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香港假期太过完美，离开时几乎有点舍不得。还有那么多地方没去呢——著名的远足路线麦理浩径、万宜水库、浪茄湾、石澳、东坪洲地质公园……最厉害的是，这些远足径和郊野公园既自然幽静又经过了精心的管理，一路标记清晰，设施完善，只要不乱走都很安全。
我常觉得这就是香港的魅力：外表光鲜不算什么，真功夫都在细节里。一眼望去，香港高楼拥挤，地方逼仄，寸土寸金，居大不易，但当你用一种三维立体透视的眼光去看这座城市，就会发现它那精密仪器般的灵巧与秩序。比如说，第一眼你只看到路边时髦的电子产品商店，而其实它上面还有20层，每一层都可能隐藏着餐厅、茶室、裁缝店、补习社或会计师事务所。大厦里的电梯或许狭窄破旧，但门一开，转个弯你就进入明亮洁净的牙医诊所，享受到专业而周到的医疗服务。龙应台写过一篇《什么是文明？在香港看一次牙医就明白了！》，说的就是香港社会那种近乎标准化的优质与高效，以及它背后那一套成熟完善的机制体系。
16年年初我们在香港住了一个月，刚到时不断哀叹“没有京东没有淘宝没有美团这日子可怎么过”，可越到后来越发现这根本不是问题。每个社区都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步行范围内可以办成所有事情，而且三教九流都有自己的去处。那时毛衣还小，我们每天带着她去各个免费的公园和儿童公园，所有游乐设施都设计得合理有趣，没有国内常见的那种“声光电”刺激，令人感觉舒适又安心。
在香港的最后一天，依然是阳光明媚，空气澄净。一想到马上要回北京，等待我们的是沉沉雾霾与漫长冬日，心中不禁生出丝丝哀怨。在此之前我从未动过在香港生活的念头，这一次却有个声音在耳边萦绕不去：Why not？
从外表看，香港有我喜欢的大都会气氛和各种迷人的反差：霓虹灯与摩天大楼的阴影下隐藏着烟雾缭绕的寺庙，老式有轨电车与炫目的超级跑车并排而行，高档饭店俯瞰着后街的小摊和茶餐厅，传统中药店与闪闪发光的豪华购物中心交相辉映……从内部来说，香港也很殊胜：税低，效率高，办事方便，法治尚存，廉政未泯，言论还自由。尽管社会贫富悬殊，但底层人士有福利制度的庇护，一般不存在挨饿受冻、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不得不说，香港的确算是一方宝地。
那么，why not？为什么连铭基这样土生土长也深爱香港的香港人，每次提起回香港生活的可能性，脸上都会闪过一丝犹豫？
回到北京以后，一股突如其来的冷空气令我患上了感冒，也给我一时发热的头脑降了温。是啊，度假与生活完全是两回事。就像我很喜欢去日本旅行，但绝不会想要在那里定居。而说到日常生活，香港也确有令我望而却步之处。
比如说，人们那种惊人的相似。
我说的并不是他们的外表。仅看外表，香港有两类截然不同的典型人群：一类是富人、高级中产、出没在中环和尖沙咀一带的各种专业人士，一个个被金钱打造得神采奕奕，正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那种形象，有点像是新派的黑帮；另一类是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司机——我眼中最为纯粹的香港人。坐在方向盘后面，旁边一口气排开八个手机同时接单，他们像亡命之徒那样开车，一边通过广播和同行们聊天，一边诅咒那些和他争抢车道的汽车，眼睛还不时向后视镜投来一瞥——这些都是一个洞悉这城市的真相，偶尔还做做白日梦、但基本上对现实已不抱幻想的人的标志。“搞搞震冇帮衬，”他不时发句牢骚，然后长叹一声，“唉——搵食艰难。”
但他们还是惊人地相似。这相似是由一种共同的烙印形成的，它印在他们各人苍白而漠然的脸上，印在各人的高级定制西装和破洞T恤上：现实主义、功利主义、勤奋而被动、总想投机却又极端的世故务实。
