助，又时时事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奋斗绝非平步青云；既饱尝过人情友爱的美好，又深知了世态炎凉的正常，故而能如罗曼·罗兰所说“看清了这个世界，而后爱它”。。。这样的位置好么？当然好！可是这么好的位置在哪儿呢？

在下辈子。在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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