“做人最紧要是开心。”——TVB剧里这句话频繁出现，让人误以为这是香港人的人生箴言。但这不是真的，它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看看那些排队等巴士或出租车的人，或者那些在陵墓般的地铁站里进进出出的人，他们看上去都像不开心的机器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是压抑和冷漠，空气里简直弥漫着无法形容的悲怆，就好像对他们来说，生活即使在你认为无法忍受的时候也可以忍受，而那正是最可怕、最不可忍受之处。
在香港时，有一天印度好友阿比打电话来叙旧。他也曾在香港工作过一年多，我开玩笑地问他是否想再回来。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几乎能感觉到他在电话那一端拼命摇头。为什么呢？我问他。
“香港只有一种价值观，”阿比说，“money money money。”
这也正是我的感受。这个社会除了关注金钱，就是关注金钱。所有人从出生起便开始被灌输一套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崇尚市场竞争，拥抱消费主义，以经济竞争力作为衡量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标准。要出人头地，要赚很多钱，要买大房子，要做李嘉诚。香港人受到的教育很功利：会读书的去上大学，以后成为医生、律师、银行家、公务员等高收入人才，其他人就去做别的工作比如低价值服务业，几乎没有咸鱼翻身的可能。
所以香港“怪兽家长”的比重远高于大陆家长，为了把孩子从小送入精英教育系统，几乎无所不用其极。但难度还是很高，名小学、幼稚园的录取率比哈佛还低。铭基有位好友是著名的“神校”拔萃女书院毕业，她的孩子却不幸没考上拔萃，简直痛心疾首，在家哭了一整个晚上……
香港的教育质量据说很好，在“全球十大最佳教育系统”中名列前茅。我不知道如今是否有所改进，但从目前的社会状况来看，香港教育有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工具性特别强，对没有明确回报的事情缺乏兴趣，比如文化学术或是政治理想。这实际上应该归咎于一种代代相传的“成功学”思想，因为经济成就一向是香港最引以为傲之处，几十年的繁荣安定似乎证明了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是行之有效的，而要令这个经济神话延续下去，社会便须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
香港作家陈冠中先生在《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对这种价值观有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大环境造就了香港的经济腾飞，但也从此养成路径依赖。香港人在经济上尝到甜头，于是认为自己特别灵活能干——不管哪个行业都是很快就学会了，赚到了，认为自己了不起了，又转去做更赚钱的行当。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思想心态：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但转变也很快，过后即丢，而且学什么、做什么是无所谓的，没有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用追求那些宏伟长远的东西。
也正因为这种全民“赚快钱”的信仰咒语，投机习性被一再强化，香港人渐渐从赚辛苦钱进化到想同时赚更多更容易的钱，比如股票和地产。就连政府的思维都像地产开发商——如我上篇所说，郊野公园占了香港4成土地面积，绿化覆盖率达到70%，城市建设用地严重不足，可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还是利用这个迷思来政策性地逐步把地价推高？答案当然是后者。不靠卖地和房税征来的钱，香港人又怎能享有这么窄的税基?
政府以限量供地令房价长期上涨，让有产者与开发商、银行、股市利益与共。几乎每个市民都在炒房炒股，以期快速赚钱。的确有很多人搭上了顺风车而获利，但对地产和金融的过分倚赖导致了制造业的凋零，也造成了今日香港社会的两极分化，整个中间收入的行业都消失了。
正所谓：一切美好，全靠地产，直到它成为怪兽。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房价越来越畸形，住宅面积越来越小，资源被高度垄断，底层人士翻身无望。香港人历来以实干精神闻名，相信只要勤奋努力就能过上不错的生活——而过去也的确如此。可如今人们拼命劳作，得到的却只是变了形的影像，宛如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这座城市的确是一个外表华美、可供参观的洞穴。
而洞穴中的人也并不愿意去追求其它形式的生活。香港人普遍有妥协意识，换句话说就是极度现实。人们顺从于社会设下的价值规范，忙着扮演自己被分配到的角色，为这城市的正常运转做贡献，不争不吵，不喜不悲。辛苦劳作是生存的条件。世界不是需要破解的秘密，而是当下之务。如果他们没有死气沉沉，没有压住怒气，我们还以为他们很幸福呢。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时间也没有热情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常常觉得，也许正是这种被动使得无厘头主义乘势而起，成为了香港人最重要的精神食粮。
上一代香港人普遍是经济动物，他们的自利和投机成就了香港的经济神话，同时也埋下了许多隐患，令它落后于急剧变化的外部形势。他们不关心民主和公义，不重视文化发展，不在公共领域争权益，没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概念，而只作私下安排。这套单一而主流的成功学和价值观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开始逐梦前便已被现实压弯了腰，或主动或被动地放弃生命中的其它价值，把自己打造成机械的经济人，不再去想象这座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它更好的可能。
在这座城市，被垄断的不只是资源，还有自由思想。香港一向以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著称，可如果寡头垄断了一切包括思想，再自由的经济制度，意义又何在呢？如果以为市场能自我修正，制度能解决所有问题，每个人便自愿扮演制度流水线上一个没有思想的螺丝钉，无人担责，无人作为，直到制度成为桎梏。
这正是香港最令我难以接受之处。人需要面对生活，但不能被物质消费和功利主义垄断思维方式，不能以此作为最重要的价值。如果我选择在香港生活，又无法接受它的价值观，那么这个城市永远都会和我格格不入。而我既然改变不了它，也许最后只能痛苦地向它屈服。
我并不是在假装大陆就没有香港的这些问题。诚实地说，我们这边速度更快，戾气更重，心态更浮躁，越来越多的人们被物质主义绑架。在政治平等和社会公正等方面，大陆离香港更是隔着十万八千里。但大陆最终的优势在于它的纵深和复杂——即便是那种泥沙俱下的复杂也是生命力之所在。尤其是在北京，这里的人们更加多元，历史底蕴依然厚重，有更多更有趣的文化活动，也并非所有的事物都会被折算成金钱。忘了在哪儿看到有人说，北京像是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而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in to be in）。此处的上海也可换作香港。
也许是我要求得太多，也许我应该满足于这座迷人城市的华美与复杂，满足于快乐地迷失在它的矛盾之中，满足于它所能提供的公平与自由。我并不排斥将来去香港生活的可能性，不过至少就当下而言，身为“非主流”的我，恐怕还是在北京活得更为从容自在吧。
当然啦，也不是所有的香港人都甘愿死守洞穴，看着墙壁上变形的影像度过一生。有些人无法接受那洞穴的狭隘，于是选择离开，去探索真实而广阔的世界。
铭基也是离开的人。这些年里，我一次次地陪他重返故地，探望家人朋友。你离开了，别人依然留在这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我却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吃惊，因为这些人还在这里。每次回家，婆婆都会做一模一样的菜，就好像这些岁月并没有流逝，她和她的一手好菜都存在于瞬间的永恒之中。
我们和铭基的奶奶约好一起饮早茶，毛衣拉着她的手叫她“太嫲嫲”，她回应以灿烂的微笑。直到一顿饭都快吃完，我才意识到老太太已经不认识铭基了。我忍不住地想：她是否真的知道，她的孙子离开这里已经很多年？
就像每次回到南昌的感受一样，眼前所见既令我惊奇也带来某种安心感——还有这么一些人情愿一辈子待在同一个小地方，而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别处谋生。我从他们身上隐隐窥见了自己人生分叉的小径，曾经有过的另一种可能。
我一直相信每当你离开一个地方，也同时把你的一部分留在了那里，继续过着一种你原本该过的生活。有些人立场坚决，潜力无限，能在自身之外创造出另一个迥然不同的自我。比如铭基，我总感觉他留在香港的那个自我于我而言完全是陌生人，每次他回香港度假，晚上和那几个老友一起去喝酒打桌球的时候，我怀疑他其实是去短暂地变身——就像狼人在月圆之夜那样，变回他原本的样子。而至于我自己，一个敏感而懦弱的人，情况则更为复杂。很可能我已经分离出了好几个自我，而每个自我都跟随着我做出和没做出的决定在各处游荡，有时擦肩而过，有时相遇融合。哪一种是更好的人生？有没有更理想的生活规划？横跨在时间中的我难以回答。
香港一直是个人们来来去去的地方。A transient place.我认识的香港人阿刚是个与“香港精神”无法兼容的“异类”，他很早就离开家乡，周游世界，最后留在西藏开了一间咖啡店；香港男生Michael很早就出来工作，趁楼市跳水及时出手买下一套小公寓。去过大陆和东南亚旅行后再难回头，索性卖掉香港的公寓，定居清迈开起了青年旅社；旅途中遇见的香港女生Steph，辞掉广告公司的工作，专门前往加尔各答的仁爱之家做三年义工；铭基的妹妹妹夫去年搬到了台北，除了工作原因外，身为“文青”的他们也的确更为适合台北的生活节奏和文化氛围；更不用提那些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他们往往也是厌倦了这座城市的局促和功利，去新天地寻求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高品质的生活。。。
与此同时，许多西方人从地球的另一端出发，来这里享受美妙的东方风情和优越的expat package，也趁机摆脱他们的同类、糟糕的天气、无聊冰冷的生活；大陆的前辈们曾经来此躲避战火，后来又为了谋求生计或追求自由而投身此地——在铭基的大学同学中，好几个都是小时候跟着父母游过深圳河偷渡来到香港的；直到如今，来自大陆的各种人才和西方名校的海归们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积累工作经验，憧憬更美好的将来。。。
每个人都有想要逃去的地方。总有别的位置可以去占据。在我看来，所有这些人不仅仅属于这个地方，更属于这个时代、这个环境、这段历史。他们（也包括我们）像武打片里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的特技演员那样，从一个故事跳进另一个故事里。当然了，还要学会不跌倒。
但我们渴望逃亡的终点往往是让人失望或厌倦的，因为逃亡的迫切会将其过度美化，而逃亡的辛苦又会使它难以等价。审美上的喜爱与实际人生之间终究隔着距离，因此有人来了又走，也有人走了又回来。既荒诞又平常的旅程。
博客时期认识的网友magic一家7年前从大陆来港定居，他一直很喜欢香港，也非常热情地投入本地的生活，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努力维持丰富的精神世界。可是从3年前开始，他也渐渐心灰意冷——对政治现状，对教育体制，对许多令人爱恨交织的东西。于是他们又一次选择出走，这次是前往遥远的澳大利亚。我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在那片大陆找到更合心意的生活方式。
十几年前我在伦敦认识了来公司总部培训的香港同事卡菲，从此成为好友。在之后的岁月里，由于她先生Glenn工作的特殊性质，他们四海为家，每过几年就换一个地方工作，从香港到英国，再从英国到加拿大，最后两人一起辞掉高薪厚职，用一年多的时间去环球旅行。旅行结束后，他们还是回到了香港，然后一口气生了3个孩子。这次在香港见到他们，举家出动时真是声势浩大——精力无限的老大老二在前面冲锋陷阵，9个月大的老三躺在婴儿车里。卡菲和Glenn背着巨大的母婴包，不断地从里面掏出玩具、零食、水和奶瓶，以满足3个孩子的不同需求。。。
我记得在回港之初，Glenn还是有过挣扎的。他去读了设计课程，想摆脱并没多少兴趣的金融老本行。然而进展不如他所期望，曾以为能凭着年轻和激情杀出重围，可香港总能及时收回他们，就像大海将水手吞噬。Glenn又穿上西装回到中环，做回他的精英银行家，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嗯，也不尽如此，后来他和朋友一起投资在土瓜湾开了一家青年旅社，虽然不怎么挣钱，但它是他们与那段疯狂的过往之间仅剩的联系。或许它还是一个证据，证明他曾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地对抗过这座城市——那美好的仗他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他已经跑尽了。
我们一起在公园里度过了一个“合家欢”的下午。我觉得现在的卡菲和Glenn真的很幸福，痛并快乐着的那种幸福。我为他们感到高兴，但还是有什么东西令我怅然若失。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年环球旅行时路过伦敦的他们——漂亮而不羁的一对，穿着破洞牛仔裤，眼睛亮得像煤炭，每天都在盘算怎样省钱，随时可以把所有东西往背包里一装，回到路上开始流浪。那样的他们很难与眼前带着三个孩子、家里雇佣了两个菲佣的他们重叠起来。时间一去不返，这样稀松平常的事情却再次深深触动了我，也许因为我也在他们的眼睛里看见了相同的影像——曾以为自己就本质而言是无根漂泊的人，而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冒险，可时间把我们固定住了，现在我站到另一边去了——我变成了度假时要住高级酒店、认为我所拥有之物不可剥夺的那种人。
“你们的青年旅社怎么样了？”我问Glenn。
“哈，”他一边督促老大老二喝水，一边苦笑叹气，“我已经一年没去过了。。。”
还有另一类香港人，他们离开家园，前往祖国大陆或是世界上任何地方，不是因为厌倦了香港，也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与幸福，倒更像是17世纪的欧洲人漂洋过海去美洲大陆谋生——并非对目的地有任何审美上的好感，而只是希望能够得到一块丰沃的土地或更好的工作机会。
陈冠中写过一本小说《什么也没有发生》，里面的主人公张得志就是我说的这类香港人。他是个专业经理人——香港盛产的职业，中产阶级的主流，国际资本的港籍雇佣兵。张得志用一种冷静得有点可怕的口吻自述人生，剖析他们这类人的心态：他们以专业为荣，自认为有专业精神，懂得依照游戏规则办事，但如果能过关也随时可以破例；他们用理性去帮公司达成目标：赚钱、占有市场、建立品牌、合并收购、上市，不管是用什么手段；他们不会被一些非理性的感情、喜恶、价值、对错好坏牵制；他们可以活在任何一个世界，也随时可以转换轨道。
张得志是香港制造出来的典型人才。他的专业技能和实干精神令他去到全世界都有价，收入颇丰，买名牌饮红酒，但他对所有事情都切割得很清楚，每次都当一个项目去做，做完收钱走人，不大理会项目上的道德对错或后遗症之类的东西，也不会介入当地的政治、社会矛盾、文化冲突。他只去赚钱。他只爱自己。
在张得志的个人小传中，你能看见外部世界的变迁，比如67工潮、73股灾、中英联合声明、天安门、邓小平南巡、香港回归。。。但这些大事件只是他生命的背景，衬托出他的无动于衷。对于国际政治的变化，他既不关心，也没有观点。他在意的只是如何顺应时局为老板打工，同时自己赚取佣金，无论是在西非、大陆还是台湾。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西非，是生是死，香港有人关心吗？或若没有碰上雪茄黎，西非世界又与我何干？如果我长住芭里，北京天安门对我来说是在另一个星球，正如我四岁坐火车到了罗湖，大陆已不存在。”
他所信奉的是“滚石不聚青苔”，不单工作上如此，连私人情感生活也一样。喜欢一个大陆女子，但又随时保持警觉，不想为情所困。于是一旦察觉到对方发出爱情信号，他便立刻抽身而退，重新做回无牵无挂的自由人。
刚看完这本小说时，我觉得太夸张了，太极端了。张得志在行为上是享乐主义者，心智上却如出家僧——确切地说，更接近胡兰成那一类“永结无情契”的狂禅。。。自私冷酷，唯利是图，活在当下，心无牵挂，这真的是一种普遍的香港精神吗？
然后我想起了铭基的那些同事和朋友，从香港派驻大陆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外表平凡，低调谦逊，没有张得志的好品味，也不一定有他的女人缘，但骨子里他们的确有着一脉相承的世故与无情。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只要有钱赚，他们可以随时拎起箱子去任何地方生活，从此不再与之前的轨道发生交集；他们喜欢在工作之余炒房炒股，很多人累积了可观的财富；他们之中有些人单身，有些人离异，有些人有家庭但长期两地分居，单身汉般的生活一过就是20年；他们也几乎从不谈起自己的家庭或私人情感，不大关心时事政治，自己人的微信群里聊得最多的就是吃喝玩乐，偶尔带到敏感话题时马上会有人提醒大家说话小心。。。就这样，在我的脑子里，张得志穿着阿玛尼西装从书里走出来，变成了我认识的一个个香港人，一支专业而冷酷的港籍雇佣军。
无论人世如何变迁，对张得志来说都毫无影响，“什么也没有发生”。他相信只有心无牵挂地活在这一刻，远离一切是非，才可以不论发生什么，或什么都没有发生，皆无所谓，故亦无烦恼。而当他最终不大甘心地死去时，对于他人和世界来说，同样也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情感无处安放的香港人们的悲哀，也是这座城市的膨胀与虚妄。
张得志宛若香港的城市人格，而作者借笔下人物之口，直言城市本身同样“什么也没有发生”——相比起海峡两岸的风云变幻，香港的确是风平浪静，人们过了几十年的好日子，没有与国家历史休戚相关的故事可以讲述。可是，其实哪个城市会真的无事发生呢？归根结底，也许只是因为香港没有那份自省的意识，也许自省的那个人已被匆匆人潮踩在了脚下——这是一种自然选择，是资本社会对抗自省的做法。于是，一切便如“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我又常常想起那天离开大澳时的一幕。
傍晚时分，游客们都要回去市区，大澳的码头上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我们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不由得开始担心是否会挤不上这班船。要知道，下一班船两个小时后才会来，整整两个小时如何打发？
有个当地人模样的老头走过我们身边，悠悠地说：“冇位啦，上唔到㗎。”
我们半信半疑，但又抱着侥幸心理，不想立刻放弃排队。
身后是一个戴眼镜的香港男生和他的大陆女性朋友。那女生表达了相同的忧虑，但港男用一种笃定的口吻说：“船上有很多位子的，没问题。”
“真的吗？”
“没问题，肯定能上。”
他听起来胸有成竹。我捅捅铭基，小声告诉他后面那哥们儿似乎经验丰富，不如听他的，咱们还是等吧。
船来了。队伍开始向前移动，眼看着船上的空间渐渐被填满，后面的女生忍不住又问她的朋友：“我们真的能上吗？”
“应该可以。”港男还是那样笃定地说。然后，毫无防备地，他忽然话锋一转，“如果上不了——”
我心中一紧，竖起耳朵。
“那我们就刚好可以看日落。”
我努力压抑着想要揍他的心情转过头去，却正巧看到他嘴角一抹忧郁而淡然的笑意。
后来我们果然没能上船。满载游客的它甩下了我们，海上传来汽笛的低鸣。码头上的人群发出此起彼伏的叹息，然后很快作鸟兽散，匆匆赶往巴士站，宁可多花时间在路上，也绝不留在此地作无聊的等待。大澳码头重归平静，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再也没见到那个香港男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留在这里看了日落。当时我心里很窝火，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自己不确定的事情也敢信口开河。可他那句话的后劲很足，就像一个咒语嵌入了我的情感深处。“那我们就刚好可以看日落”——我越想越忍不住微笑，在码头上满心焦躁、强压怒火的人群中，他就像是来自另一个荒芜世界的访客。
多么让人欣慰啊，每个大城市都有其异类——困惑者总是与我们同在，即便什么也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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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菲和Glenn家萌翻了的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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